先贤蘧伯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图)作者

先贤蘧伯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图)作者

先贤蘧伯玉是我国古代德化教育和以德治国的最早践行者。他比孔子年长29岁，二人感情甚好。当蘧伯玉在卫国出仕大夫且以贤德名满天下时，孔子还只是一个不满10岁的学童。此后，孔子周游列国的14年中，曾先后五次居住在蘧伯玉家长达九年。蘧伯玉以德治国的政治理念和实践活动深得孔子的敬慕与赞许。很大程度上，蘧伯玉的作为直接影响和助推了孔子思想体系的形成。正如台湾出版的《中原文献》所说，春秋时期，“蘧伯玉见重于孔子”，他们二人应属双星并辉。从历史影响和文化贡献衡量，蘧伯玉当是中华“大德先师”，尊称其为“中华德圣”绝不为过。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蘧伯玉未能像孔子那样，将自己的思想言论和学说形成著作且传下来，以至于其历史影响力渐而淡化，失去了与孔子并驾齐驱，交相辉映的历史地位，这既是先贤之失，也是历史之憾。

长垣是蘧公故里，也是“中华德根”之地。做为先贤家乡后昆的蔡云川先生多年来一直努力于先贤文化研究。他在本文中通过大量而翔实的历史典籍，客观而深刻地阐述了蘧伯玉的美好德行和以德治国的实践活动，对孔子儒家思想和庄周道家思想的形成所产生的直接和不容忽略的影响力先贤蘧伯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图)作者，满怀深情地记述了一代先贤对历代文人和历史文化，特别是对长垣故里的文化教育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充分展现了本文作者，勇于探索，敢于负责的唯物史观和热爱家乡思贤敬贤的乡贤情结。

中华文明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在这条群星灿烂的文化长河里，蘧伯玉虽比不上孔子、庄子等先哲影响巨大，但他作为一个文化现象，以其独具的文化魅力，一直闪耀在璀璨的中国文化殿堂之中。蘧伯玉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独特的，他以其超人的品格，兼容诸子多家的思想内涵，以德治国的方略与实践，舒卷自如的洒脱，不仅赢得了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庄子等文化巨匠的尊敬，而且对儒家思想的创立与发展，对中国文人心态，尤其对故里均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一、蘧伯玉的社会政治思想

蘧伯玉像

在没有关于蘧伯玉系统资料记载的今天，了解其社会政治思想确有难度。但从存在于有关书籍中的对他的阐述和评价，也可以大致了解到他的政治思想概貌。

（一）“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的知非寡过精神。蘧伯玉是一位要求自己非常严格的人，他常常静坐思过，避免或少犯错误。《论语·宪问》篇，就直接引用其派往鲁国看望孔子的使者与孔子的一段对话。“孔子问：‘夫子（指伯玉）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未能也。’”说明蘧伯玉的知非寡过精神连他的仆人都非常了解。正是蘧伯玉时常静坐思过，才使他一生中很少犯错误，至少不再犯同样的错误；而且，犯了错误也能及时发现而立即更改。这在中国文化逐渐走向兴盛的春秋后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个佐政的大臣，能随时检讨回顾自己的言行，克服自身缺点，努力修正错误，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完成呢?儒家思想向来重视修身养性、诚心笃志，注重知非寡过的自我反省。曾子曾说“吾日三省吾身”，即是说他每天多次自我反省，检查自己的言行是否得当。孔子也教导其弟子们说：“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即是说有了过错不能改正，那这个过错就是真的过错了。儒家另一经典著作《礼记·中庸》提出的“慎独”更是与这种知非寡过的精神一脉相承。

（二）“年六十而六十化”的与时俱进精神。这也是大思想家庄子对蘧伯玉与时俱进精神的高度概括。蘧伯玉不仅严格要求自己，常静坐思过，而且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随时调整自己的观念。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也是一位杰出政治家特别需要的。改革开放的经验告诉我们，人们观念上的转变是最难的，也是最痛苦的。远在2500年前的蘧伯玉就能做到这一点。他敢于面对现实，审时度势，持之以恒地纠正自己的过失而不断有所进步。《孔子家语》卷三中有孔子对蘧伯玉的评价，说他“外宽而内正，自拯于隐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汲汲于人，以善自终，盖蘧伯玉之行也”。说蘧伯玉始终把自己放在校正错误的活动中，随时改正错误，不断进步。这种评价是极其正确的。

