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讲康德哲学其实还是研究中国哲学

：我讲康德哲学其实还是研究中国哲学

我讲康德哲学其实还是研究中国哲学。我经常说我不是钻到西方故纸堆中去，我是研究中国哲学的而不是西方哲学的，我研究康德、黑格尔都是针对中国当代现状与历史传统所做的深层次的反思。

“乡愿”出自孔夫子的一句话“乡愿，德之贼也”。孔子在《论语》中批评乡愿之徒，也就是地方上的好好先生，对谁都关系处理得好，八面玲珑，左右逢源，所有人都说他好；但这种人内心并不是出于道德目的而是别的目的，或是说别有用心。一般野心者、要爬到高位的人往往采取此种方法获得人气。因此，乡愿就是伪善。

我的话题是从谭嗣同《仁学》中的一段话说起的。他说：“两千年来之学，荀学也儒家管理哲学的基本精神，皆乡愿也”。儒学分两支，孟子学派和荀子学派。荀子学派，谭嗣同认为是占主流的。

这与通常所说的不同，通常所说道统是孔孟之道，荀子不算。“荀学，皆乡愿也”，荀子讲人性本恶，“其善者，伪也”，人的善性是修养出来的。这与孔孟不一样，孔孟讲人性本善。

谭嗣同说荀学修饰自己就是伪善。“伪也”，指人为，本身没有伪善之意。但既然讲人为，就有可能是装出来的。还有一句“唯大盗利用乡愿，唯乡愿工媚于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谭嗣同这个说法历来被认为比较偏激，和以往中国哲学观点对立。批评观点认为儒家讲“杀身成仁”，连命都不要，怎么说是伪善呢？

孔子本身也是抨击乡愿的，只是后来自称孔子之徒的人败坏了孔子的原则。其实问题不在这里。谭嗣同讲所有儒生都是乡愿之徒，他其实不是指每个人主观上要伪善。我们也承认儒家许多人主观上是真诚的，是要实践孔子道德的。问题在于到底谁是真诚的，有没有标准将真诚与虚伪区分开来？

找不到客观的标准，标准只在于内心。内心外面是看不出来的，孔子对乡愿的抨击是一种“诛心”之论。“诛心”之论就是诉诸良心的谴责或根据人的内心动机责备一个人。

“诛心”之论是儒家传统，儒家道德规范不是靠客观法则而传递，而是“圣法心传”，即主观愿望、动机必须从孔子提出的道德法则出发；至于外在法则是没有的，一个人做一件事情可以出于好心，也可能是别有用心，从事情上区分不开。孟子对乡愿也深恶痛绝，说乡愿之徒“阉然媚于世”，这些人“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

我们在现实中看到这种人很多，非常廉洁、忠厚、孝顺，对上级非常服从，群众也很喜欢他，自己也觉得心里坦然；突然有一天宣布这人是贪官，贪了很多万，还在外包了个情妇，大家都不相信，以为是诬陷他，但一调查是确有其事。这种人就是乡愿之徒。

如何杜绝乡愿，通过某种手段使这种人改过？孟子提出的办法叫做“返经”，即回到经典。如何回到经典，朱熹提出十六字心传，即《尚书·大禹谟》中说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意思是人心是很危险的，道心是非常微妙的，要把握中庸之道，把握这个点。

这个点不能靠外在的标准去认识，因此朱熹和二程都讲到“中不可识，默识心通”，靠自己内心体会才能把握中庸之道，只能心传。但这个“中”的标准是没有的。如何判定小人和君子的可靠标准是找不着的。由此得出结论，任何外在的手段都不可能使人心得到净化。

用做好事、舍己为公甚至献身于你的理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来证明自己的真诚，这一点也是令人怀疑的。献出生命不见得能证明你是最高尚的，因为在有些具体情况下，一个聪明人如果发现自己反正要死，背一个道德之名总比背一个罪恶之名去死要好些，他也能做到。

