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杜维明《人性与自我修养》三本文集

（访谈）杜维明《人性与自我修养》三本文集

领教

导言

东海西海，心同理同。无论身处何邦，无论任何时代，杜维明先生总有不忘初心的中国情结。1980年代初期，他就回到儒家发源地中国大陆，寻求“灵根再植”。三十几年，过眼云烟。在当下，杜维明先生对于当代中国儒学的重续与再植、复燃与重生，有着和别人不一样的体认。这不仅仅源于杜维明先生深邃的思维、卓越的笔力，更在于其乐在交游的性格，在于其与中国数代学人的笔会言谈。这些文章、谈话，通俗典雅，有益有趣，思想盛宴，无过于此。

这三本文集和两本访谈反映了我三十年来的思路：植根儒家传统，在现代西化的大潮中，关注“文化中国”，面对人类的困境，通过文明对话，为儒学第三期发展走出一条较为宽阔的道路——汲取自家的泉源及其他文明的精华，丰富具有全球意义的儒家价值。

儒学的“灵根再植”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儒家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发展历程，需要几代人不懈的辛勤耕耘。记得我的中文论文首次在中国大陆发表，那时在学术界，不带批评的儒学研究极少，否定儒家的价值才是常态，《孔子仁学中的道、学、政》当时发表在《中国哲学》第5辑（1981），并非易事。我要在这里感谢庞朴、金春峰和楼宇烈三位先生克服阻力，坚持一字不改地发表。那是对我的信任，也是编者的勇气。

对比之下，我在国内出版的第一本中译论文集《人性与自我修养》的遭遇则大不相同。不仅此书的注解被全部删除，而且编者还勉为其难地写了“仅供参考”的导言，才顺利刊发。

80年代，从临太平洋的伯克利加州大学迁居到面对大西洋的哈佛，但我常常远渡重洋来到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广州和曲阜等地，参加学术会议的机遇随之大大地增加了。1978年10月，我在成立不久的北京历史学会发表了以韦伯理论解析“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的演讲。至此以后，特别是1980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访问的近一年中，我和“文革”后入学的七七、七八、七九三届文科大学生有了深入的接触，并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时，常有机会和国内的老中青三代学者畅谈儒学是平生一大乐事。和他们面对面的交流使我体会到深层聆听的价值；长者的智慧、同辈的见识和年轻人的提问，都需要一再琢磨才能心知其意。我所“杜撰”的“体知”（ ），不少同道以为在理论上很有发展的空间，但对我而言，80年代的“植根”工作，比如“陆象山的实学”和“刘宗周的主体性”乃至有关宗教的反思都来自“体之于身”的感知。因此，我所提出的观念，尤其是那些有形成论可能的观念，绝非即兴而发，也不是突然浮现的灵感，而是经过长期琢磨的结果。最后两篇短文，《身体与体知》和《继承“五四” 发展儒学》，虽然很不成熟，确实是我考虑多年的课题。

90年代初，中国的思想界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我虽然出版了《十年机缘待儒学》的文集，但更多精力则在开展“文化中国”的论域。《文化中国：以边缘为中心》这篇论文在英语和汉语世界都引起了广泛的反响。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The of Art and ）的学报在其50周年专号（2005）从数以千计的论文中评选了14篇最有影响的代表作。我想《文化中国：以边缘为中心》入选的理由是，它提供了超越经济、政治、种族、语言和意识形态来理解中国的崭新视角。写这篇文章是在1989年下半年，当时心情极糟，“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抱负和悲伤、义愤、民族感情、天崩地裂的危机意识交织在一起，迫使我不得不放弃十多年设想如何“灵根再植”的美梦。暂时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华人世界，也就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中国人”。不过，这种无奈和失落感毕竟被一种良知理性的光辉所唤醒：我写《孟子：士的自觉》要传达的信息是陆象山所谓“十字打开”的宽宏大量。这是一种有源有本而又涵盖天地的“人学”。如何扎根包罗万象的“文化中国”精神资源中的儒家，聚焦多层面多维度的儒家传统中的思孟心学，便是我的“存在选择”。这本是多年来的定见，毋庸赘言。在此，必须说明，我的学术谱系单就儒学而言，便包括孔思孟荀董朱陆王李（退溪）刘（宗周）、戴震及当代的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牟宗三、唐君毅和徐复观。同时，我对文中子、张载、程颢、李栗谷、王夫之和中江藤树也颇有偏好。我特别提出了孟子，是为了强调孟子的抗议精神。

