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僧官系统的世俗化：从机构建制到任官模式的演变

探究僧官系统的世俗化：从机构建制到任官模式的演变

僧官系统，虽以僧治僧，但其从机构建制到任官模式、管理方式，都带有明显的世俗化色彩，僧官机构实则实行世俗衙门化管理，与俗官所不同者，则是以僧为官，而其实际工作流程，则与世俗官僚机构模式无异。实际上是照搬世俗官僚系统模式。因此，在执行过程中，不可避免走向世俗化。佛教自传入中土，在长期发展中，结合原有戒律与中国实际，已形成一套较完整成熟戒律和奖惩办法，但作为其僧尼管理者的僧官，虽身为出家之人，但其职权，却为世俗之用，己成为世俗官僚系统的部分，欲以“僧”之身份求超脱世外，淡然清修，已是不能，必须履行世俗“官”之权责，许多时候都在经意或不经意间卷入世俗官场纷争，有力保僧流本色急流勇退者；有借此成功获取政治资本者，有事败而遭惩戒者，有行事谨慎、却无辜而被牵连者，等等。

洪武时期僧官人才的悲剧

洪武时期佛家管理思想，朱元璋特别注重僧官人选的素质，多由当时名僧大德中挑选，并亲自召见。因此，明初期的中央僧官，多为闻名当时的高僧大德，具有较高的个人品行和专业素养。但明代僧官制度却一直为治史者所批判。

明代僧官制度，从根源上看，本身便是至高的世俗政权操控佛教的产物，设置僧官的目的，便是借助这种工具对佛教进行符合世俗统治的改造和管理。因此，僧官处身其中，不免为俗务所累，很难心无旁骛地进行清修参悟。即便如此，这些名僧亦以自身所修，处世理事。比较突出的，便是他们行使自身职权探究僧官系统的世俗化：从机构建制到任官模式的演变，推荐了一批当时的佛教人才，于净化佛教风气，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且对统治者而言，他们的学识涵养名望，作为政府代表，更可为僧侣做出良好示范表率。

可以说，这批佛教界优秀人才，被吸纳至政权中，对辅佐朱元瑋发起的规整佛教、利用佛教阴翔王度、劝化民众，选拔僧侶人才等，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朱元璋又是一位性情多疑、喜怒无常的君王，在其制造的思想文化高压的环境中，也由此造成许多僧官的悲惨结局。

僧录司首任右善世宗溯禅师，早年学法元代名僧笑隐大訴，元末明初住古杭上天竺寺，说法受欢迎度不下其师笑隐，名闻当时。洪武时，受命住持天界寺，颇受皇帝恩遇。“上临幸。赐膳无虚日。每和其诗。称为励翁。”后受命继觉原禅师往西域求法，历时五年，至暗首而还朝，僧录司建立后，授右善世。朱元璋拔儒僧入仕，“因命育发。將授以儒职，宗湖“再辞求免，愿终释门”，由此继续以僧人身份任职。但如此一来，“留京既久。朝臣党立。间有嫉之者。”宗勸谨慎持重，很大程度认识到留京可能遭疑被遗，于是主动求辞，得允，居凤阳棱峰，洪武十九年再次召还天界，二十三年讫老离京，途中于江浦石佛寺示寂，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是：“苦！”。由此，也隐约可见一心清修参禅的宗勑，在难以预料仕途中所受的思想和精神压力。

与宗湖相比，首任左觉义来复就没如此幸运了。

来复，早年从南楚越禅师学法，曾住持慈溪定水院，洪武时，因其品德和专业素养而得朱元瑋青睐，被封为“十大高僧”之一，授左觉义，备受恩遇，为诗文亦名闻当时，颇得朱元璋青睐。但熟料最后却是因诗招祸，仅仅因为在谢恩诗中有“金盘苏合来殊域”、“自惭无德颂陶唐”之句，便令性情多疑的朱元璋大怒，朱元璋认为“殊”拆开便作“歹”、“朱”，此僧实际是在暗中骂他这个“朱”姓皇帝是“无德”的“歹徒”。于是，借故指他为“胡（惟庸）党”，且“吟诗含讽”，便将这位七十三岁高龄的老僧逮捕斩首。

与来复命运相似者，还有首任右讲经守仁禅师。守仁聪慧博学，诗书亦闻名当时。洪武年间，朱元璋召其入京，授右讲经，后又升右善世。但与来复一样，也因诗而遭难。时南粤进贡翡翠，一守仁有感而題詩：“见说炎州进翠衣。网罗—日遍东西。羽毛亦足为身累。那得秋林静处飞。”朱元瑋见诗大怒：“汝不欲仕我，谓我法网密耶？”守仁几乎不免。