（三）弗治之治的以德治国方略。外患内乱频频发生的卫国，在蘧伯玉主政期间，生产得到迅速发展，社会很快得以稳定，引起了各诸侯国的兴趣。访求他的人很多，得到的答复皆是“弗治之治”。原来蘧伯玉奉行的是以德治国的方略道家的处世哲学，执政者不用严刑酷法，而是以自己体恤民众的品德，以遵循道德的情操，免去了强迫命令的做法，使民众自觉自愿地去接受任务，为自己的国家出力。在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初期，弗治之治确已比较开明，博得了民众的拥戴，社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四）施仁爱于民的直己而不直于人。蘧伯玉为政一直施仁爱于民，他重农、悯民、了解民众之疾苦。他时时刻刻严格要求自己厉行裕民政策，不随便增加民众的负担。凡是他自己做不到的事情，绝不强迫民众去办，严格要求自己，而不去严格要求别人。自己事事做楷模，以教育民众。蘧伯玉历来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人始终抱着宽容、忍让的态度，不对任何人求全责备，是他仁爱于人的突出特点。

（五）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的舒卷有道。春秋后期诸侯兼并，大夫争战，整个社会动荡不安，蘧伯玉始终抱着守志不移的态度去处理国家和社会上发生的事件。诸侯和有权势的大夫的一切越轨行动，他能阻止的就规劝阻止，力量实在达不到的就坚决避开，从不同流合污。蘧伯玉一生中从不依附某一权势，始终保持品正行端。他的这一高尚品德，得到了社会的肯定，孔子就曾高度赞扬与品评史鰌和蘧伯玉二人的不同做法，他说：“直哉史鰌！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用现代汉语来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是：“正直呀史鰌，国家太平的时候，像箭杆一样直，国家危乱的时候，还像箭杆一样直；蘧伯玉真是一位君子，国家太平时就出来做官，国家危乱时就隐居起来。”历代鸿儒们都赞扬史鰌的正直，蘧伯玉的君子风度，一个是刚正不阿，一个是守志不移。并且都认为史鰌不如蘧伯玉，直固然好，一贯直稍嫌偏激，而不如舒卷有道，进退有度。蘧伯玉这种洁身自守的行为被孟子引申发展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成为中国知识分子2000多年来奉行的处世准则。

（六）始终遵循周礼而忠君。这是蘧伯玉的又一高尚品德，也是他作为臣子对事君的立场。春秋后期礼崩乐坏，周礼已荡然无存，几乎各国都曾出现过子弑父、臣弑君的流血事件。在整个社会动荡不安的情况下，蘧伯玉坚持忠君这一道德准则，对国君忠诚无欺，尽力尽责，为后人留下了“宫门蘧车”的千古佳话。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君主是政权与国家的象征，忠君这个概念其本质也往往和忠于国家、忠于民族联系在一起。由忠而忠诚，即忠正诚实，既是儒家为人处世的根本原则，也是封建伦理的重要规范，更是中华民族的一贯美德，当然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核心组成部分。

（七）遵道的以身作则，身体力行。蘧伯玉一生都遵循道，按照事物的本来的规律办事，坚持道不同则不相谋这一根本原则，影响了孔子一生的交友原则：道不同则不相交。蘧伯玉严格遵守忠恕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将心比心，始终以忠己之心忠人，恕己之心恕人，成为为人处世的最高准则。他的这一观点直接影响了孔子，使孔子在解释仁时也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见《论语·雍也》）

二、 蘧伯玉对孔子及儒家思想形成的影响

蘧伯玉对儒家思想形成的影响，最直接体现在其言行对孔门弟子及再传弟子的影响。孔子一生学无常师，主要靠自学，同时向周围人学、向生活学，从历史文献中汲取知识。孔子择友甚严，志不同、道不合则不与交往。正如《史记》云：“孔子所严事，于齐则晏婴，于郑则子产，于卫则伯玉。”他一生好友只有齐国的晏婴、郑国的子产、周王朝的老子、卫国的蘧伯玉，仅此几人而已。孔子70岁时曾对自己的过去做过一次回顾和剖析：他认为自己40岁起便能处变不惊，对事物有了自己的主见；50岁起认识到天命不可违，对天虔诚与敬畏并重；60岁耳顺以后心明眼亮，能辨别是非，能听进各种顺、逆之言，善自忍让。了解了这个大前提，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蘧夫子是怎样影响孔子、孔门弟子及儒家学说的。