许多人把明朝灭亡怪罪于阳明心学空谈心性，说他们“闲来无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以死来流芳百世。因此，死本身也可作为沽名钓誉的手段，死也不能区分小人和君子。

外在的任何手段都不足以表示自己是赤诚的，也不能用外在手段去评价一个人，任何人也不能用外在手段来证明自己是清白的，无私心杂念。

人心隔肚皮，中国人在数千年来的人际交往中很老练了，中国是最有城府的民族。中国人的人心比道心更加微妙，随时可以以道心作为人心的面具，还可以有几层面具。儒家伦理、道德这一套很可能成为谋私利的手段，甚至是不自觉的手段。

如果一个人，他觉得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社会，才能无所不通、左右逢源，于是他也能做一个好人，搞好邻里关系、同事关系，给所有人一些小恩小惠，最后自己则是吃小亏占大便宜，这是中国人的处世之道。

一个什么事都占人家便宜的人在世上是站不住脚的。中国人在人际关系当中很有一套东西，在几千年的积淀中间有大量的箴言、教训，如《增广贤文》等。

中国人有一个固定的思维模式，即人心可以做到真诚，人只要真诚便不会误解自己。人只要内心排除私心杂念，其真心就呈现在他的面前。我认识别人很难，认识自己难道还不容易么？只要愿意就可以做到真诚，“尽其心而知其性”，这是中国人的思维定势。

但我们刚才讲了，真诚没有标准，只有自我感觉，没有外在标准。通常说的扪心自问，我们觉得回到良心就能知道真相。良心就是诚，“诚之者，人之道也”。我们诉诸自我感觉，这个自我感觉是否确切我们从不怀疑：我讲康德哲学其实还是研究中国哲学，至于更深层次的判断我们中国人就终止了。

西方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传到中国后，中国人觉得很神秘。中国人写检讨写的痛哭流涕，自己觉得把伤疤不可告人之处都说出来了，还不是真诚吗？但几十年后我们再看这些检讨书，觉得很虚假，无非是为了自己过关，为了蒙骗领导和自己。中国人认为只要愿意就能做到真诚，这是安身立命之道。

如果连我自己都不相信了，我怎么做人？因此不敢怀疑自己的内心和感觉，也不敢对自己的真诚进行忏悔。一旦忏悔对自己内心产生怀疑，我们就失去安身立命的根基。所以鲁迅讲中国人善于自我欺瞒，精于自我欺骗的艺术。

儒家学说并不是故意伪善，要做乡愿之徒。主观上是排斥伪善，但是客观效果我们就没有想到。但上面说到的思维定势本身就是伪善，这种人格结构本身是一种结构性的伪善，是在人格结构中的伪善，不是指具体的人。荀子讲“其善者，伪也”，要做好人就必须“做人”，就要修练修饰自己。

这实际把结构性的伪善合法化、合理化了。荀子讲一个人要用先王制定的法制、礼仪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正之，就是合乎政治的需要。它主要是从政治效果上来看问题，把人心都“正之”以后，天下就都是善人了；至于这些善人内心是否都是善，他不管，只是从政治后果上来看。

因此，谭嗣同关于“两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这一命题无法反驳。这点不是针对具体个人，而是针对结构性乡愿。经过谭嗣同的揭示，所有士大夫都要想想自己意识之下还有无潜意识，安身立命放在自我感觉之上是不可靠的，自我感觉良好时是不是真君子？谭嗣同的话敲响了警钟，每个儒家信徒都要考虑自己的“尽心知性”、“问心无愧”是不是真的。

谭嗣同给儒家人格划了个问号，这个问号是无法通过外在的手段来加以解决的，通过内心的体验更做不到。人心是否有一个可以把握的底线？

比如真诚，把内心打扫干净变成一面镜子，就可以反映出天道人心？你知道自己的本性就知道了天道，天道反映在人的本性里面。问题是能否做到把内心打扫得那么干净？当你打扫干净后，背后还有没有东西？这实际是做不到的。人心其实是一个深不可测的深渊，你怎么去打扫？

