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有哲学吗？答案是肯定的：物自体

中国文化有哲学吗？答案是肯定的：物自体

哲学产生于西方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文化有哲学吗？答案是肯定的：中国文化有哲学。两者的区别在于，西方哲学思考问题的方式和中国哲学思考问题的方式存在差异。

这其中的最大差异在于，西方哲学探讨世界的本质始终离不开感性、理性的对立（二元对立）；中国哲学探求宇宙的本源和生态论以及“体认”论有关。比如康德哲学的“物自体”概念和中国文化的“道”范畴可以说明问题。

“物自体”是康德提出的核心概念之一，是康德认识论哲学、道德哲学的先验条件。换言之，如果离开“物自体”概念，康德哲学的推论将难以成立。

所谓“物自体”是个不可知的“存在”论概念，即“物自体”是事物的存在本身，代表事物的本来面目；但又超出理性认识的范围，不是知识对象。

从认识论上说，“物自体”是个“预设性”概念，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认识的对象确实有客观存在，但此“存在”不是认识范围的对象。

比如一面用白漆刷成的墙，人们只能看到白颜色的墙，墙的白色和人的感觉有关，人的认识只是感觉中的墙，并非墙的本身（物自体）；至于感觉之墙的背后是什么，人们无法知道。换言之，感觉之墙是“现象界”，而非“物自体”，“物自体”虽然存在，但超出人的认识范围。

“物自体”概念对于康德哲学至关重要，原因在于，“物自体”的存在是科学知识的先决条件或逻辑前提。

即是说，从逻辑意义上说，必须先存在“物自体”，才有人的感觉经验，最后然后才能产生知识；假如没有“物自体”，知性范畴将无所作用。。

康德的道德哲学同样离不开“物自体”，康德认为，“物自体”和人的灵魂及意志自由有关，“物自体”是道德律令产生的前提条件。

“物自体”是康德首创的哲学概念吗？当然不是，希腊哲学家早就提出这一概念，康德只是借鉴而已。

如亚里斯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已多次论及事物的“基质”（），事物的“基质”等同于康德哲学的“物自体”：此物虽不可认识，但确实存在。

亚里斯多德说，事物的存在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属性，如颜色、形状、情态、尺寸等；二是基质（事物的底质）；事物的属性千变万化，是感觉世界（如白色的墙），事物的“基质”则固定不变，是事物的本体。

在西方哲学中，“物自体”这个神秘之物虽无法认识，却不能缺少；人们只能从逻辑意义上来理解它的存在，即从思想认识上说，假如离开“物自体”，一切经验和认识将无从产生。这是“物自体”概念产生的认识论根源。

从古希腊时代起，西方人即把“物自体”视为经验世界的存在背景和前提。如17世纪经验主义者认为，自然科学知识来自人的感觉经验哲学与文化，如英国洛克、休谟，爱尔兰贝克莱等哲学家皆持这种看法，其中“物自体”是潜在的背景。

理性主义哲学家认为，人的知识来自天赋观念，人的先天理性是知识的来源，如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持这种看法。

康德把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综合起来，提出了感觉经验和先天理性相综合的看法，这种认识形式叫“先天综合判断”，如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

康德之后的黑格尔尽管用“绝对理念”消除了“物自体”的抽象性，但黑格尔哲学并非西方哲学的主流。在黑格尔之后，许多西方思想家依然用“物自体”概念思考本体论或认识论问题，这已经成为西方哲学的思维习惯，很难一下子改变。

如德国思想家尼采认为，世界的意义来自“超人意志”的创造，“超人意志”虽然存在，却没有固定形态，它只是一种永恒轮回的“物自体”。尼采哲学最终走向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

现象学大师胡塞尔认为，人的“意向性”仅仅局限于“观念”世界，无法达到外部世界；但胡塞尔又努力拉近“意向性”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比如他提出“主体间性”概念即是为了沟通“意向性”和外部世界的关系。胡塞尔的“外部世界”概念依然包含“物自体”的影子。

在胡塞尔看来，“外部世界”虽然客观存在，但“意向性”无法与之实现完全沟通，只能借助其他理解方式，如想象性的“隐喻”等。

从历史上看，西方哲学一直围绕着“物自体”打转转：一，“物自体”是客观存在，但仅是知识的背景和条件；二，人的认识只能限于现象界，无法达到物自体。这种认识悖论始终缠绕着西方哲学发展史。

和西方哲学的“物自体”概念相比哲学与文化，中国文化对“道”的理解则显得深刻和辨证许多。

中国文化的“道”类似于康德哲学的“物自体”，但中国文化的“道”又不是“感觉”背后的僵死“物质”，并非“时空直观”（康德语）背后的“物”。中国文化的“道”是事物存在的整体，属于生态世界，这是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

中国哲学认为，事物的存在整体既是本质、本体哲学与文化，又是感性、现象，两者合二为一，不能分开。这即是中国哲学的“体用一源”论。

所谓“体”是指事物的本体或本质——事物存在的规律性，如儒家之“天理”或道家之“道”。所谓“用”是指感性现象界，是大千世界中的芸芸众生。中国文化认为，事物的“体”和“用”没有界限，不能分离。

比如宋明理学的“理气一元”论哲学。

南宋朱熹认为，从逻辑上说（思想认识），“理在气先”；从存在论层面说，理即是气，气即是理，理、气合一，两者没有距离和界限。这是儒家哲学的“体用一源”论。

道家哲学同样没有西方哲学的“二元对立”范畴（如本质、现象或感性、理性）。道家哲学认为，天地万物的存在源于自然，自然即是自然而然；其中没有本质和现象之分，没有感性和理性的对立。

