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礼乐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

中国礼乐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

自古中国就被称为“礼仪之邦”，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符号。孔子在周公引德入礼的基础之上，赋予礼乐文化以“仁”的内涵与本义，使得中国的礼乐文化由虚幻的鬼神世界回归到人文关怀。在儒家看来，礼用来区别人伦差异，从而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敬，乐用来和合情感，使人与人之间更加亲近。虽然礼、乐有别，但两者同时又是相辅相成，可以相互促进，相互转化的。只有礼、乐并举，才能达到社会道德秩序的真正实现。其所倡导的“礼乐并举”、“移风易俗”的道德理念对当代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礼”与“乐”的原初意蕴

关于“礼”的起源，学术界一直没有最终定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礼的出现与原始社会祭祀活动及生活习俗有着很大的关系。礼字繁写为“禮”，甲骨文中出现的“豊”从字形上看就是指祭祀用的器物。《说文解字》中说：“礼者，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豊亦声。”段玉裁注：“履也。……足所依也。引伸之凡所依皆曰履。引假借之法。……礼有五经儒家思想的礼，莫重于祭。故礼字从示，豊，行礼之器。”（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履是足之所依，而礼就是人之所依，依礼而行祭神才能得到的赐福与保佑。王国维将其释之为：“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谓之丰，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谓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王国维：《观堂集林·释礼》)郭沫若先生也认为从礼的字形来看，礼的起源与祭祀行为息息相关，他说：“礼是后来的字。在金文里面，我们偶尔看见用豊字的。从字的结构上来说，是在一个器皿里面盛两串玉具以奉事于神。《盘庚篇》里面所说的‘具乃贝玉’，就是这个意思。大概礼之起起于祀神，故其字后来从示，其后扩展而为对人，更其后扩展而为吉、凶、军、宾、嘉的各种仪制。”(同上)

“乐”字从字源来看，要先于“礼”字，早在甲骨文中就已出现。《说文解字》将“乐”释为：“五聲八音緫名。象鼓鞞。木，虡也。”说“乐”是五声八音的总称儒家思想的礼，“乐”字繁写为“樂”，如木架之上悬铃置鼓，而铃鼓正是古时祭祀常用到的乐器。《国语·楚语下》载：“在男曰觋，在女曰巫。”上古时期的人们认为，在事神的仪式之中，巫能够通过一定的韵律和舞蹈，将人世的祈祷告知神灵，同时又将神灵的指示反馈给人们，从而完成人与所敬畏的天帝、山川、鬼神的沟通。此时乐舞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于祭祀之礼的组成部分，而乐与舞其实也是合二为一的。正如郭沫若所说：“中国旧时的所谓‘乐’它的内容包含得很广。音乐、诗歌、舞蹈，本是三位一体可不用说，绘画、雕镂、建筑等造型美术也被包含着，甚至于连依仗、田猎、肴馔等都可以涵盖。所谓‘乐’者，乐也，凡是使人快乐，使人的感官可以得到享受的东西都可以广泛地称之为乐，但它以音乐为代表是毫无问题的。”（郭沫若：《青铜时代·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

“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相较于远古时期，夏商时期的礼乐文化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与进步，但在西周以前，不管是“尊命文化”还是“尊神文化”儒家思想的礼，仍是以辅助宗教性政治活动的外在形式而存在的，实际上依旧属于原始宗教文化的范畴。

直至西周时期，周公引“德”入礼，为礼乐注入了新的内涵与精神。《尚书·蔡仲之命》中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皇天无私，惟德是依。”周公将关注重心由过去唯一且不可逾越的“皇天”转为人类“德行”，提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思想。礼乐从神坛走向世俗人间，把原本礼序鬼神的礼乐扩展到了礼序人伦，关注重点由人与神鬼之间的宗教关系转向了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把礼乐从虚幻的神鬼世界延伸到现实的人际关系之中。相较殷商时期，周人祭祀的中心目的已不在于敬鬼神，而是以礼乐区分来引导社会生活中的等级秩序，以维护其统治。

二、先秦儒家的礼乐思想观

孔子是“周礼”非常虔诚的向往者，他曾说：“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基于“礼崩乐坏”的社会现状，孔子并不是单纯地追寻恢复礼乐形制，而是深入去探究礼乐内在的精神与意义。他将其核心思想“仁”植入礼乐之中，以仁释礼，将礼乐价值做了重新确立。仁是礼乐之本，礼乐是仁之外化表现。孔子将仁的内容与礼乐的形式相统一，使两者相辅相成，正如他所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

孟子继承了孔子关于仁与礼乐相统一的思想，并将其发展成为仁义学说。孟子认为人皆有“四德”，即仁、义、礼、智，这四种道德属性是人性本身所固有的，是人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在四德之中，仁、义占主要地位，礼、智则从属于仁与义，“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饰文斯二者是也。”（《孟子·离娄上》）孟子说，仁实际上就是要侍奉父母，义实际上就是要顺从兄长，智，实际上就是理解仁与义的真谛以后而不背离，而礼，则是将仁、义有序不失礼的展现出来。孟子在这里将礼进一步深入诠释，仁、义成为礼乐的真实所在，并处于更加重要的位置。