真诚不是容易做到的，不是以为自己真诚就真诚了。要做到真诚是一个痛苦的过程。真诚要有知识上的前提，你要认识很多东西，你要经历很多东西，获得生活经验以后才可能慢慢地一点点认识自己，但是绝对不可能全部把握。

奥古斯丁讲人心是无底的深渊，你要认识自己必须进入到这个深渊才能把握自己，人心难测。小孩说我知道自己不会做坏事，当小孩这样说时我们大人觉得他很幼稚：我讲康德哲学其实还是研究中国哲学，难道大人就可以这样说吗？

前面都是讲儒家的人格结构，现在我们可以看看康德的想法。康德道德哲学根本的出发点就是人心不是物，是自由，自由是不可知的。我们所认识的只是现象，现象背后有个物自体，即“自在之物”，自在之物不可认识，我们认识的都是“自在之物”的现象。现象不能反映自在之物的本相。

人的本体也是这样。人的本体是自由的，但自由是不可认识的，可认识的就不是自由。所谓自由就是不可决定。你能够为自由找到根据、原因，它就不是自由了，它就被纳入机械因果性的链条中了。

自由是不可知也不可把握的。康德道德哲学的主要贡献就是把现象和物自体区分开来。人的自我感觉正如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一样只涉及现象，不涉及人的自由本体，人的本体是自由意志。自由是自发的不可被规定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规定的，即自由只受它自己的规定，不受任何经验的外在事物规定。

自由意志如何受自己规定，即自由意志要有一贯性。一贯性对自由意志有束缚，是自我束缚，康德称之为“自律”。自由意志不是一次性的，我今天自由地作了一件事情，明天就受这件事束缚，这就是一次性的。

我们经常看到一次性的自由，第一个动作是自由的，第二个动作就不自由了；今天自由的放纵了一次，明天就要承担放纵它的后果。真正的自由意志就是找到规律，从头至尾一贯下来，就是自律。

“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讲“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我一辈子可以终身行之的。康德与孔子是相通的，都强调真正的道德是自由意志的一贯性，有一条普遍实行的法则。康德讲的道德命令，在任何时候除了本人终身行之，别人也终身行之。

这种原则不是针对张三李四的原则，而是一切有理性的存在者的逻辑原则。如逻辑上的同一律，不矛盾律，自由意志要贯彻到底。当然孔子讲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康德还有更深层次不同。

在康德看来，自由意志不能用外在的经验和知识来加以证明，加以解释，不能用通常的知识论来把握，因此有点危险。所谓“人心惟危”，人心危险，可以做恶也可以为善。一个人注定只能作善事，他就不是自由的。只有做善事的同时也可能作恶事，那他做善事才是自由的。

如果一个人只有做坏事的唯一选择，那你无法让他负责追究他。例如一个疯子，他无法支配自己，所以他就像一个自然现象无所谓善恶，因为他无所谓自由。只有当一个人可以做好事，没有做好事而做了坏事，你才能追究他做坏事的责任；只有他可以做坏事而没有做坏事，你才能奖励他做好事的功劳，这是相互的。法学上也讲一个人要受自由意志的支配，必须是认识清醒的。受自由意志的支配是法律判断的前提。

我们一般以为自由是很好的东西，其实自由是两面的。自由就是有可能为善也可能为恶。西方人把自由理解为更倾向于犯罪。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犯罪。如果他不摘苹果，他不会犯罪，但也没有自由意志，他是上帝决定的动物。

我们提出追求自由不是在善的意义上，而是要把人从动物的层次提升上来，赋予人以高贵性，把人当作有尊严的生物。有尊严，可善可恶。恶棍也可能是高贵的，因为他是有自由意志的，自由意志坚持一贯，敢作敢当，他也可以保持人格上的高贵；当然我们在道德上要谴责他。