我的哲学思想深受熊十力和牟宗三的影响，不认同徐复观晚年归宗程颐坚决反对形而上学的思路。在政治层面，我则衷心敬重徐复观以“儒家的自由主义”自称的浩然之气。当然，他的思路和哈耶克反民主的自由主义大异其趣，也和以市场为枢纽的新自由主义截然不同。徐复观所揭橥的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知识人追求自由、人权、法治、民主、理性、科学的自由主义，也就是反对以任何藉口维护权威为推行个人或大小集体专制的理念、意识形态或制度。我认为这是儒家抗议精神的真血脉。徐复观的一段话：“人格尊严的自觉，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起点，也是解决中国文化问题的起点”充分显示他所关注的不只是政治而是价值理性和目的理性。

1994年，我又重返阔别五年的中国大陆，目睹市场经济如何把祖国转化为市场社会的浮面现象，我和清华大学的卢风教授进行了有关“物欲释放”的对话，讨论到经济主义、消费主义和利己主义如何解构道德共识、腐化亲情关系的危险。在凡俗人文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商业狂潮席卷政治、媒体、学术乃至宗教各大领域。我提出了宏大叙事，是源于我的忧患意识，自觉地和越分越细、越走越专的学风背道而驰。

《宏愿、体知和儒家论说》和《儒学论说的生命力》是两篇和友人冯耀明教授论学的文章。我对他批评“儒学三期论”和“体知”的理念，做出了强烈的回应。没有把他的文本附上，对他是不公平的，我在此表示歉意。其实，他提出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发展儒学论域儒家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发展历程，我基本同意。我坚持“做哲学”必要时不妨用似乎不合逻辑的思维，比如“内在的超越”，他则未必认可。但是我们在致力于儒学进一步的发展上确是同道。

我在《文化中国》着墨最多的是儒家的人文精神，意愿是纠正那些将儒家入世的价值取向和凡俗人文主义混为一谈的印象。严格地说，和其他“轴心文明”相比，儒家的“超越突破”并不明显。儒家的天和犹太教的上帝、希腊哲学的逻各斯或印度的梵天都有超越性，但儒家的天更具有内在于人的属性，而且人性本身即有通天的实质。这种相互含蕴的天人关系导致相当普遍的误解：从正面肯定的视角看，天的人文化是理性的表现，去除了迷信的成分，因而精神性的强度不够；从负面批判的视角看，超越外在的“绝然它者（The Other）”没有获得充分发展，造成彻底转化世界能力的缺失，常易流于和现实妥协的庸俗。一些学者赞赏儒家在轴心时代即发挥了突出理性主义的特色，其他学者受到韦伯的影响，把中国无法培养资本主义精神的原因归罪儒家入世的价值取向。我考虑这个问题多年，80年代就接触到儒家伦理和东亚现代化的问题。不过，我真正关心的课题不是从功能和效应的层面评断儒学在社会经济领域的作用，而是从儒学本身立论：面对生命世界究竟应该何以自处？儒家和西方现代启蒙应该是什么关系？一个值得全面而深入考虑的课题是西方启蒙思想家中的“儒家因素”。我尤其关注的是儒家如何能摆脱清教伦理被资本主义的现实关进“铁笼”的命运。应该说明，韦伯研究清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是回顾百年前的历史，而我目前发展儒家的人文精神则是为了转化当下的凡俗世界。

突显儒家的人文精神和强调儒家的批判精神是一脉相承的。80年代的儒家在国内面临灭绝的危险，但在海外，即使是“游魂”，却有广阔的发展空间。90年代儒家已从“一阳来复”走进了“否极泰来”的氛围。当下钱权和儒家结合，使其价值彻底异化，导致精神资源荡然无存的危机却大大地增加了。探究儒家的宗教性，是为了重新确认儒家的生命形态：全面发扬其理性传统，特别是沟通和目的理性；深入发掘其“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仁道，把儒家思想融入全球化的问题意识之中。这应该是政治、学术、媒体、企业和宗教界知识人的共识和共业，也是“为中国‘公民社会’催生”应作的准备。如何在公共领域中开辟各种有意义的人文话语，多元化的理性思考，形成负责任而且有启发作用的政策建言都必须以诚信为文化心理结构的前提。因此心态的转化是关键。一个没有任何敬畏感，缺乏终极关怀，刻意追求可以量化的利益，只注重钱权两种价值的“精英”，是不可能为社会开创“公共善”(the good）的。在传统中国，“天地君亲师”都有凝聚向心力的社会功能，通过各式各样的小集体达成大社会的“有机整合”（ ）。当下，信息和传播科技的全球化已为人类建构了一个“共同体”。在“文化中国”，群体的“自我意识”逐渐形成，各方协力发展公共领域的机制也在进行。如何从只关注个人的私利推向也考虑“公共善”的心态是关键。思孟心学在培育这种心态方面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是“文化中国”的知识精英不仅重视自己为人处世而且也重视教育下一代不可或缺的课题。