虽说僧官依附于世俗政权，自身掌握的实际权力十分有限，但许多时候，僧官素质的高低，依然对事僧众务处理、对上司的决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朱元璋在政治思想领域的高压政策，大肆迫害僧官，使自己费尽心思精挑细选、苦心孤诣组织经营的僧务管理优秀团队损失惨重。其后，虽然思想文化领域的高压状态缓解，僧官中依然存在优秀的人才，但其整体素质，再难与洪武时期相提并论。而且，随着政局的日渐败坏，官场的日渐堕落，僧官也更加倾心谋求世俗的现实利益，沾染上了世俗官场的不良习气。

洪武以后僧官几则典型事例

永乐时期，有几位僧官值得关注，一是受靖难牵连而遭囚禁十多年的溥洽，一是以靖难首功而得高官厚禄、却处事谨慎的道衍，一是以通译进身、受帝恩宠而以权谋私的张答里麻。

港洽

溥洽法师，入仕前，曾于会饶州普济寺典宾客，显示出卓越的组织才能，“其仪矩从容秩然。聚林老宿多推服。以为难能。，，在精研佛典之外，又通儒书，“凡诸经籍。精粗小大之义。靡不贯串。而旁通儒书。间以馀力为诗文。多有造诣。”洪武时，住苏州北禅，“时宗门耆硕。如九舉声公。启宗佑公。咸共嗟赏。谓吴中法席第一。”朱元璋闻其名，召授僧录司右讲经，后进左善世。朱棣靖难登基后，闻溥洽为建文帝主录僧，为之设药师忏，又为之削发，便找个借口，令锦衣卫将其拘捕入狱，囚禁长达十五年。直至道衍临终，为其求情，放得获释。

道衍

道衍禅师之闻名史册，多与其助燕王朱棣起兵夺取政权有关。在此之前，道衍就己在佛教、文学等领域具有一定名声，他早年亦曾事道士席应真学道，“得其阴阳术数之学。”他不但参修佛学，而且书画并佳，结识当时不少江南名士。道衍“喜好诗文，少与高启、杨孟载为莫逆交，朝之绪绅如宋濂、苏伯銜辈，皆奖重之。”由此可见，道衍与其他许多高僧隐居修行的处世态度不同，而是积极入世，以文交友，其人际交往能力极强，与文坛、政坛人物皆有密切交往，由此名声渐显，成为入仕的重要基础。

至洪武时，拔通儒书僧入仕，于礼部考试，道衍本可借此入仕为官，但他辞而不受，仅受僧服之赐。他的决定，并非说明他对入世不感兴趣，一心一意清修参佛，而是他对当时入仕风险有着比较准确的评估。朱元璋虽广招天下贤士，以高官厚禄待之，但其多疑之心和残酷手段，制造了思想文化专制的高压环境，使许多士人惨遭厄运。道衍的好友高启于洪武七年被腰斩；好友徐贲于洪武十三年被处死；好友张羽于洪武十八年遭流放岭南，后投龙江而死；好友宋濂虽躲过一劫，但后来也遭全家流放。

其他文臣武将遭朱元璋迫害者更是不胜枚举，这使道衍对明初政治和思想文化环境有比较明晰的认识，若贸然入仕，则很可能成为高压政治和思想专制的牺牲品。于是他效法元初刘秉忠，待时而发。就在自京返回途中，道衍途经北固山，赋诗怀古：“谯橹年来战血干，烟花犹自半凋残。五州山近朝云乱，万岁楼空夜月寒。江水无潮通铁瓷，野田有路到金坛。萧梁帝业今何在？北固青青客倦看。”诗中慨然问鼎帝业，足见道衍入世情结之深。

至马皇后病逝，朱元境为表怀念，选拔有道高僧侍奉诸子，辅弼诸王诵经祈福，道衍的同行好友，当时任僧录司左善世的宗湖推荐他辅弼燕王朱棣，道衍得以真正入世参政，并发挥其卓越的谋划指挥才能，成为朱棣“靖难之役”的主要功臣，“论功以为第一。”因此，宗湖的推荐，使道衍获得施展政治才能的机会，而道衍的智谋功劳，相机而发，则成为其获得高官厚禄的直接资本。

朱棣登基后，鉴于道衍的功绩，即任命其为中央僧司最高长官一一僧录司左善世，成为全国僧侶的官方最高首领。但朱棣觉得这个六品职位并不足以显示道衍的功劳，于是，又拜道衍为资善大夫，进太子少师。道衍由此成为朱棣极为器重的臣僚，朱棣曾建议其还俗，以便更好地享用世俗髙官厚禄，但被道衍拒绝。作为僧人，凭借对广泛的人际关系、审时度势的能力、个人智谋，终以入世参政之功而至此政治高位，道衍可谓明代独一无二者。

