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当代知识分子政治品格的重塑（深度好文）

中国知识分子当代知识分子政治品格的重塑（深度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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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人格起源于孔孟。“修齐治平”是他们给后世学人留下的最珍贵的遗产，从远古一路走来的中华文明巨人，因为承传了这份遗产而步履矫健。

但历史走到了今天，儒家文化受到了西方文化的严重挑战。强势经济和强力军事背后不一定有强势文化，可强势文化一定会造成强势经济和军事，这是我们不愿承认但又是严峻的现实。历史的演变告诉我们，现代化必须包含文化的现代化。那么，认真反思文化源头就成为了文化现代化之必要。

儒家文化中的积极入世精神，自我砥砺和自我约束的人格操守，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演变成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品格。而对“仁政”的追求，对暴政暴君痛加挞伐，对下层民众的真挚同情，无不体现了美学意义上“洁”的精神。正是这点，让读书人具有了一定的自豪感中国知识分子当代知识分子政治品格的重塑（深度好文），使他们在逆境之中能坚持下去。但儒家文化毕竟是专制时代的产物，对专制体制的认同和维护，过高的道德诉求儒家思想体现哪些政治智慧，又成为其重大缺陷。研读和探讨有利于继承和扬弃。有利于当代知识分子政治品格的重塑。

一、积极入世的奋斗精神

孔子曾经在晚年总结自己一生时说他自己“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的确，孔子一生很自信。他给自己划了许多条条框框。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政治的。他把其概括为“仁”。什么是“仁”呢？他解释说是“爱人”，是“泛爱众”。这就是今天所讲的“博爱”。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君子必须要“弘毅”，要“务本”、“本立而道生”。孔子讲“克己复礼为仁”。他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那么勤奋自律是为什么呢？那就是推行“天道”，在“仁”的思想指导下去治理国家。所以君子是靠得住的人。“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儒家思想体现哪些政治智慧，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后人将其概括为“修齐治平”，“内圣外王”。屈原“岂余身之殚殃兮，恐皇舆之败绩”；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都可以看出明显的继承。

从政就是要辅佐君王。士子们的政治理想，只有得到君王的认可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现实。怎样处理君臣关系，是千古难题。孔子提出“以道事君”。孟子讲“君臣有义”。那就是要有严格的原则。曲义而事君，那就是佞臣，奸贼。

孔子有个学生叫冉求，给齐国权臣季桓氏当总管，不到一年，田赋增加了一倍。孔子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这种坚持真理的精神，将孔孟及其后世追随者和沽名钓誉的谋臣策士区别开来。这样，儒家的入世就具备了优秀政治家的自我奉献、自我牺牲精神。这种影响是深远的。

屈原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亦未悔”。明朝海瑞给嘉靖皇帝上书，用极其辛辣的言辞批评嘉靖：“至谓遐举可得，一意修真，竭民脂膏。滥兴土木”，“贪吏横行，民不聊生”。抨击朝廷：“大臣持禄而好谀，小臣畏罪而结舌。”并且指责其二十余年不视朝，至使国势日衰，并且说“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嘉靖帝看后，将海瑞的奏折摔在地上，说：“快去抓人，别让他跑了。”他身旁的宦官黄锦说：“这个人素有痴名，听说他已买了一口棺材，遣散了僮仆，和家人告了别，是不会跑的。”当然，嘉靖帝最终还是不愿落诛杀名臣的恶名。毕竟“国士不可杀，杀之成天神”，也许嘉靖不愿成全海瑞。

二、日月星辰般的民本主义思想

儒家“仁政”思想的核心是民本主义思想。孟子曾直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曾一针见血地批评梁惠王：“疱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这种批评，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大胆的。他指出应与民同乐。并且要求统治者作出示范，不要与民争利，齐宣王有一次问孟子：“听说周文王有一个方圆七十里的狩猎场，真有这回事吗？”孟子回答说是。但又补充说：“老百姓还觉得小了呢！”齐宣王又问：“我的只有四十里见方，可老百姓还觉得大，这是为什么呢？”孟子告诉他说，文王的狩猎场，割草打柴捕鸟捉兽的人都可以去，是与百姓共享的地方，百姓嫌它小，不是很自然的吗？而你的狩猎场谁进去了就是犯死罪，这不是在你的国中设了一个大陷阱吗？四十里见方老百姓认为大，不是很自然的吗？

