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文核心期刊2013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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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文核心期刊2013J．)No．6．2013儒家“大一统’’思想是中华民族统一的政治基础[摘要](《汉书董仲舒传》)中的“大一统”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之一，这在《公羊春秋传》中得到集中体现。汉武帝通过对“公羊学”的推崇，使“大一统”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的主旋律。(《汉书武帝纪》)中，董仲舒在回答汉武帝“天人三策”的奏章中指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因此他向皇帝建议“罢黜百家”，用思想的统一来维持天下一统。儒学“大一统”的观念还有国家领土统一的意义。“大一统”的本意是说以统一为纲，以确立有序的社会制度来达到治平天下的目标为大。孔子一生向往、歌颂、寻求“一匡天下”的“大一统”，这种理想就落实在他所编写的《春秋》一书中。也许用少数民族政治家对于儒家“大一统”的理解，更有助于说明问题。“和而不同”和“大一铳”思想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传统，深深地植根于我们民族的血脉之中。“大一统”使得中华民族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关键词]儒家；大一统；中华民族统一；政治基础[中图分类号]C9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140(2013)06—0028—04董仲舒和汉武帝生活的时代，汉王朝的安全和稳定正面临着两方面的严重威胁：从内部看，汉初的分封诸王造成了国内封建割据。

各诸侯王和日益做大的地方割据势力，成为社会稳定、发展的大敌。从外部看，汉初实行黄老的无为政治，尽量减轻农民赋税虽然有利于农业生活的恢复，但是也造成了严重的国防危机。长期的和亲政策助长了匈奴侵掠的野心，严重威胁了黄河流域的广大农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面对这样的形式，董仲舒在回答汉武帝“天人三策”的奏章结尾处指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中的“大一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之一，这在《公羊春秋传》中得到集中体现。汉武帝通过对“公羊学”的推崇，使“大一统”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的主旋律。汉代的“大一统”思想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统一思想，建立国家意识形态，通过文化的一统实现政治的一统；其二是维持中华民族领土的统一秦始皇和汉武帝对待儒家思想的共同目的，通过地域的一统实现民族的一统。文化的统一和地域的统一，都是形成共同民族认同的重要前提。一、统一的意识形态有利于统一的民族文化的形成汉武帝“罢黜百家”的直接目的在于统一思想，维护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据《汉书武帝纪》载：“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流货赂，两国接壤，怵于邪说，而造篡弑，此朕之不德。”淮南王刘安，组织大批文人撰写《淮南鸿烈》一书，为自己篡权进行舆论准备。

淮南王的做法，基本上是沿袭了战国时代诸侯、大夫的养士传统。孟尝君、春申君、信陵君、平原君都因养士众多，而在国内称霸一方，所以汉武帝说他们是：“怵于邪[收稿日期]2012—09—12[作者简介]张践(1953一)，男，北京人，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佛教与宗教学研究基地研究员，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民族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宗教史、哲学史的研究。万方数据说，而造篡弑。”(《汉书武帝纪》)中，董仲舒在回答汉武帝“天人三策”的奏章中指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董仲舒所说的“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就是针对淮南王等试图分裂国家的诸侯而言。因此他向皇帝建议“罢黜百家”，用思想的统一来维持天下一统。近代以来，反封建的思想家们，都把董仲舒的提议和汉武帝的决策视为封建专制思想的滥觞。大一统的思想对于维护帝王的专制统治，控制社会思想的自由发展确实具有很大的负面作用，比起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汉代之后思想的发展相对缓慢，特别是儒学在封建社会的后期甚至成为思想发展的桎梏。

但，时过境迁，如果以一种历史主义的眼光来看待当时的决策，我们也许会多一份“同情性理解”。与其“百家殊方”，“上亡以持一统”，使天下重回春秋战国的战乱不止，那么“罢黜百家”也许就是当时的人们所能找到的最好选择。只有实现了政治上的“大一统”，才能免除战乱，维持社会的稳定，生产的发展，人民才得以安居乐业。同时统一的意识形态，对于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各民族共同认同的文化也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当代西方国家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欧洲模式，当成“普世价值”到处推销，其实严格意义上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即使在领土已经划分很小的欧洲也是不存在的。民族国家形成的根本条件并不在于民族成分的单一，而在于对共同文化的认同。正如当代学者所指出：“民族可以根据一个相对稳定的、历史的标准来判定，而不是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来捏合；民族本身既是一个文化心理范畴，又是一个政治范畴，前者为后者在民族内涵之内提供正当性依据。q统观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展历史，能够承担这个“主体文化”使命的，只能是儒家文化。从华夏民族发展的历史看，孔子开创的儒学，“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秦始皇和汉武帝对待儒家思想的共同目的，是中国三代文化的最大继承者秦始皇和汉武帝对待儒家思想的共同目的，所以经历了春秋战国五百年时间的百家争鸣以及秦汉两代帝王的反复比较、筛选，最终在汉武帝时代成为国家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和社会意识形式的差别在于，前者得到了国家政治权力的大力推行，从而使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之一的儒学与汉代以后国家意识形态儒教，有了本质的差异。从当代民族学理论的研究主流看，一般认为民族并非自然的存在物，而是一种文化的共同体，它的形成与文化的建构有关。从中国古代发展的历史看，儒家文化的绝对主导地位，与强势国家权力的大力推行有关。汉代实行“独尊儒术”，“以孝治天下”，并按照儒家的思想推举“孝廉”和“贤良”、“文学”之士，作为国家的官员。到了隋唐，则采取科举制度，完全按儒家的《四书五经》考试天下学子，选拔官吏。在国家政权的推动下，就把儒家文化变成了国家的统一文化，也是构成这个国家的所有民族成员的主体文化。同时历代执政者贯彻孔子“修文德以徕远人”的民族政策，努力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弘宣教化。无论张骞出使西域，还是文成公主“唐蕃和婚”，都带去大量的儒家经典，文书典籍。清朝顺治初年，贵州巡抚赵廷臣上书说：“臣以为教化无不可施之地。请自后应袭土官年十三以上者，令入学习礼，由儒学起送承袭。其族属子弟愿入学读书者，亦许其仕进，则儒教日兴而悍俗渐变。”(《清史稿赵廷臣传》)清朝政府采纳了他的建议，规定西南地区的土司必须将自己的儿子送到汉地的学校中学习儒家经典，否则不许继承土司职位。

