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是人类智慧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直接恶果

：传统是人类智慧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直接恶果

从过去一百年的历史来看，形而上学地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在学理上不能成立，在实践上产生的直接恶果就是大大伤害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使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文化、价值、精神的全面失落，加剧现代化秩序建构过程中的混乱、痛苦，甚至加剧政治、经济危机，从而削弱了中华民族面对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困难的承受力和战斗力。

一、什么是传统？

什么是传统？在《后汉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句话：“国皆称王，世世传统。”在这句话中，“传”是动词，“统”是统系。“统”表示一种连续关系之链，古代多用“皇统”“君统”“宗统”“道统”等来表示，与今天的“传统”一词有近似之处。今天我们所用的“传统”一词来自于现代汉语，已经吸收了西方语言中“”一词的意义，指世代相传的精神、风俗、艺术、制度等。在20世纪的社会文化话语中，与“传统”相对的是“现代”。

《后汉书》（二十四史繁体竖排），中华书局出版

希尔斯在《论传统》一书中指出，就广义而言，传统是指从过去传承到今天的事物；就外延而言，凡是被人类赋予价值和意义的事物，传承三代以上的都是传统；就主要用法而言，传统多指文化传统，即世代相传的思想、信仰、艺术、制度。传统的功能是保持文化的连续性，为社会带来秩序和意义。传统的功能的实现以敬畏传统为条件。

希尔斯在《论传统》一书中还进一步指出，传统是人类智慧在历史长河中的积淀，是世代相传的行为方式，是对社会行为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在文化传统中，希尔斯特别关注“实质性传统”。这一概念来自韦伯的“实质合理性”概念，主要指价值传统，即崇尚过去的智慧，注重以从过去传承下来的行为模式为指导。例如，对宗教信仰和家庭人伦的感情，对祖先和权威的敬重，对家乡的怀恋，对族群、共同体的归属感及忠诚等。

《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传统对人们有强大的道德规范作用。我们认为，文化传统代表了民族文化的精神追求，是民族的生命和血脉，也是民族的根和魂。文化传统的积极意义是，有利于文化传承发展，形成历史文化的继承性和连续性；彰显文化的意义，守护文化的价值，塑造文化的认同。价值传统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是道德品行的保证，是社会秩序的保障；价值传统是文明质量的保证，赋予存在以意义，维护古往今来的理想。价值传统是文化传统的核心，反映一个文化的价值规范、价值理念、价值追求、价值理想（即价值观）。

文化认同是人们在一个民族共同体中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对本民族最有意义的事物的肯定性体认，其核心是对一个民族的价值传统的认同，是凝聚这个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是这个民族共同体的生命得以延续的精神基础。因此，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而且是最深层的基础。在当今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作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的文化认同、价值认同，不仅没有失去意义，而且成为综合国力竞争中最重要的“软实力”。

在概念上，“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是有分别的。传统文化包罗万象，如中医中药文化、中餐美食文化、中国茶饮文化、中国民乐戏曲，凡是历史上的文化现象都可归入传统文化范畴；而文化传统是传统文化内在的道，是文化的精神、灵魂、气质。我们现在讨论的中华文化，往往同时包括这两个方面。

传统不是固定不变的，也不是完美的，传统有旧文化的衰落，有新文化的加入，虽然传统促进了价值的稳定、文化的延续，却在历史转折和社会转型时期表现出惰性。这时传统便成为焦点，被强调更新和改革的人视为包袱，于是在社会文化转型时期，传统便成为“问题”了。在欧洲启蒙运动中，传统曾一度受到个人解放和科学主义的猛烈抨击；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受到的批判以五四时期最为突出。

二、如何认识传统

传统有精华与糟粕之分。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批判有积极的意义，但把整个文化传统看成巨大的历史包袱，要传统文化对中国的落后负全责，以为只有与传统激烈地决裂才能走向现代，则带有明显的激进色彩。在学术层面上，全盘否定儒家的价值体系和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把合理的批判推向极端，以科学、民主排斥道德、宗教、文化，不能正确理解“传统”“权威”的积极意义，这些显然都是偏激的。其原因是未能确立对待传统的正确标准。

20世纪出现的全盘反传统思潮，就涉及分辨传统的标准，其突出的问题主要有四点：

一是以富强作为判断文化的唯一标准。例如，陈独秀在比较东西文明和检讨中国文化时以功利主义为基点，以富强之强为根本标准，极力称赞：

“西洋诸民族，好战健斗，根诸天性，成为风俗，自古宗教之战、政治之战、商业之战，欧罗巴之全部文明史，无一字非鲜血所书。英吉利人以鲜血取得世界霸权，德意志人以鲜血造成今日之荣誉……”

