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峰：“以仁心为主宰”是儒家精神的根本

王德峰：“以仁心为主宰”是儒家精神的根本

科学发展、经济发展、政治发展，都会使国家有力量，但是国家的力量根本上取决于人民有信仰。“以仁心为主宰”这是儒家精神的根本，也是中国人一以贯之的信仰。

主讲人：复旦大学教授 王德峰

关键词：新儒家 内圣外王 为仁由己

我们前面提到，在民众觉醒的启蒙这一点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阳明心学的继承者，姗姗而来，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拿什么来教导、启蒙中国百姓，让他们拥有独立的人格？当时是拿西方的思想、西方的哲学。可是西方思想、西方哲学，能把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塑造成为一个道德自觉的主体吗?在当时自然引起了普遍的怀疑，所以思想斗争是难以避免的。

从根本上认为无法用西方思想来塑造中国的道德自觉的主体的那一批文人、学问家，就形成了现代新儒家。现代新儒家开始了他们的思理探索。虽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他们始终没有成为主流，但他们发出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

好，我们现在又用“新儒家”这个概念了，先秦时候的儒家叫“原儒"，到宋明时候“宋明新儒家”来了，可以算作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代新儒家。程朱理学、陆王心学，都属于第一代新儒家。

在近代史上又来了第二代新儒家，第二代新儒家的创始人是熊十力先生，他有一位非常杰出的弟子叫牟宗三，成了第二代新儒家的中坚人物。

在已经跟西方思想、西方文化相遇的时候，儒家想要开出新的局面来：让儒家思想现代化——这就是第二代新儒家的使命。

“新儒家三圣”

我们既然把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都请进来了，“德先生”叫民主政体，“赛先生"叫科学学问的体系。这两位外来的“先生”能否跟中国本土的儒家思想相融合呢？假如能够融合，中国的未来是光明的，现代新儒家的基本思想就是这个。

牟宗三先生用两句话来概括他一生的奋斗:

第一句话“反思中国文化之生命”——中国传统文化要如何现代化；第二句话"重开中国哲学之途径"——中国哲学要重新开出它的路来。

现代新儒家的思想探索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老"内圣"如何开出新"外王”。

中国的儒家哲学、儒家思想，它是道德修养的功夫，同时它又是中国政治架构的基础，政治体制、政治架构属于“外王”——行王道。"外王"来自哪里?你为什么不行"霸道”？"行王道"根植于我们内心有圣贤的品质，叫"内圣外王”。

这是中国儒家传统的政治原则，所以中国其实根本没有西方意文上的政治学。中国的政治学思想，同时就是伦理学思想，所以伦理学与政治学在中国是同一门学问。讨论政治问题，首先就是讨论道德问题，那叫“内圣外王”。

孔子在《论语》中说:"学而优则仕"。什么叫"学而优”?不是指你掌握了多少文化知识，口袋里有多少文凭。这"学而优"是指什么?学做圣贤学得好，向圣贤学习，而且学得好，才能去做官，这叫"学而优则仕"——你只有“内圣”，然后才能“外王”，你才能真正做得了老百姓的父母官。

父母官这个名称很有意思，为官者应当将百姓看成是自己的孩子，“爱民如子”，你如何可能爱民，因为你内心有圣贤的境界、圣贤的品格，这叫“内圣”，内圣而外王。

那么现在的"王"变了，就政治体制、政治架构变了，这"新外王"来了。"新外王"是什么?——民主政体。能不能从"内圣”里边开出来，从你儒家的道德精神当中能不能形成一个社会王德峰：“以仁心为主宰”是儒家精神的根本，适合今天这个时代的民主政体，开得出来吗？新儒家就是来追问这个问题的。

所以我们可以简要的把新儒家的使命概话为：老"内圣"如何开出新"外王”。

牟宗三曾经和另外三位学者在1958年联名签署过一篇宣言，这个宣言的标题《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当中有这样一句话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宣言中说："中国之学术文化，当以心性之学为其本源”——心就是人心的心，性就是人性的性，心性之学。

他们认为儒家的学问就是"心性之学"，如何在我们的本心仁体中达到符合人性的生活，这是儒家的主题，如何根据我们的本心仁体，达到一种符台人性的生活，这叫“心性之学”。

所以这一宣言认为，我们绝不能放弃中国的儒家，也就是不能放弃"心性之学”，因为只有“心性之字”，才是中国之学术文化的本源。

在这之前，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位非常著名的人物叫张之洞，他曾讨论过“中学”和“西学”的关系，那个命题很著名，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王德峰：“以仁心为主宰”是儒家精神的根本，这叫"体用"。

当然，这样一个表达里边包含了一个基本问题：“体”和“用”是不能分开的——“体用不二”。西学的"用"，根植于他们西学的“体”，哪中学的“体”如何去结合西学的“用”呢？向来是个问题。

作为和牟宗三一起签署《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的学者之一的唐君毅，曾经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相遇之后的状况做过一番深思。下面是他的一段原话：

无论是科学、经济还是政治，都应当以仁心为主宰，否则科学、经济、政治将会变异大实用主义哲学的儒家文化，导致虚无主义、功利主义和权力崇拜。

若我们把儒家心性之学放弃了，我们一味的去争取科学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清明，若无“仁心”做主宰的话，都会变化的，叫变异，变成什么呢?变成虚无主义、功利主义、权力崇拜。

这一番话我们能否同意?