中国大陆90年代末，儒学复兴的迹象已很明显，但在全球化的格局中如何理解儒学在“文化中国”的处境还是困难重重。我曾在海基会介绍“大陆知识分子的儒学研究”，在岳麓书院谈“儒家的人文关怀和大学教育”，在杭州讨论儒学发展的阻力部分来自以现代的西方价值评断儒家传统的缺失，在印度讲“儒家传统的启蒙精神”，这些都是为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我认为儒家的人文精神含有启蒙的理性，但是没有反宗教的倾向，因此可以和宗教对话。我认为儒家思想可以成为建构全球伦理的基础，我相信在处理全球化和本土化矛盾冲突的问题上，儒家传统有丰富的精神资源和实践经验。在信息科技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强劲、文化多样性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涨的时代，全球生命共同体的认知和根源意识的觉醒同时涌现。我提出“全球伦理的儒家诠释”面对“文明冲突”，希望为文明对话提供一条和孔汉思“普世伦理宣言”不同的思路，摆脱“抽象普世主义”的陷阱。简而言之，不忽视族群、性别、年龄、语言、地域、宗教等特殊性所凝成的厚实的“根源意识”，把它表面上对具体存在的限制转化为“自我实现”的能力。

21世纪的儒家必须面对全球。中国的经济崛起，为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创造了新契机，也布下了一个又一个陷阱。我相信儒家作为东亚文明的体现和中华民族心灵积习的重要组成部分（访谈）杜维明《人性与自我修养》三本文集，导引了“文化中国”和东亚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当然，我们还要追问儒家在中华民族走向富强的道路上起了什么积极和消极的作用。目前，我更关注的是在“新轴心时代”，儒家能否充分发挥其批判精神，成为促进财富和权力转化为创造“公共善”的动力。我们不可能以空气、水源、土壤的极度污染为代价来实现小康社会。我们的精英必须从经济人转为文化人和生态人，在尊重生态和文化的前提下儒家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发展历程，厘定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方向。转向一个健康的生态和文化环境，需要一个综合的、具有创造力的、开放的机制。从上到下指令式的治理是行不通的（访谈）杜维明《人性与自我修养》三本文集，单靠市场本身的调控也是不可能的。广义的精英—包括政府、学术、企业、媒体、慈善、宗教、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等领域的公共知识分子都应该积极参加“公民社会”理念、制度和程序的重新建构。其实，精英只是助缘，必须全民族自觉，才能转世而不被世转。

如何使中国成为文化大国和生态大国？中国的崛起向世界传达的信息不应该只是中国的特殊道路，而应是人类存活和繁荣必经的共同道路。通过文明对话，才能超越大中华的文化沙文主义，从“他者”的角度才能审视中国道路是否有开放性。儒家的修身哲学是为己之学，首要任务是建立自我的主体性。同理，文化主体性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立场。如何处理“他者”的问题，儒家的恕道可以提供一条思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种自律，也是容忍、承认和尊重他人的原则。它不仅和“为己”没有冲突，而且是“为己之学”的必要条件。儒家所指的“己”不是孤立绝缘的个体，而是关系网络的中心点，非原子型的个体内部都蕴含着通向“他者”的因素，促使自我向世界开放。封闭的自我只是“一己之私”，并非“为己之学”要培养的廓然大公的真我。“他者”指的是一个异质的世界。在文化层面，急于同化“他者”是不健康的，也是不可能的。首先面对的“他者”，应该是自家文化内部的“他者”，我写《文明对话的发展及其世界意义》这篇文章，就是通过多次的“回儒”对话的经验体会。我相信在21世纪，儒学的创新之路是离不开文明对话的。我期待儒家能从文明对话的具体经验中，摸索出一条世界各大精神传统互相学习、参照和欣赏的道路，现在已有迹象可寻，“对话文明”的出现即是显例。不必讳言，目前各种以“对话”为名的国际会议多半是抗衡、争议、辩难、谈判。但对话形式的频频出现，即表示出一种必须经由对话的共识已经被广泛接受，真正的“对话”已经不是不可企及的理想了。我相信“对话文明”应是新轴心时代的标志。只有在这种氛围中，科技全球化才能与文化多元化和平共存。只有在这个基础上，重建全球政治与经济的新秩序才有可能。儒家应该为此承担一个重要的角色，可谓“任重而道远”。