陈独秀不仅变成一个战争与鲜血的崇拜者，而且公开提倡文化教育中的“兽性主义”，抨击“独尊人性”，高呼“保存兽性”。他说：

“兽性之特长谓何?曰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也；曰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也；曰信赖本能，不依他为活也；曰顺性自然，不饰伪自文也。皙种之人，殖民事业遍于大地，唯此兽性故；日本称霸亚洲，唯此兽性故。”

与此同时：传统是人类智慧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直接恶果，他还把爱好和平与注重文化教养看成是东方民族的“卑劣无耻之根性”而加以呵斥。这是在外在功能坐标中判断人文价值，认为一切与富强的政治、经济功效无直接关系的人文文化都没有价值。其实，真、善、美和人类的平等、友爱、和谐、互助的价值理想以及表达这些价值的人文文化，是不可能依照某一外在的功效来衡量自身价值的。衡量人文价值的标准必须是人文文化内在的、本身的真、善、美，也就是说，不能因为唐诗、宋词或儒学的仁义礼智信、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不具有某种政治、经济的功效，就否认其价值。

二是以“科学”“民主”作为判断文化传统价值的根本标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自1917年后更多地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旗帜，这比《新青年》创办初期更具积极的启蒙意义，但全盘反传统的思想也由此而发展起来。陈独秀的话是具有代表性的，他把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完全对立起来：

“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他不仅以民主和科学的名义，从整体上反对孔子与儒家、道教、佛教，而且还把民主、科学与中国古典文学和艺术完全对立起来。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伦理革命主张和以胡适为代表的文学革命主张，从文化观念上看，实际上是引入“科学”“民主”，并把它作为判断文化传统价值的根本标准。但是，文化遗产所包含的、在哲学、美学、伦理、文学层面上具有普遍价值的成分不可能在“科学”“民主”的范畴内被承认，因此“科学”“民主”并不是判断文化价值的唯一标准。文明、和谐、正义等价值不能以“科学”“民主”来衡量。

《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

三是把文化看作意识形态。“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基本文化观：

第一社会领域的教育目标与儒家思想的近似之处社会领域的教育目标与儒家思想的近似之处，革命是绝对的，革命就是阶级斗争。于是革命成为判断文化的唯一标准，一切不能归入革命文化的，如爱情文化、亲情文化等表达人与人感情的文化，都被看作阻碍革命文化的因素，都被批判和反对。

第二，文化是意识形态。这种观念认为，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并为其服务的。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每一种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都有适应其需要的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因而历史上的文化形态之间没有任何连续性的基础。这种理解完全忽视了道德、宗教、哲学对人类、社会、世界所具有的普遍意义。道德作为调节人的行为、调节个体与社会的利益关系的文化形式，含有超越历史时代的普遍性准则，“道德世界不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还是经验与真正智慧的一种结晶”。而宗教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另一种形式，在本质上是人面对自己的“生存”在精神的深层表现出来的“终极关怀”，同时也是道德价值的一种特殊承担形式。至于艺术与哲学所包含的具有超越时代性的、人类对于自身与自然的理解与思考，就更不是狭隘的意识形态所能容纳的。把文化看作意识形态，其结果只能是使千百年来积累的文化遗产变成废墟，导致民众文化意识极度贫乏，滋长对人类历史文化的轻浮、浅薄的傲慢。“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成为观念、文化领域最流行的口号。

第三，把传统归于农业文明。这种观念认为农业文明已经完全过时，所以蕴含于农业文明的文化传统也就自然是过时的。其实农业文明孕育出很多文化的形态、文化的成果、文化的价值，它们都包含跨越时代、超越国度、富有永恒价值的内涵，不会因时代变化而改变。

四是价值理性视野的缺失。五四时期除了主张富强、民主、科学三个标准外，最为根本的是：传统是人类智慧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直接恶果，当时的学人们不能正确地认识近代文化中的价值理性的意义，进而导致了价值理性视野的缺失。价值理性重视价值的理性，工具理性重视功效的理性。价值理性是主张博爱、平等、平均等价值的伦理体系。尽管西方近代文明通过启蒙运动挣脱了基督教教会的约束，通过对科学、民主等理念的倡导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西方文明之所以能够延续，西方社会之所以能够作为一个整体存在与发展，是与以传统宗教为形式的价值传统的连续性分不开的。基督教虽然经过了宗教改革和其他转化形式，但仍然是西方近代文明不可或缺的要素。