我想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大概普遍是同意的。科学发展、经济发展、政治发展，都会使国家有力量，但是国家的力量根本上取决于人民有信仰。“以仁心为主宰”这是儒家精神的根本，也是中国人一以贯之的信仰。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牟宗三先生怎么想。牟宗三先生作为第二代新儒家的中坚人物，他展开了更加深入的探讨。

他认为中国儒家思想本有“民本精神”，这是非常宝贵的。我们把中国儒家的民本精神——以民为本，跟西方的民主比一比，我们的境界绝不比他们低。

这个民本精神体现为什么呢?孔子和孟子他们的思想。

孔子说过一句话:"为仁由己"，你能不能实践"仁"？在你的生命实践中，能不能把孔子所说的"仁"体现出来，过件事情全看你自己，不是外部可以规定你的。外部的权威让你成为一个有本心仁体的人吗?不可能的。倘若你在社会活动当中，总是出于利益考虑才去遵守道德规则，你也不是“为仁”。“为”就是实践。

“为仁”全凭我们每个人自己，这叫"为仁由己"。牟宗三先生认为，这就是在儒家思想中的自由原则——我们并不是被迫的去服从道德规则，“为仁”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精神。他认为这是儒家思想中本有的自由的观念。

孟子说一句话，我们都很熟悉。就天下来讲，其实有三个方面：一个是人民生活，一个是朝廷也叫"社稷”，还有一个方面叫君主。民、社稷、君主这三样，孟子怎么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孔子的"为仁由己"，和孟子讲的民、社稷、君三者的关系，都被认为是在儒家思想中本有的民本精神。我们现在常讲的那句话"为人民服务"，这是儒家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延伸。

牟宗三先生说道：由于儒家思想的民本精神只局限于道德领域，未能进展到公民人格和社会组织的层面，因此在历史上没有建立起民主政治制度。

虽然儒家的民本精神本就在那里，但它局限了，局限在道德领域，局限在个人的道德修养的领城，所谓“修身”。

我们都知道《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叫"三条纲领"，后面具体讲道德人格的修养又有八个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修身"怎么修?就是前面几条：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如果你修身成功了，在家里你可以把这个家引导到积极向上的一面，这叫“齐家”，不会有父母与儿女的冲突，骨肉的相残都没有了，叫"家齐"了。因为你能够做到“家齐"，你才能进而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那叫“治国”，治国才能平天下（注意，天下是文化概念）。

由修身推出去，内圣外王，先不要在社会层面上说，我先把家“齐"好了，把家"齐”好的人才可以外王，治国，平天下。

话是这么说了，那实践的途径是什么呢?那就是父母官了，"学而优则仕"，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是中国儒家传统的政治目标和政治方案。

但是这样一条路在今天走不通了。在今天的社会里边，我们不得不承认，由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建构起来的现代社会生活，你如何由修身而治国、平天下?所以终于还只是局限在道德领域里面。

既然我们生活在一个由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建构起来的现代社会中，就要有公民人格了，而不是臣民，公民和臣民的区分。也必须承认一系列社会组织的重要性了，不能以父母官来取代社会组织，不能把百姓仅仅看成是被教化的对象。公民的人格需要树立，这是市场经济社会的必然要求。

所以这就引起牟宗三的深入患考。

牟宗三认为，儒家以"仁"为中心的这样一个"内圣”，无法开出民主、科字和法治的“外王”，怎么办？牟宗三先生从哲学上讨论这个问题了：他认为儒家的道德理念，必须经历一个自我坎陷的过程，他用了“自我坎陷"(self-)。

[nɪˈɡeɪʃn] n. 反面; 对立面; 否定; 拒绝;

self- 自我坎陷 自我否定

“坎陷"是牟宗三的一个用语，其实他的意思就是否定，自我否定，并不是说儒家要把自己的道德理念给它取消掉，而是说它应当发生一个改变。

这个自我否定是什么意思呢?就儒家的道德理念在哲学上来看，它属于形而上的，能不能往下走，成为形而下的制度设计?