但得高官厚禄后的道衍，反而愈加小心谨慎。这与他作为军事谋臣，助燕王起兵、运筹帷幄、机智大胆的风格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与他经历世事颇多，对朱元璋父子的处事风格相当了解有关。朱棣从靖难至夺位登基，在展现其雄才大略、英明果敢的同时，也展现出其性格中残忍暴戾的一面。登基后的朱棣，对待不同见解之臣僚，其暴虐程度实不亚其父朱元璋。

此时的道衍，作为僧人，己达到位极人臣的程度，既深登高位，已不能如洪武时期那般轻松辞官避祸，或许他一直以来渴望的入仕愿望实现，难以遽然舍弃，但深鉴君心难测，而对机会的把握也是务实本质，小心翼翼，不轻易冒险。唯恐触怒君王，大祸立至。所以，其处世之道。

道衍临终做的最后一件事，便是为被朱棣关押十多年的僧人溥洽求情。可以大胆推测，之前道衍曾不止一次考虑过此事，但因难以捉摸皇帝意图，于是权衡利弊，不敢贸然行事。笔者认为，这种推测还是说得过去的。

张答里麻

张答里麻，西宁僧人。史书称他“通译书得进”，又因“机警善应对”颇得帝意。得补僧官。

由此，我们我们不妨大胆联系推测一下，永乐时期，因开疆拓土，与西北、西南地区的交通发达，贡使络绎不绝。为接待来使，精通番语和强辩口才的人才，便成为接待番地使者、宣扬大明国威的绝佳人选。于是，朱棣便相中张答里麻，任命为僧官，专门负责接待贡使。而张答里麻恃宠而骄，利用自身这些优势，自我抬高，欺瞒贡使，攫取非法利益：史书记载：“凡番僧朝贡者，必先之答里麻所，然后达于上，或有除授费予看、皆谓由己致之。又冒请护持度牒。拘留国师等诘印图书。招纳逋逃为僧。交通西番。侵夺各寺院山园田地。其父显。凭藉势焰，擅作威福，西宁之人倾意张氏，如不知有朝廷者。”而皇帝的宠信、无上的皇权则成为他倚赖的后盾。终被告发，与其父一起磔于市，家产籍没。

道成

僧官生涯历经四朝，洪武时期，应僧录司之选，任青州都纲。朱元璋闻其名，升授其为僧录司右讲经，负责考试天下僧人佛家管理思想，三十年，命住持天界寺，道成辞以不会佛法，朱元璋赐诗，强留之。朱棣即位后，道成以僧录司官员身份，作为使者，出使日本，“宣示朝廷恩威。阐扬佛祖宗旨。”。永乐二年返回，因比较出色地完成使命，遂升授左善世，并奉命于钟山修设大会，开坛讲法。深得宠隆。但就在此时，尚在东宫的仁宗听人言，对道成不满。即位后，即将他艇谪海南。宣宗即位后，又将其召还，再封左善世，掌僧录司事。

经历宦海沉浮的道成，想必己是厌倦了官场，或想摆脱这种命运难测的仕途人生，不久便入疏辞官，请求返回南京天界寺西庵，得到批准，最后得以善终。由此亦可见，宣宗对僧界人才的渴望和珍惜留用，已远不及太祖。但从另一方面说，政治形势和官场风云变幻，却又非这些几无主动权、却又耻于攀附权贵的佛家弟子能预测，道成曾引《礼记》之言曰：“王言如丝，其出如论。”趁仕途得意之时，选择急流勇退，远离政治角逐，对他们而言，也许是更现实更安全的选择。

宣宗宣德至英宗天顺时期，几起僧官滥用职权的违法行为及其引发的连锁反应亦值得关注：

继晓

继晓，江夏僧，其于佛学修为，目前所见资料，皆无考。但其擅长旁门之术，则是史书共识。《明宪宗实录》称“邪术”，《明史》称“秘术”，《名山藏典誤記》称“淫术”，总之，是与正常佛学修为无关的旁门之术，又得以攀附内廷太监梁芳，二人具体结识经过，无法考证，据《古今图书集成》引《名山藏典谟记》，“始以淫术欺诳楚府。事败，走匿京师。缘梁芳等。”可以肯定的是，二者都是深谱宪宗之心者，于是一拍即合，继续经其引荐，为当时沉溺各种秘术方术的宪宗所知，宪宗对此类“人才”的政策是“兼收并蓄”，只要有令自己满意的旁门方术等，不论其之前职务，不依成规则例，一出己之所好，随意任官，诏下即行，形成了被为政、治史者所调病的“传奉制度”。据《明宪宗实录》记载：