孔子为了寻找能够实现自己远大政治抱负的地方，决定周游列国。公元前497年55岁的孔子开始周游列国，第一站就是卫国。刚到时住在子路妻兄颜浊邹大夫家里。第二年去宋未成，匡、蒲被困之后，他被蘧伯玉请回，就直接住在了蘧府，长达4年。第二次是周游宋、陈、郑、楚等国的4年后，又于公元前488年（64岁）返回卫国，还是住在蘧伯玉家里。可以这样说，孔子从知天命之年到耳顺之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蘧伯玉家度过。第二次到卫，蘧伯玉年事已高，且已告老退休，而孔子也未任实职，只是个“公养之官”，他就在蘧府设帐授徒，将自己的政治抱负灌输给学生。而与蘧伯玉的交往则更加密切、频繁、自由，不受任何限制和约束。在此期间，孔子开始整理《诗》中的《风》。他以自己的思想和周游列国的心得为标准，精心删订，并不时与蘧伯玉切磋，很快完成了《风》。加上返鲁后整理的《雅》《颂》，使《诗》顺利完成。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孔子和蘧伯玉道家的处世哲学，不难发现，在春秋后期二人共同生活的年代里，蘧伯玉不论学识、业绩、地位、影响都远远高于孔丘。这样说并非空穴来风和杜撰。蘧伯玉见重于孔子表现在六个方面：

（一）蘧伯玉年长孔子近30岁，当孔子青年出仕为官时，蘧伯玉早已是卫国的贤大夫了，而且世人皆知，名满天下。卫国孙林父、宁殖赶卫献公下台，请蘧伯玉参加，蘧伯玉严词拒绝，且从近关出走，被历代称颂为“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的舒卷有道精神已誉满列国，而此时的孔丘还只是一个五六岁的顽童。

（二）蘧伯玉与孔子二人治国方略相同，都主张施仁爱于民，以德治国。二人的不同点则在于蘧伯玉的治国方略，得以用于实践，得以实际运作，其在国人和列国诸侯的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地位。而孔子在春秋末期，其政治抱负始终未能实现，不论开始时任鲁国管仓廪一类小官，也不论到后来任大司寇，他的远大抱负也未能得以用于实践，不得不自动辞职而周游列国。正是在与蘧伯玉交往后，他的理论才从蘧伯玉的实践中得以进一步总结、升华。

（三）在春秋末期，孔子远没有蘧伯玉的影响深远。蘧伯玉从任职大夫直到执掌相位，不仅在卫国，就是在整个春秋后期列国的政治舞台上，其影响都是直接的、重大的。正因为他的执政有方，吴季札才发出了“卫多君子，国无患矣”的感叹。正因为他以德治国，将卫国治理得井井有条，才使逐渐强大的赵简子不敢随便动兵侵犯。而孔子在鲁国，除了遵守周礼而享“周礼尽在鲁”的美誉外，政治上始终影响不大。

（四）孔子周游列国14年，其中10年在卫国，而住在蘧伯玉家就达9年。以孔子一贯主张志不同则不相交的交友逻辑，说明蘧孔二人心意相投，而蘧伯玉的政治主张与实践又深得孔子的倾慕与赞许。可以这样说，孔子住在蘧伯玉家9年，是他们互相切磋的9年。更准确地说是孔子向蘧伯玉学习的9年，也是孔子从知天命到耳顺之年，奠定儒家思想及学派的9年。特别是孔子从陈国回来后再次住在蘧府的后5年，蘧伯玉闲居在家，而孔子授徒著书，思想活跃，其间直接请蘧伯玉指教，更是在情理之中。

（五）就蘧伯玉与孔子二人的成就论也有高低。蘧伯玉以其高尚人格、君子风度，在当时享誉诸侯。可惜其思想和言论没有形成文字、著作未流传下来。如果这些都有的话，其结果又该如何。而孔子在自己的祖国并不得志，不被重用，他的主张在诸子百家形成的前夜，也只是一家之言，并没有被人重视，甚至在秦代出现了焚书坑儒的悲剧，只有到汉代以后才逐渐形成唯儒独尊的局面，这还要感谢其弟子和再传弟子对其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如果没有这些弟子，不知将是何结果。当然历史没有“如果”，孔子确为儒家思想的开创者以及儒家学派的奠基人，对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思想文化的影响无人出其右。但是，孔子并没有掩盖蘧伯玉的光辉。正如台湾出版的《中原文献》所说，春秋时期先贤蘧伯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图)作者，“蘧伯玉见重于孔子”。他们二人应是双星并辉。

