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借宿：中国制度构成不可思议的奇迹！

儒家文化借宿：中国制度构成不可思议的奇迹！

自1919年五四运动起，中国人开启了消灭传统中国封建主义的运动儒家文化借宿：中国制度构成不可思议的奇迹！，“打倒孔家店”成了追寻新中国道路的口号之一。随着现代中国逐渐富强大实用主义哲学的儒家文化，我们开始重新拾遗补缺，回顾历史，试图寻回历史长河中的文明结晶。儒家文化借宿“传统文化”之名，被现代化的历史观再次捧起。

现在的我们骄傲于作为中国这个超大规模、多体系的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的一员，骄傲于其光辉的文明。但是因为近代史的惨烈经历，一部分国人认为现代制度即西方文明主导的制度模式始终具有着一定优越性和独一性，却没有发现中国的制度构成也是不可思议的奇迹。

回顾历史，儒学作为中国历史上主流的政治文化思想体系和意识形态，能伴随着其纷纷扰扰，屹立两千余年，它对中国的制度构成有着无可替代的影响。

首先回溯儒家的源头。孔子是一位周礼主义者，也代表了春秋时期政治精英的部分思想和诉求，这是儒家之后能被中国统治者启用的源头。

周礼是服务于分封制的意识形态，但是春秋时期已经“礼乐崩坏”，怀念周礼的孔子不会获得多少诸侯的待见。但是周礼意义深远，它是一种维护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纽带的意识形态，因此它强调着家族的宗法制度和国家构成之间的必然联系（有国才有家，反之亦然），也就是“家国天下”。

试想如果没有周礼，中国人直接建立了官僚政治的国家（尽管从生产力的角度看不现实），官员的高流动性和代表国家、地方共同利益的行为驱动并不会直接导致“家国思想”。而提倡“修身齐家治国”的儒家则良好地承接了周礼的家国主张儒家文化借宿：中国制度构成不可思议的奇迹！，把“家”和“国”，在道德哲学——“君臣父子”和国家治理上，置于并重的层面。儒家对个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主张则更灵活地把平衡“国”与“家”的任务交给了个人的务实判断。

这种做法的意义是中国之后长达两千年的"皇权不下乡"并不影响国家的政治思想与社会文化的统一，因为学习儒学的家族和社群始终明确知道自己的生活环境和国家、天下之间的关系。而其它一些帝国，如罗马，因为缺乏基层的政治文化经济共识，在皇权丢失/分裂后大实用主义哲学的儒家文化，没有人或家族集团会去重塑基于罗马帝国文化政治经济制度的罗马第二、第三帝国，而是只想以其名义行事。

另一方面，儒家倡导全国参与的精英政治，即“学而优则仕”和“有教无类”。这体现了儒家实践哲学、实际主义的特征。因为孔孟很清楚，在战乱的春秋时期，世袭权力不可持续“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国家的运转和统治已经部分交给了精英而非贵族——“陪臣执国命”，国军更看重人的能力而非血统。

更重要的是，儒家思想中每个人都有成为精英的可能，且一位有能力的精英天生就应该是为社会做事的（"唯仁者宜在高位"）。但这也不仅仅为儒家独有，因为无论墨家、道家、法家都在表达为人的哲学思想的同时，提倡一种国家制度的理念，这是中国当时思想界共有的一种态度——精英需要为国为民（称其为君也好圣也罢大实用主义哲学的儒家文化，有道、德者，可治人）。

并且，儒家发展阶段也同法家一样尤为强调入世政治。提出经世致用、“足食足兵”、“取信于民”等观点，且即“良禽择木而息”又“不耻下问”，善于学习（传闻中孔子请教老子，以及孔子对管仲的赞誉都反映了儒家并不拘泥于周礼和孔子自身的发展潜力）。不过相比法家，儒家的思想理念和制度模式主要是以人为本，重在培养人，而非主持政法、强大国家。

这是为何秦皇以法家并天下，而汉武帝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自武帝起，儒家开始成长为中国政治文化构成的主体和门面。这在当时不是因为武帝多么信奉儒家，而是因为他缺人才。试想武帝虽然雄才大略，但发掘的人才如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等全有着枕边人的关系，他任用的窦婴、霍光、金日銸也是从身边发现，他虽然能发现人才，但不可能保证汉朝的每位皇帝都能自己找到人才。

这主要因为汉朝初期还没有一套精英选拔任用的标准制度。因此，我们可以大胆推测，“独尊儒术”是为汉武帝选拔精英制度做铺垫，因为它至少给了一个大致的选拔标准，且全国精英也有了大致的教育、文化投资方向去参与国家政治的治理。也因此举孝廉和推举制都是法治制度，是强制规则，所有地方都要向中央交付政治文化精英，故而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学习儒家思想和文化知识。

那么为何是独尊儒术而不是法术或者道术？需知法家思想文化更有利于治国和皇权，道家在汉朝也是显学。首先，汉朝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其匮乏教育资源，在书是宝贝的年代，无论学习法家还是道家，首先要有相关书籍和理论知识的资源，其次要有老师解读。而更重要的是，无论是法学还是道学，在当时都不适合用于选拔精英，光是如何考核评判都是难题，因为当时还没有知识体系的框架与标准！（即使儒学，在汉朝都有古文、今文之争）

汉武帝会用“举孝廉”这个模糊的选举标准，不是因为他不知道有更好的办法，而是没有条件选择，那是个知识高度稀有且个人化的时代。儒家首先教育人知礼仪、育德行，教人利于国家社会家族稳定的做人方式，则是最适合“举孝廉”这种唯心评判。武帝很清楚，选拔全国各地的人才是为了让全国都有政治文化精英（哪怕是滥竽充数的）参与到国家政治中，这样才能让中央有人可用，治国不受制于地方家族，国家政治共同体有了初始的阶层立足（可惜推举制这个无法之法难以避免被地方势力渗透）。

其次相比法家的治理办法，儒家更容易让地方豪强氏族接受。正如上文所说，儒术不是屠龙术，但其思想理论同时涉及国与家两个体系，三纲五常、兄友弟恭、父父子子、夫为妇纲等都是当时的小农村社和家族宗法维持自身安全稳定和集体收益的制度，而“儒学”提供了这些制度的维持方略和意识形态支持。法家则强化国家君王，压制地方豪族，这容易引发地方不满和反弹，且在国家生产力有限的情况下，国家没有能力支付乡县治理的成本，秦二世而亡，法家的这个缺陷是因素之一。

然而，儒家又为何能够在此之后继续盛行不衰，乃至愈发昌盛以至庞大僵化呢？这与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和科举制度有深刻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