时僧道官传奉浸盛，左道邪术之人荐至京师，吏部尚书尹受等无旬日不赴左顺门候接传奉。每得旨，则次日依例于御前补奏。后内官亦自讳其烦，密请令勿复补奏。至废易旧制，而不恤云。

这段文字生动描绘了当时传奉任官的情景，“无旬日”、“讳其烦”等字眼更是巧妙道出了当时传奉任官之泛滥。

继晓便是以秘术、经引荐、得传奉而挤身仕途，授僧录司左觉义。继晓担任僧官后，投帝所好，“日诱帝为佛事，建大永昌寺于西市，逼徙民居数百家，费国帯数十万。”而宪宗非但不以为意，反而许多时候对继晓的奏议几乎言听计从，继晓奏请旌表出身娼家女的母亲朱氏孝行，礼部奏请按例，由有司具奏本部，行风宪官核实，方可旌表。但宪宗下诏：“不必勘核，其即行之。”此举与传奉任官如出一辙。不久，宪宗故技重施，再次传奉升授继晓为左善世。

朝廷中从不乏深受传统儒家理学思想影响、对佛教与俗民相争的现象深恶痛绝，甚至以此坚决排佛。在他们看来，继晓大张旗鼓的所作所为，蒙骗帝王，勾结内官，扰民费财探究僧官系统的世俗化：从机构建制到任官模式的演变，无论哪项。皆于国于民囊害无穷。于是，继晓便成为众矢之的，员外郎林俊奏请斩梁芳、继晓以谢天下，却因此被下锦衣卫狱。但继晓知已引起公愤，迫于压力，始谋后路，于是乞归养母，得到准许，但依旧供职。“又乞空名度牒五百道，亦许之。”由此得以暂时脱身。成化二十一年，因星变，朝臣趁机再次发难，此次的“天人感应”加之群臣的肯奏，终使宪宗有所反思，对群臣奏议亦多不再强硬驳回。继晓遂被革罢为民。监察御史汪奎又论继晓所请空度事宜，言“江南富僧一牒可售数十百两，当此凶荒之年佛家管理思想，留赈饥民不犹愈于继晓一人用乎？”由此也可看出，当时江南度牒买卖的流行。

汪奎请求追度牒，斩继晓以谢天下，又无下文。至孝宗即位，清理前朝弊政，继晓终未逃脱追宄，再遭科臣弹劾，弃市。

继晓等肆意弄权的僧官，为史家所调病，除其任职期间的种种劣迹外，还与其出身和晋升途径有关。

明代选官，多途并举，儒臣极重正途，而继晓则是通过与内廷宦官勾结，依附权贵，并以秘术或邪术获得宪宗信任而步入仕途。又通过非正常流程渠道的传奉途径，得以晋升，是以皇权破坏现行体制而得，在多数儒臣看来，根源并非皇权独裁，更意识不到要推翻这种独裁体制（即便偶尔有此觉悟和意识者，身处如此体制下，也多会选择缄口不言），而是这些毒瘤影响了皇权肌体正常运转，所以，清除这些毒瘤，保障皇权重新有效运转，成为他们奋斗的目标。

而通过这些途径进入官场者，多不学无术，媚上欺下之辈，如其庸庸碌碌，无所作为，倒也可很大程度保全自身。而继晓等借助皇权庇护，大肆弄权，终致朝野愤然，被强大的世俗化儒教政治所吞噬。

总结

综上所述，明代僧官制度自创立伊始，因与世俗政治体制紧密相连，便使僧官再难独善其身，一心修行。不同的政治环境，不同的处世之道，造成了他们各自独特的宦海生涯。而就明代政治而言，虽然专制集权统治使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但儒臣士大夫集团，亦为左右政治的重要力量。某些僧官所依赖的皇权，又常因帝王个人偏好，而呈现出阶段性、不稳定性，而以儒家思想治国理政的儒臣士大夫集团，其整体政治和宗教观念则呈现更加延续、稳定的状态。

因此，某些僧官虽借助皇权保得一时荣宠富贵，但若帝王驾崩或个人好恶改变，他们便失去了依赖的靠山，成为众矢之的，被强大的儒教所吞没。因此，帝王好恶虽能令僧官获得一时政治荣耀和显贵，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儒教的统治地位始终根深蒂固、无法撼动，佛教、道教等皆远远不及。这些僧官的经历，也成为明代世俗政治、宗教地位和佛教管理状况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