蘧伯玉的言行与实践对儒家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就连孔门弟子和再传弟子在编著《礼记》礼器第十中直接引用蘧伯玉的原话：“蘧伯玉曰：‘君子之人达’”。在阐述孔子学说和思想的著作中能直接用蘧伯玉的话也可见孔门弟子对他的重视与肯定。蘧伯玉是怎样影响儒家思想体系形成的，我们不能通过时空隧道展现当时的原貌和实况，但是我们可以从蘧伯玉的政治主张和实践与儒家学说的主要观点相对比，来观察其中端倪。

蘧伯玉的行为与儒家学说的共同点：

（一）遵礼乐。周朝各种礼乐与典章制度、风俗习惯，是当时各国学习、遵守的道德规范。周平王东迁以后，王室衰弱，诸侯争霸，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而蘧伯玉则始终把礼乐作为治国之本，他以自身遵礼的正直人格去感化人。他光明磊落，表里如一，始终坚持己不正不能正人，自己办不成的事不要求别人办，他把自己的理想都体现在具体实践中。礼是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准则与核心。要求人与人之间贵贱、长幼、尊卑，要恭而有序。以礼为功用，时时讲克己复礼，要敬上、负责、认真，一丝不苟。在《礼记》中，孔门弟子直接引用了蘧伯玉的话“君子之人达”，来阐述自己的认识和主张在当时已十分普遍。同时也说明了蘧伯玉的思想和言论对孔门弟子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历史上流传的宫门蘧车的故事，又生动地说明了蘧伯玉是遵礼、敬上的典范。周礼中有一条规定，车辆通过宫门，要慢行，人下来，以示对国君的尊敬。更有甚者，见了国君的马也要行礼。到了春秋后期，这个礼节别人都不执行了，只有蘧伯玉夜晚通过宫门时还要慢行致意，表现了他十分遵礼。

（二）施仁爱。蘧伯玉一贯主张推行周先王的仁义道德，始终坚持以仁德治国的施政方针，把民生看做最大事情道家的处世哲学，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轻赋敛，深耕勤种，利物济民，立己立人，达己达人。他履行仁政的方法就是笃信力行，行己及人；极尽忠恕，直己直内；增进本身人格修养，尊国君，行正事，为别人树榜样，达到忠；不直人，宽外，不苛求别人，己所不欲，不施于人，达到恕。同时尊重人才，重视人才，任用贤良。儒家则主张人伦价值，厚德载物，小康大同，仁民爱物，人际和谐。蘧伯玉两次拒绝参与朝中逆臣逐君、扶君制造内乱的事实，是他仁德思想的具体体现，也很受孔子及其弟子的赞誉，称其为君子。

（三）知非寡过。蘧伯玉常常静坐思过，检讨回顾自己，有错改之，无错自勉，因此留下了传颂千古的“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的赞誉。而儒家讲忠恕，尽心尽力，敬上日忠；推己及人，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以和为贵，诚实不欺；言行一致，言而有信，既是儒家信条，也是蘧伯玉严格要求自己的高度总结。

（四）与时俱进。蘧伯玉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他以周礼为核心，时时刻刻调整着自己的思想观念和行动，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庄子·则阳篇》记载：“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而儒家则认为天道酬勤，应自强不息。

（五）弗治之治。蘧伯玉不用刑罚治国，而是实施仁义治国，靠执政者的模范行为感化影响人。在其弗治之治基础上，儒家提出无为而治，同样主张实施仁政，以仁爱治国，强调内圣外王，意即内修圣人之德，外施王者之政或外务社会事功。

（六）遵道。蘧伯玉主张的“道”是自然轨迹之道，是力主顺应自然之道。一切道德规范都以遵先王之道为根本，人人都应遵循这条礼法之道，他同时把道作为忠恕的本质。忠，就是要尽力效忠于国家，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大家；恕，就是度己度人，人际融洽，避免纷争。总之，他主张的道是普遍达到社会规范、和谐的社会局面，表现在治国上就是仁治。儒家也非常强调道，且是在体现自然规律基础上达到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尽物之性与尽人之性的一致。

总之，蘧伯玉的言行及体现出的精神意蕴完全融化在儒家的思想学说之中。换言之，儒家的仁民爱物、克己复礼、人伦价值、群体观念、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庸中和、小康大同、天人合一、人际和谐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无不受到蘧伯玉思想及政治实践的影响。