我们追求的是这样的自由，并不是说有了自由一切都好了；恰好相反，有了自由一个人通常首先做坏事。但只要有自由，他在做坏事中就可能会慢慢做起好事来。他会发现真正要自由得到满足的还是做好事。

做坏事是一时的，接下来就是不自由了。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但上帝说“他们已经与我平起平坐了”。人通过犯罪与上帝平起平坐了，也就是人已经高贵起来了，凭着他的高贵就会一步步走向善。自由意志起点是恶，终点是善。

人要做到真诚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国人通常把善看作起点，西方人认为善是终点，一个人最后面对上帝的审判，才可以断定一辈子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才可以把你所做的罪过扬弃掉。好人只有在上帝面前最后才可以确认他成为好人。而在现实当中往往有一个倾向不断诱惑他犯罪，这是西方人的观点。

在康德那里，他认为人要随时警惕自己的自由。不要以为凭自己的诚信就可以为善，那是自欺。康德认为真正的道德不是“符合道德律”，而是看是否“出自道德律”。商人可以童叟无欺不卖伪劣产品，我们可以夸奖他但不一定尊敬他，他不买伪劣产品是害怕丧失商业信誉，他不是出自道德律，而只是符合道德律。

康德认为真正值得尊敬的是出自道德律，就是哪怕商店倒闭也不卖伪劣商品。出自道德律，这个人就不仅仅可以夸奖，而且可以尊敬了。这种人很少。在康德那里，这种人是没有的，只是一个衡量人的理想标准。这是一种标准。为道德而道德、为义务而义务是衡量是否真道德的标准。

现实生活中，人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在康德看来人人皆乡愿，每个人都有虚伪的一面。基督教讲人都有原罪，刚出生的小孩子，只要他开始有自由意志了，也就有犯罪的可能、犯罪的念头。

不能靠自己内心白璧无瑕就保证自己不干坏事。每个人不是不想做到真诚，而是事实上做不到。自以为真诚是不可靠的，甚至正好就是不真诚的标志。由此看来自欺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人认为这种看法太极端，很不习惯，把我们一切生活信心都摧毁了。

如果认为自己不能成为好人，那我们活着还有什么目标？其实康德的理论表达西方精神基督教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立足点，就是人是自由的。为好人难，但自由是可以做到的。每个人都可以犯错误，因为人是自由的。

无自由也就无对错。动物凭本能活动，动物会犯什么错呢？基督教对自由意志没有强调，它强调的是信仰、灵魂不灭，一切最终由上帝决定。但康德把它颠倒过来，上帝也是人假设的，最根本的力量是人的自由意志。

康德的理论对中国人而言可以比喻为“休克疗法”。不要以为自己可以做到圣人、好人，要断了这个念头。王阳明讲“人皆可以为舜尧”。有人讲“六亿神州皆舜尧”，这都是假象、自欺。

任何时候都不要以自己世俗的行为来标榜自己的诚。主观动机是好的，这不足以说明任何问题，应在道德律面前保持原则上的谦虚，要看到人的有限性。真正的真诚不是把自己的内心揭示出来给大家看，那是不可信的。你自己都把握不住自己。你把日记展览出来，书信拿出来。

那些岁月中有人记“日记”，等着有一天自己出事后别人可以通过日记发现他的内心，能够表彰自己。向上交心，这是有传统的。王阳明讲“要破心中贼”，那些岁月讲“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如在街上看到一个姑娘心中动了邪念，这些都要交待出来，好像自己灵魂就干净了，但下次还是一样。内心是交不出的。不要以为我的内心天地间日月可以为证，月亮代表我的心。那个是代表不了的。

我们要承认人的内心是分层次的。你的自我感觉只是到了某个层次。要承认自己的内心不管怎么纯还是有不纯的层次在，并且预先为可能做的事情忏悔，这是自己内心的忏悔，不是向别人的忏悔。这样，人才能扬弃乡愿、超越乡愿，而越来越变得真诚。