儒家不只是中国文化的自我表述，不只是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也不只是东亚文明的体现，它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资源。儒家的特殊性和地方性可以使它长期局限在国家和区域的范围之内，无法像基督教、伊斯兰教或佛教一样，成为世界性的精神传统。但是，当代的儒家思想，已具有全球的普世意义。我在《儒家精神取向的当代价值：20世纪访谈》中，从各种角度探讨儒家的精神取向的当代价值，如抗议精神、群体的批判的自我意识、人文主义、内在的超越、体验之知、根源意识与全球化、本土经验与现代化等等，希望激活儒家的生命力，扩大儒学的发展空间。但是，隐含在我心灵深处的“忧患意识”却从未消解。现阶段的儒家，在国内的定位尚不明确，而遭到政治扭曲和经济腐蚀的危险却大大增加，被国外误会为执政者的宣传工具，乃至文化侵略的象征也已广为流传。1997年，上海复旦大学的陈引驰教授梳理了我从1965到1995年三十年散见各地的文字，以“中国传统心性治学的历史命运”为主轴，择出二百零五条，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编了一本随笔。我即决定以“一阳来复”命名。对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大趋势，我的信心建立在国内民间社会对其教化功能的认同。儒家在文化中国的生活世界中已是被默认的“心灵积习”，如果越来越多的知识人也意识到儒家是“学做人”的重要精神资源，它即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宽阔的发展空间。

《文明对话中的儒家：21世纪访谈》涵盖了2002到2013年，是在文明对话的语境中进行的。我感觉到儒家即使面临着被利用，被异化，被腐蚀的危险，但它已走进了一个新阶段，也许被忽视和被边缘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虽然，有些儒家被钱和权腐化，丧失了独立自主的风骨，被政治利用而成为软实力的形象工程，异化为“曲学阿世”的利己工具，但整体而言，儒家在学术、政治、企业、媒体各领域都相当活跃，从民间到精英各阶层逐渐被重视。我的访谈不是在象牙塔里为儒学痛切陈词，而是借此对现代性、全球化、启蒙心态做出的回应，并提出一种新的人文主义的思维方式。

面向未来，这种人文思维，导源于思孟心学，以儒家在生活世界如何学做人为起点，希望它能够促使中国人发挥自尊自重的觉悟，在国际树立谦和厚道的公共形象。为了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出现一批能够“变化气质”的群体。如果有良知理性的官员、企业家和学人频频出现，如果上亿的中国游客不仅标榜钱财的实力和民族主义，也能体现关怀他人、关爱地球、关心文化和敬畏宗教的行为和素质，我相信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将逐渐被世人尊重，中国的崛起不被认为是威胁，更不是一种对现有秩序的破坏。儒家的批判精神和自反能力应成为爱国主义的反馈机制，使其为重建世界文明秩序做出贡献。把中国的具体情况和人类的普遍环境紧密结合，命运共同体的提法才有实质的意义和落实的可能。

儒家的心学是从每一个人的自我出发，“先立乎其大者”，建立自我的主体性，通过“推己及人”和各种人际关系网络，形成多样的有机体。良知理性不只局限在伦理道德的范畴，和科学、民主、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乃至宗教都有密切的关系。人类为了解决核战危机、环境恶化、恐怖主义、世界秩序重组等诸多困难而不得不思考在21世纪如何学做人的问题。“文化中国”的认同，不可能摆脱人类的共同关切，而独树一帜。我希望中国走的道路是世界各国都能够接受的，甚至殷切期待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意味着在承认文化多样和宗教多元的前提之下，确有普世价值。新人文主义或精神人文主义就是追求人世间的一种基本的共同价值。

我要感谢孔祥来、史少秦、王小超、鲁鹏一、朱天助和艾蓓在编辑和校对方面的帮助。他们，尤其是史少秦，为我改定了文本中的一些谬误。吴敏是这套书的责任编辑，但她的贡献远远超出了责任编辑的范围。没有她的积极介入，包括选文和定题，这套书根本无法问世。当然，书中的缺失和错误全部由我个人负责。

杜维明｜1940年出生于昆明，当代新儒家代表，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发言人。先后求学于东海大学、哈佛大学，师承牟宗三、徐复观、帕森斯等中外著名学者。现任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2015年9月当选为国际哲学学院（IIP）副主席。

导 言｜张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教授

摘 自｜本文是北京大学出版社“杜维明著作系列”的前言，摘自北大博雅好书（）

编 辑｜杰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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