正如老子所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或者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其中的“道”既是万物，又是本体。这是道家哲学的“体用一源”论。

庄子也指出，万物的存在皆来自自然之“气”，气聚而形生，气散而形灭；气聚、气散皆属于自然之道；在自然之“道”面前，众生平等，彼此没有区分和界限。这是庄子的“齐物论”哲学。庄子认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句话可以代表庄子哲学的基本立场。

从认识方式上说，中国文化对“道”的感悟和理解不同于西方哲学认识论。

西方哲学认识论分别属于“静观”说和“逻辑”说：“静观”说是指人的知识来自感觉经验，如康德的“时空直观”、休谟的“经验联想”。

逻辑”说是指人的知识来自逻辑推理，如康德的三大“批判”，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这种知识形式和西方数学、几何学有关。

与西方哲学不同的是，中国文化理解“道”的方式是心理感受、体验、反省和顿悟，这是一种颇具中国文化特色的认识方式，属于一种综合性认识中国文化有哲学吗？答案是肯定的：物自体，可以简称为“体认”或者“体悟”。

“体认”或“体悟”不同于西方哲学的感觉静观——“看”，不是与事物“面面相对”（如亚里斯多德、休谟的“感觉”论）；“体悟“或“体认”也不同于西方哲学的概念推理，如亚里斯多德的三段论（所有的人都是会死的，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也是会死的）。毋宁说，“体悟”或”体认“是一种包含感性、理性在内的综合性认识，即感受、体验、反省、顿悟的融合统一。

举个例子，孔子在《论语》中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称这种道德原则为“忠恕之道”。

孔子提出的“忠恕之道”来自人的感觉经验吗？还是来自人的逻辑推理？其实两者都不是！

孔子的“忠恕之道”来自人的内心体验和主观感受，来自人的理性反省和顿悟。

孔子那句话的本意是说，“我”个人想要的东西，别人同样也想要；“我”个人不想要的东西，别人同样也不想要，这种心理现象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孔子看来，一个有修养的君子能够领悟到其中的道理，并且能够身体力行，这即是儒家文化欣赏的道德君子。

用现在的话说，一个有修养的人不能只想着自己，不能自私自利，而应当设身处地替他人着想，应当顾及他人的感受或利益。这是儒家”中庸之道“的本意。

显然，孔子提出的“忠恕之道”是个心理学概念，是个“推己及人”的心理过程，也可以称之为“换位思考”——站在他人的立场上考虑问题。

从来源上说，儒家的“道”既非感觉经验的产物，也非逻辑推理的结果（如亚里斯多德的三段论），而是来自人的生活感受和体验，来自人的理性反省和顿悟。这是“体悟”或“体认”方法的认识论真谛。

从文化比较意义上说，儒家提出的“体悟”方法有些类似于佛教思想认识论。

佛家强调人人皆有佛性，修持之人应当从自我”心念“做起，从修炼个人心性做起，这个过程被唐代高僧慧能称为“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慧能《行由品）。

慧能说：三世诸佛十二部经，在人性中，本自具有；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也；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一念悟时，众生是佛，故知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般若品》《疑问品》）。

慧能这段话的含义是，修持之人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应当立足自己的本性——真实了解自己的内心想法和需要，一如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或者“己欲立”；在此基础上，个人通过换位思考或推己及人，才能了解其他众生的意义，这也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就修炼过程而言，这是一个从“自我认识”上升到“宇宙认识”的过程，即宇宙“万法之理”源自人的自性；“众生”的意义（真如本性）源自个人体悟。如果一个人能够做到从“众生”层面思考问题和立身处世，就可以达到佛之境界，这个过程即慧能所说的“一念悟时，众生是佛”。

除了儒家思想和佛教哲学外，中国道家思想对自然之道的理解同样不同于西方哲学认识论。

比如老子认为，人们领会“道”的方法只有一种——“致虚极、守静笃”，忘掉自我，抛弃欲望，专注精神的体验，才能感悟“道”之存在。

在老子看来，单纯的生理感觉或者名理逻辑无法认识“道”的本体——道体。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体”不可言说，无法用常规逻辑描述；只有采用矛盾性思维——道家哲学辨证法，才可能理解“道”的存在。

所以老子用自相矛盾的语言解释“道”的性质中国文化有哲学吗？答案是肯定的：物自体，他说：“道”有名，又无名；“道”是动，又是静；“道”是“有”，又是“无”，等等。此类说法显然不符合亚里斯多德形式逻辑，属于一种非常规思维——辨证逻辑（相反相成、对立互补）。这是老子思想的辩证法。

庄子指出，人的认识具有相对性，无法用语言解释“道体”本身；事物的性质如大小、上下、是非、善恶等属于现象界，不属于事物的本体（物自体）。

换言之，道家的“道”既是天地万物的总原则，但不是独立存在（不同于柏拉图的“理念”）；“道”又是自然界的“一”，这个“一”包含天地万物之整体，和“道”无法分离。

如此一来，道家思想认识论便排除了类似西方哲学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把感性、理性及本质、现象统一起来。

总之，康德等西方哲学家提出的“物自体”概念不同于中国文化的“道”；西方人理解“物自体”的方式也不同于中国文化对“道”的感悟。换言之，西方哲学的“物自体”概念来自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本质、现象对立以及感觉、理性对立）。中国文化理解“道”的方式是“体悟”或“体认”，这是一种包含感性和理性于一体的综合性认识方法。这既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也是和西方哲学的重要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