不同于孟子，荀子则更加强调礼的外在约束性与规范性，他从人的社会性来探讨礼、乐的起源。“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人皆有欲，而人为满足不断扩张的欲望就必然在物上有所争。为了防止在实现欲望的过程中因物产生争斗，古时圣王就制定了礼义，为欲望与物做一界定，在人们欲望得到一定程度满足的同时，物也不会欲望无节制而枯竭。欲望与物在相互节制中共同发展，这是礼产生的原因。乐亦是如此。

三、先秦儒家“礼乐并举”的教化理念

在儒家的礼乐思想之中，礼乐文化代表着两重含义：一是礼化，一是乐化。所谓“礼化”，就是人的外在行为规范的建立；所谓“乐化”，就是人的内在精神秩序的培育。“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记·乐记》）“礼化”的作用在于区别次序，“乐化”的作用在于协调上下。因此，秩序与和谐是礼乐文化的主旨。

一方面，礼、乐主要功能不同，礼主“别”，乐主“和”。礼主“外”，乐主“内”。“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也。”（《礼记·曲礼上》）礼就是用来审定人与人的亲疏，判断嫌疑，区别异同，明确是非的标尺。礼教实际上是外在的理性约束，对感性情感的规范带有强制性。而乐具有和谐的情感，能形成和谐的感性群体。乐由人内心情感触动而发，而其自身又具有由音阶长短、高低组成的和谐特质，这两大特征，使其在培养人的内心情感，促进人际关系和谐方面有着其它任何事物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礼、乐又是密不可分的，过分倚重任何一方都会走入歧途。“乐胜则流，礼胜则离。”（《礼记·乐记》）过分倾向于乐，则容易让人沉迷而忘返，过分倾向于礼，则容易让人产生隔阂而缺乏亲近。

儒家认为，虽然礼、乐有别，但两者同时又是相辅相成，可以相互促进，相互转化的。“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出，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礼记·乐记》）正是由于礼、乐两者的作用不同，在政治伦理上也就有着不同的影响：礼偏重于正名，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强调社会秩序的规范有序；乐偏重于治心，以情感人，以德化人，潜移默化地使人习惯于有秩序的生活。在儒家看来，礼是建立在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情感之上，从外规范人的行为举止；乐感化人心、陶冶性情，从人的内心培养人们的道德感情。只有礼、乐并举，才能达到社会道德秩序的真正实现。

四、“移风易俗”的风气建构及其价值

社会的发展进步以及制度的变革引领着社会规范秩序礼的变革，而这种变革必然对人们的日常行为带来一定影响。即便是在阶级社会，在儒家思想理念之中，礼乐文化是维持社会稳定的政治文明，更是一种精神性教养。如何让习惯于社会变革之前的生活氛围、行为制度及习俗习惯的普通民众接受、适应新的习俗、新的社会规范，这就需要发挥乐的功用。乐所带有的天生的和谐特质对于民众对于新生事物、新生习俗的陌生感、质疑性具有很好的平和作用。荀子在春秋礼崩乐坏之后将乐提升到了与礼并重的地位，他充分发掘乐所具有的移风易俗的政教优势，从意识形态的高度统一了美与善，使礼乐并举成为统一天下的政教工具。“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荀子·乐论》）荀子首倡“移风易俗”中国礼乐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旨在使道德教化伴随着音乐的情感感染，变得自然，以引导礼教说形成的由分别的群体归于和谐，从而将社会群体统一于道德。

在孔子看来，乐有淫正之分，只有“德音”、“雅乐”才能真正培养人的道德情感，才能将人引入道德轨迹。“雅乐”就是指先贤圣王所制的雅正之乐，其音中正平和，使人在潜移默化之中步入道德规范。“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礼记·乐记》），政治的清平与否，人民生活状况的好坏得失，在这个国家的音乐中是可以有一定反应的。好比现在民众间非常流行的广场舞，因其具有锻炼身体、增进交流等优点，所以很快以燎原之势在全国普及开来。欢快的歌曲伴随着轻快的舞步中国礼乐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让人们在愉悦身心的同时，情感也得以沟通交流，促进了社区之前人际关系的和谐，也是当前社区非常提倡的一项集体活动。但同时，我们也应正式一些不和谐的音符出现，如舞曲音量过大，活动场所选择不当与安静的居住环境冲突等问题屡有凸显。只有合于礼的乐，才是真正能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的“德音”，国家的繁荣发展使得人们物质生活社会不断提升的同时，也在追求精神生活的进步，孔子的弟子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如何在不失礼的规范下，开展好这项有益身心的民众活动，是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所需正视的一项问题。

“中国礼文化所蕴涵的丰富的人文精神浸润和滋养了中华五千年文明之树的根基，使炎黄子孙成为世界上一个情感丰富、人格独立、善良博爱、崇尚人道、追求和谐、向往和平的伟大民族。”在时代的变革中，一部分礼俗在近代的发展中已然丢失，作为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我们有义务、有责任予以恢复与留存。当然，这种恢复也不是照搬的复旧，而应是恢复中有改革有发展。我们应积极挖掘传统礼乐文化中的合理因素，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以优秀的礼乐文化为指导，共同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