中国的《周易》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吗?"形而上者请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就是可以指很多事情的一个比较广泛的中国哲学的概念。比如说我喝茶的茶杯，物质的"器”，一个民族的典章制度，也叫"器"。

能不能从儒家的形而上的道德理念，从中生发出往形而下这个层面的典章制度，能不能以新的制度来行儒家的“道”?牟宗三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可以做的，他说，要发生一个自我坎陷的过程，什么叫"自我坎陷”?应当由"内圣”曲折一下，转一个弯儿，转出“知性”来。

这里又有个概念了，他是用康德哲学说话了。当时的现代新儒家也精研西方哲学，牟宗三本人既研究康德哲学，也研究黑格尔的哲学，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也有了解和掌握，所以他就用了自我否定这个词，叫自我坎陷。

什么叫"知性"？用英语来表达叫，比“知性”更高的叫"理性”，用英语来表达叫，所以康德是区分了知性和理性的。康德认为知性是介于感性和理性之间的一种认知能力。

康德认为,人具有三种认识能力,即感性、知性和理性,它们都是先天的头脑固有的。感性指主体自我借助于感觉经验形成直观知识的能力。知性则是指主体自我对感性对象进行思维,把特殊的、没有联系的感性对象加以综合和整理,使其联结成具有规律性科学知识的能力。

比知性更高的理性是指什么？去认识绝对无条件的认识能力，绝对无条件的事物，理性的认识。理性是一种认识能力，这种认识能力指向绝对无条件的事物，比如说一个理念。

理性（哲学概念）

理性常常被拿来与感性和知性作比较，其中感性是肯定的，知性是否定的，理性是否定之否定，所以也是肯定的。理性和感性的一致性表现为经验和真理的一致性。

在现实生活中，感性产生经验家，知性产生辩证家，理性产生哲学家。三者的区别在于，经验家致力于收集事实，辩证家专务批评，而哲学家追求真理。

按照牟宗三，以前的“外王"是由"内圣"真接推出来的，而现在的“外王”——民主政体，是直接推不出来的，所以要由"内圣"而曲折一下，转一个字，进入知性层面，如此才能生出民主、科学、法制。

这条路走得通吗？在当下仍然是一个根本重要的问题。

这几年我们看到中国社会有许多人，都对中国儒家的学说重新发生兴趣，并高度关注，但是一种疑惑也就随之而来。

我们承认我们仍然是中国人，儒家的学说仍然是我们的道统，儒家的精神仍然在每一个中国人身上，这一点我们基本上都能同意，但是一个疑惑来了。

面对现代社会大实用主义哲学的儒家文化，一方面科学技术，一方面市场经济，我们比如说复兴阳明心学，它的实际的现实可能性究竟有多大?我们可能跟着阳明的《传习录》，去做自身的道德修养，这件事可以去做，如果你认真，可以去做，那做了以后呢 ?

中国当下的现实，比如说你面对市场经济这样一个社会现实，资本的竞争也不可避免，你如何作为一个阳明心学意义上的道德主体，同时又在市场经济的舞台上彼此竞争，这两者如何统一?

中国问题的解决，当下的许多麻烦，包括所谓"遇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儒家真帮得了我们吗?它作为一种精神境界，固然是很高的，但是脱离了社会生活的实际，恐怕还是要法治才能解决问题，不是吗？可这样，法治跟道德主体的关系又是什么?在今天真是一个基本问题了。

牟宗三先生并没有真的指出一条老"内圣"开出新"外王”的实际路径，但他这样把当下的现实问题摆在那里让我们思考，这同样具有非凡意义。

儒家以及儒家的道德精神，当然是我们中国人民信仰的根基，信仰的根基如果在现实中总是被击破，被打破，该怎么办?

唐君毅说得很分明，倘若把儒家的道德精神拿掉，我们只是在科学、经济和政治的层面上做事情，会变异的，会导致虚无主义、功利主义和权力崇拜。这一点说得没错。

所以那条路还在继续的探索之中——以儒家的道德精神为根本的中国政治、经济和科学研究，是否可能？

好，我们介招了现代新儒家，称得上现代新儒家的学者，都共同强调了儒家思想的现代化，都想要寻找一条路，这条路就是让儒家的道德精神融入由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建构的现代社会生活。

有一种想法就是教育是最根本的，重新审视一下中国的基础教育大实用主义哲学的儒家文化，甚至应当从幼儿教育就开始思考，贯彻这个原则，让我们中国人成为以儒家精神为根基的道德主休，而后面对现代生活——这是所谓由教育求中华民族文化生命复兴的路，那叫教育之路。

那么教育又复成为一个问题，教育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里边，它难免和整个社会的利益体系相关，如果关联得非常紧密叫教育的产业化，如何拒绝教育的产业化，这条踏能走吗?否则何谈中国人是以儒家精神为基础树立的道德主休。这些都是目前尚无答案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