人要变得真诚要有大量的知识积累，通过认识自己的不真诚来接近真诚，人应当朝这个方向努力。从这个意义上，道德律成为彼岸标准，不是世俗标准。人的道德观提升到超越层次就可以不再被那些世俗的乡愿，不再被世俗的利害关系所利用。道德是不可利用的，道德是无条件的命令，是彼岸世界。

不能用世俗利益关系利用它。我们提到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规则在基督教、伊教、佛教中都有类似说法，被称为金规则。康德认为仅有这些还不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是通俗的道德箴言，它还需要别的东西给它奠定基础。在康德看来，这个更深的根据就是自由意志。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为了什么，目的是什么？康德说人是目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放在以人为目的之下，那么他是道德的；如果有其他目的，则是不道德的。我们以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很高境界，但没有想到有一些人可以利用它。

康德在其《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指出，罪犯面对法庭审判时，他可以给法官说象数易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不愿坐牢，你就不要判我坐牢。日常生活例子很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成为搞好人际关系的法宝和诀窍。

另外一种世俗标准就是孔子儒家公开标榜的“治国平天下”，要得天下就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讲，“仁”就是“能行五者于天下者为仁矣”，这五个字就是“恭、宽、信、敏、惠”，这也是所谓五德：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孔子又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这就是政治乡愿。这一套东西看起来是道德目的，但实际上是政治目的。因此儒家这种伦理结构性伪善扩展开来就变为体制性的乡愿。

体制性的乡愿就是“有德者得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反过来为了得天下你必须有德，这是中国人的共识。但“得天下”的这种专制体制是否道德，这个中国人不问，自古如此。天下总是要让人得去的，问题是得天下者必须有德。

所以，中国人的绝对命令不是道德律，而是政治。在康德看来，只是经验性的世俗的标准。它关心的是现实的权力，但不关心每个人的内心，个人的内心的道德要为服务。

所以康德讲，经验性的原则任何时候都不适于成为道德法则的根据，它是从偶然环境中取得自己的根据的。我们的偶然环境就是自然经济，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几千年来不变的社会、治理结构模式。但康德认为这样的根据没有普遍性。我们今天也看到，随着自然经济被取代，传统政治道德也就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康德认为，这种经验性的道德把德性的动因与罪恶的动因等量齐观，并且教唆人以良好的计算来抹煞两者的区别，教唆人算计以达到功利的效果。儒家体制性的伪善从客观上导致人们以最深藏的机心，使罪恶披上道德的外衣。

在儒家，道德既然只是政治的手段之一，那么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可以用道德手段，当然也可用不道德的手段，甚至令人发指的罪恶手段。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成王以后，所有不道德的手段都可以变为道德的，都可以为尊者讳，歪曲和掩盖历史，把不道德的手段从史书中抹掉，我们要“向前看”。

“向前看”就是政治的前途，政治稳定，天下太平固然好，但道德观念就完全破产。所以儒家政治伦理具有很大包容性，没有任何道德底线。传统政治就是儒表法里。康德揭示出人心根本是伪善的。

康德的目的不是要人们去为圣人，而是要揭示人性中有一种根本恶。康德在他的宗教哲学中讲到人性中的根本恶，何谓根本恶？罪恶的意念，杀人、抢劫、强暴等，康德认为这些不是根本恶。这些都是派生出来的。

人是感性的动物，但感性的动机不是恶，追求舒适生活幸福都不是恶，康德不是禁欲主义者。根本恶在于摆不正感性动机和道德理性动机的位置。

人有理性使人有道德观念，但人也有感性，这两者之间是个什么关系？根本恶在于不是使感性服从理性，相反是使道德理性成为感性动机的借口。不管人做什么，最终的动机都是感性的，哪怕道德动机是为了自己的道德情感，自己舒服些。

看到叫花子给点钱，心里就舒服了。这还不是为道德而道德，为义务而义务。如果自以为这就是道德的了儒家管理哲学的基本精神，那就是伪善。人们只能从感性的动机出发，这就是人心中的根本恶。一个人做坏事时都有原谅自己的借口，虽然知道是不可原谅的，但他总要找个原因。