五四时期以来，我们看西方，只看到近代民主与科学的进步，而没有认识到伦理—信仰传统的连续性及其在文明发展中的作用，从而使我们对传统与现代、对文化发展的继承性与创造性采取了片面的态度，把传统与现代化完全对立起来，陷入了全盘反传统主义的误区。在中国文化中，文化与历史传统是保障价值理性的重要基础。因此，在近代化的过程中，由文化危机引发的激烈的反传统思潮势必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价值理性失落的危机，从而破坏价值的连续性与民族的文化自信力，伤害现代化秩序建构过程本身而导致价值的危机。

当年，人们大力提倡和欢迎“德先生”“赛先生”，追求民主和科学是人们热切的向往。在新文化运动中，有识之士也曾呼吁欢迎“穆勒尔”（moral，道德）小姐，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也是其应有之义并具有迫切性。然而，民主和科学在当时被认为是最重大的课题，这在客观上造成“德先生”和“赛先生”受到重视，而冷落了“穆小姐”。今天，我们只有明确辨识传统的标准，才能弘扬中华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传统，才能奠定“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核心价值的文化根基。

三、传统与现代化

从过去一百年的历史来看，形而上学地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在学理上不能成立，在实践上产生的直接恶果就是大大伤害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使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文化、价值、精神的全面失落，加剧现代化秩序建构过程中的混乱、痛苦，甚至加剧政治、经济危机，从而削弱了中华民族面对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困难的承受力与战斗力。反传统主义者希望义无反顾地甩掉历史文化的包袱，大力加快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文化保守主义者则主张在社会改革和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保持文化认同，继承文化传统，发扬民族精神。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东亚文化圈的发展，特别是中国港台地区和新加坡华人社会现代化的经验，其最大的意义在于揭示出中国人或在中国文化熏陶下成长的人完全有能力在开放的文化空间实现现代化。由此，五四时期以来的文化自卑感和民族自卑感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中华民族凭借聪明才智曾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放眼未来，她也一定能赶上时代的步伐，建设新的现代文明。

如果我们不在批判传统的消极性的同时发挥传统的积极性；如果我们不在大力吸收西方现代文明的同时仍然保持民族的主体性，加速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而是一味地在传统身上算老账，让传统对现代化的滞后负责，以回避我们自己的巨大责任，这只能更显示出作为“不肖子孙”的我们的无能罢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课题，不应再对传统作感情冲动的全面否定，而是应该化解传统与现代之间自五四以来的不必要的对峙，理性地对传统进行批判性的继承、创造性的发展。

“文革大革命”以后，追求现代化成为全社会的明确共识。儒学能促进中国现代化吗？这一问题不仅揭示了近代以来儒学处于尴尬境地的根本原因，也说明了儒学面临的真正挑战。近代以来，在探索中国传统社会为何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社会而自然步入现代化的研究中存在一种潜藏的意识，即认定阻碍中国传统社会发展资本主义的原因也就是我们今天迟迟不能实现现代化的根由。世界近代化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西欧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从而进入工业文明；另一种是其他地区在既有的近代化模式下通过移植、学习而使文化实现演进变革。前者为创生的，后者为模拟的。而阻碍一种文化自发地“创生”现代化的原因并不必然也是阻碍该文化“模拟”现代化的原因。以日本为例，日本文化未能自发地步入近代化，但是日本的近代化过程并没有首先在文化上进行“脱胎换骨”，把传统精神资源全部抛弃。

因此，当我们死死地追问中国文化何以未能产生资本主义而自发走上现代化道路并力图由此找到现代化改革的根本障碍时，我们是否想过社会领域的教育目标与儒家思想的近似之处，被称为“后儒家文化圈”的东亚国家和地区(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没有一个是自发地产生工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而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入现代化社会也没有一个是先经历了与传统决裂的“文化大革命”。因此，20世纪70年代以后东亚的经济奇迹对美国战后的现代化理论构成了重要挑战，即使是反传统的知识分子也开始意识到，传统不必然是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障碍，现代化可以通过不摧毁传统的方式实现，传统的调整和持续与制度的改革和建构，可以整合在同一过程之中。而破坏传统不仅不必然意味着现代化的实现，而且可能导致价值结构的解体和文化认同的失落，损害现代化秩序建构过程本身。

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未能自发地引导中国社会步入近代化，但中国文化的价值传统并不必然与模拟、学习、同化既有的现代政治经济制度发生冲突。二战后东亚儒家文化圈的高速现代化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证明了中华文化养育的中华民族完全有能力在开放的文化空间实现现代化，一个世纪以来的文化自卑感和民族自卑感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

（本文节选自《守望传统的价值：陈来二十年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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