蘧伯玉的政治主张和做人理念及行为，与儒家学说高度吻合，这正是儒家思想之所以广泛受到蘧伯玉言行影响的原因。孔子对蘧伯玉的评价是：“外宽而内直，自设于隐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于人，汲汲于仁，以善存亡，盖蘧伯玉之行也。”这是孔子对蘧伯玉仁德一生的总结，也是对蘧伯玉的崇敬，同时也反映了蘧伯玉对儒学及孔子的影响。

三、蘧伯玉对庄子及道家思想形成的影响

庄子是我国战国时期著名哲学家，他具有超凡的精神境界，脱俗的生活方式。其内心世界和生活实践都达到了与道同体，忘己忘物，体现了道的化身，是道的生动体现。庄子深受老子影响，又怎样深受蘧伯玉的影响呢?从时间上说庄子比蘧伯玉只晚百余年，时间比较接近；从地域上看，卫国的蒲邑距庄子的故里——民权县不及百里，相距也比较近；更主要的是蘧伯玉的一些观点、言行符合庄子的思想主张。庄子在《庄子》《内篇·人间世》和《杂篇·则阳》中整篇引用蘧伯玉的言论来论述自己的人生观和处世哲学，足以说明庄子非常推崇蘧伯玉并接受蘧伯玉的思想。

蘧伯玉主张“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的处世态度。“卷”是指政治昏暗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时把自己的才能卷起来放在怀里，实指不过问、不参与政事，把自己的才智隐藏起来，这是蘧伯玉的处世准则。蘧伯玉舒卷自如的行藏不但深刻启发了孟子，而且也深深地影响了庄子及其后学。庄子以一种清静无为、潜心学问的心态和人生志向，成就了一番万世不没的文化事业，创立了道家学派。在人生哲学上，他提出了一套缓解人们精神危机的修养方法，表现了对精神自由的强烈向往和追求。

庄子受蘧伯玉影响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四点：

（一）道法自然。庄子接受了蘧伯玉关于“道”的意识，但他又赋予“道”以新的内涵。庄子是一个彻底的自然主义者，他对壮美的大自然倾注了十分深厚的崇拜情愫，形成了庄子以及道家学派自己的“自然之道”。并通过这个深奥的大自然，发现和效法自然的原则和品格，从而发现了人类生存状况的狭隘和渺小，进而产生了冷漠的心态。但是却在客观上创造、升华出一种激越的批判精神，推动了社会以开放的心态向前行进。

（二）超越世俗。蘧伯玉的舒卷自如思想与行为，启发庄子产生了欲超越人世间一切利害得失的思想和价值取向，将人生的七情六欲及名利富贵皆置之度外。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对生死的超越，庄子认为生死不过是道的循环，生是道的发现，生是死的延续；死是道的复归，死是生的开始。生死相续，变化轮换，环环相扣，永无止期，形成生命超越时空的存在。其二是对世俗的超越，也就是对名利、是非观念的超越。庄子要人们抛弃对名利的追求，避免争强好胜之心，过一种与世无争，体现人的生命自由发展的生活。其三是对哀乐的超越。要人们无我、忘我，也就是庄子提出的“忘己”“无己”。他主张“吾以为得失之非我也，而无忧色而已矣”。要人们不生本性以外的妄想，不作本分以外的贪求，达到“吾丧我”。

（三）无为而治。这是受蘧伯玉弗治之治的影响。其根本不同点在于蘧伯玉主张的弗治之治是以仁德为本，也就是儒家接受的不实施具体的刑罚制度，而使社会得到治理的理想。而庄子提倡无为而治以继承老子衣钵，是以自然无为为本质或核心，追求绝对精神自由。这种自由是一种超功利的绝对的精神自由。这些正是形成庄子哲学的核心部分——自然。

（四）逍遥自由。庄子主张人的生命在广阔的空间里会上下翻飞舞动，他把这种想象中的飞动解释为逍遥。庄子主张享受生命的自由并不能满足人生的需要，而是要人们享受像“婴儿”一样的纯朴自然和宁静状态。人在自然宁静中会感受翻飞灵动的精神自由。这些只是庄子受蘧伯玉影响的主要观点，这些也形成了道家学派的核心观念与信条。在2000多年来的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给一些失意的文人许多精神慰藉和信念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