政府在苗、瑶、彝、黎等民族地区，广设义学、社学，提供各种优惠条件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文核心期刊2013J，鼓励少数民族学生学习儒家经典，参加科举考试。这些措施对于推动民族语言文化的统一，民族文化的认同都具有积极的作用，并最终有利于增加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二、统一的领土有利于统一民族的形成儒学“大一统”的观念还有国家领土统一的意义。“大一统”的本意是说以统一为纲，以确立有序的社会制度来达到治平天下的目标为大。中华民族的祖先早就有“四海一家，谐和万邦”的理想。《尚书禹贡》 把天下划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个区域，称为九州，这是向往“大一统”的思想倾向和心理 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中国化的佛教，也是凝聚中华民族的重要力量。但是，由于只有儒教成为古代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为此儒教 在政治凝聚方面起主导作用。 万方数据 状态。商周时期，“天下一统”意识已十分明确，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J、 雅北山》)，便是这种意识的表现。在孔子眼里，西周是“天下有道的“大一统”时代，“礼乐征伐白天子出”， 及至周王室衰微，礼乐征伐自大夫出时，就进人了“四夷交侵”的战乱时期。对于辅助齐桓公抗击外族入侵 的管仲，孑L 子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

微管仲，吾其被 《论语宪问》“如其仁，如其仁。”孔子一生向往、歌颂、寻求“一匡天下”的“大一统”，这种理想就落实在他所编写的《春秋》一书中。《春秋》第一句话就是“春王正月”。《公羊传》解释说：“何言乎王正 月，大一统也。”董仲舒解释说：“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在古 代自然经济时代，一个朝代统一“正朔”是一件大事，是保证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统一运行的大前提。“易 服色”是王朝更替的象征，“制礼乐”则是统一政治制度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文核心期刊2013J，是保持政治稳定的根本。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 族共存的国家，华夏与夷狄蛮戎共同生活在这一片土地上。这样就需要一种大家认同的生活秩序与环境， 《公羊传》按照《春秋》“所传闻世”、“所问世”、“所见世”的进化论发展过程，把中国的民族关系分成了“夷 夏未殊”、“夷夏可殊”和“夷狄进夏”三个阶段。在现实的夷夏可殊时代，民族关系是“内其国而外诸夏，内 诸夏而外夷狄。”这个时期要有“夷夏之别”，要团结诸夏“尊王攘夷”。 儒家以三代礼乐文化捍卫者的身份自居，立志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么应当如何“平天下” 呢?儒家坚决反对穷兵黩武的大国沙文主义，孔子在政治上提出了以“修文德以来之”为纲领的国家政策。

他指出：“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论语季氏》)，是非常危险的。合理的方法是“故 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同上书)其大一统思想，就是通过思想的统一，以达到政治的统一；通过文 化的统一，以达到天下的统一。对于幻想通过军事征服的方法实现天下统一，儒家进行了抨击。董仲舒说： “夫德不足以亲近，而文不足以来远，而断断以战伐为之者，此固春秋所甚疾已，皆非义也。”(《春秋繁 莫之敢入。”(《盐铁论论勇》)这样一种文化的地域，不仅适宜汉族人民居住，也适宜中国其他民族的人民 生活。这样，文化中国的版图，就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地域范畴。在这片统一的版图中，儒家认为 最终是要 实现“华夷一家”的社会理想。《公羊传》按照“三世说”的理想推论，到了“升平世”，“至所见之 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地域统一的结果就是“夷狄进夏”，实现民族的统一。儒家的民族 观是以文化为标准而不是以血缘为标准的，凡行周礼者为华夏，反之就是夷狄。唐人韩愈在《原 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也就是说，生活在四方的少数民族，都 可以接受中华文化，成为中国人。这种开放的民族观，是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文化基因。

儒家哲学主张“和而不同”、“殊途同归”，多种文化可以相互包容，和谐相处。面对多民族的国家，儒家 制定了：“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礼记王制》)的民族政策。即在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宗教的前提下，给予他们更多的政治自治权利，用多元的文化自主换取政治的一统。但是儒家的这种多民 族和谐政治是建立在相互尊重、互利合作的基础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根据情况的变化与时俱 进。汉武帝元朔六年六月，诏日：“朕闻五帝不相复礼，三代不同法，所繇殊路而建德一也。盖孔子对定公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