根本恶在于人心固有的自欺和伪善。做了坏事还自以为清白：我的动机是好的；做了很大的坏事，还说问心无愧。有时做了很多坏事的人，后来检查里都是这么说的，觉得自己动机是好的，尽管效果不好。这就是根本恶。

康德认为根本恶不能摆脱，但可以认清，可以知道。如果根本恶可以被认清，即便它是恶的，但它可以成为从恶向善的过渡和契机。伪善是根本恶，但根本恶又是文化、文明。

荀子讲“其善者，伪也”，人为是虚伪，但也是文明，它总比野蛮好。文明比野蛮进步，虚荣、贪婪、权力欲当然是不好的，但文明有了这些可以发展人的才智和趣味。虚伪是“可以允许的道德假相”。因为做作、矫饰的道德在历史中可以一步步地唤醒人的道德意识。

康德认为大自然利用人的虚伪这种弱点，把人心引向一步步接近道德。在野蛮人那里连这个也没有，杀人他不认为是不道德的，菲律宾的猎头族的成年礼就是去外族杀一个人。历史在进步过程中对人性进行教化，虚假的礼节使人变得文明，文明了就容易接受真正的道德，为接受真正道德提供了前提。黑格尔后来讲“理性的狡计”，人的恶是历史进步前进的杠杆的说法，其实康德此处已经有思想萌芽了。

如此比较看来，儒家“诛心”之论，通过控制和惩罚“思想犯罪”来清除思想上的敌人，它使一切人逃不出道德政治的罗网，成为典型的物，人变成了物。康德则把人心保护在不可知的自在之物里面。

自在之物是个黑箱，人心是不可知的，不能相信人的自我标榜。康德的不可知论有一种保护作用，也就是人心你不要去断言它。只有上帝才是知人心者，凡人是不可能知人心的，包括自己的人心都不知道。你怎么能标榜自己呢？把人心保护在一个不可知的黑箱里面，禁止其他人去检验、翻看，不能侵犯人的隐私权。

这样，人就不因他本性的恶劣而丧失他人格的自由和独立。人心是恶的，至少从目前和历史上看是这样的，当然以后可以变得越来越善，不会因为根本恶而丧失人格的自由和独立。有自由和独立就可以发展道德，自由意志成为道德的源头活水。把人心当成物造成一个道德的世界，这个道德是很可怕的，把人心收藏起来对道德就有一种可持续发展性。

儒家抨击乡愿，其出发点本身就是最大的乡愿，就是假装天真，拒绝反省。曾子讲三省吾身，不是反省自己的本性，而是反省自己在本性上是否有污点，是否不忠实于自己本性。三省吾身和西方忏悔意识不是一回事。这只是反省是否能维护自己的本性，本性本身却是不可怀疑的；因此要慎独儒家管理哲学的基本精神，不使人心偏离本性，这是中国式的反省，不是真的忏悔。

真正忏悔是反省人的本性有一种根本恶，反省到你的根本出发点，这才能扬弃伪善，否则只能越来越走向伪善。这发展到后来就是戴东原所谓“以理杀人”，鲁迅所谓“吃人”，吃了人还觉得自己干了一件天大的好事。

因此康德证明，只有建立在自由意志上的道德才是真正的道德，一切建立在天道、天性、自然本性、心性之上的道德都不是真道德。而自由意志是不可规定的，自由意志不可知，是自发的，是在动态的历史过程中发展自身并且修复自身。康德以来的西方的自由意志道德也经历了很多危机，但西方人总可以从历史发展中修复自己，完善自己。

为什么呢？因为它保留了一个自由意志的根源。自由意志可以改变它的道德观念，可以适应任何新的道德形势。现在西方道德不断适应新的形势，以前认为同性恋是不道德的，现在也宽容了。很多东西都突破了传统道德的限制，但我们今天并未失去道德，而是有了新的道德规范，道德就可以不断完善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