这种见解，在今天看来仍有意义。现今，老百姓对“两桶油”，对银行业以及电力、烟草专卖业的态度耐人寻味。要化解民众的不满情绪，是不是可以向老祖宗讨教呢？

值得注意的是，孔孟主张“政者正也”，孔子强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他强调的是示范。他们的“正”是包括国人全体，是就社会价值取向而言的，绝不是和稀泥似地去讨好众人。而强调治国者的引导和教化，不然，就会助长奸恶，鼓励刁民。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中庸之道”的精神实质是指行政应秉持公道，出以公心，而不是指混淆是非和稀泥。孔子曾说：“乡愿、德之贼也”就是旗帜鲜明地批评那种八面玲珑的“老好人”。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儒家文化对暴政进行了猛烈抨击。特别是对草菅人命的暴君予以坚决否定。

齐宣王问孟子武王伐纣算不算弑君时，孟子斩钉截铁地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话很厉害儒家思想体现哪些政治智慧，他说了两层意思：其一，残害百姓不仁不义的人就没有资格做君王。其二，行凶作恶，大家都痛恨的君王就该死，杀掉他是正义的。这就从根本上不承认暴君的合法性。这和美国《独立宣言》中的相关表述惊人的一致。说到此，我们该理解为什么有的朝代将孟子逐出孔庙了吧！

孟子还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天下可运于掌”。一句话，就是治国者应仁慈善良。把这种人之常情和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上升到了“根本方法”这样的高度。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其强调的就是人道主义能够争取民心之故。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孟是中国人道主义的源头。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孟子在“仁”后加了一个“义”字，使“仁”的内涵更丰富，让“仁”作为一种施政方针有了明晰的界定。

“义”字在古代有“礼仪”、“合适”这样的含义。那么，“义”字就给“仁”作了某种方式方法上的限定，即既要达到“仁”的目的，手段又要光明正大。

原因是时代变了。孔孟相距一百多年，孔子之世，周王室虽已衰微，但霸王们还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说明傀儡并非完全无用。群雄逐鹿，谁也不敢说自己有绝对把握。战争虽多，但间歇较战国长些，诸侯还可能进行短暂地恢复或发展。到了孟子之世，大家早已将周王室放在一边，强凌弱、众暴寡。韩非子曾感慨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力气”，残酷的丛林法则让人们不择手段。这就是孟子以“义”辅“仁”的进步意义所在。基于这点，孟子对公孙衍，张仪筹策士嗤之以鼻。并挖苦说：“以顺为正，妄妇之道也！”就是在今天，我们仍能从手段上去辨别君子和小人。

那么怎么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呢？孟子认为就是让其“有恒产”。并断言大多数人“有恒产”才能“有恒心”。要轻徭薄赋，要搞好农业生产，种植业和养殖业要并行，要办好学校创新国学，要对鳏寡孤独者进行救济，要尊老爱幼。这些措施都不深奥，施行也不困难，可是有一个前提：即较长时期的和平稳定。然而当时天下大乱，这是孔孟不被当时诸侯接受的原因。历代人们屡屡用这点去否定孔孟，可以说是极其偏颇的。孔孟之所以被后世尊崇，是因为他们提出的治国方略是正确的。

三、自我砥砺的道德自觉

儒家强调修身。“三省吾身”为标志的道德自觉，反映了中国读书人对美和圣洁的自我追求。正因为如此，才能约束自身的欲求，抵御不良社会风气的侵蚀，达到道德上的自我完善。

孔子要求自己是严格的。因了“仁”的理想，“三省吾身”、“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勤奋阅读，致使“韦编三绝”。他强调要珍惜时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他自己有渊博的知识，却强调“三人行必有我师”，教导人们虚心向别人求教。这种虚怀若谷的姿态是后世学者的显著特征之一。

值得强调的是孔子承认人是有弱点的，有弱点就会犯错误，但要知过能改。他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过而勿惮改”。因而他最讨厌文过饰非。他批评子路说：“君子疾乎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这些话，对今天仍有警醒作用。

孔子不但这样说，还自觉践行。他不因为自己是导师就放任自己，而是接受学生的批评和监督，最著名的事就是“子见南子”，不过是和一个名声不太好的王妃一个礼节性的见面，引起了子路等学生的不满，孔子捶胸顿足，指天发誓自证清白。

这种自我反省的精神到了孟子时代，更和“仁”联系不在一起，上升到了精神意志的高度。孟子说他自己“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并且指出这种气的精髓是“义”。也就是强调了人的精神昂扬要有一个正大目标，这就和匹夫之勇区别开来，不然，无“义”之气就是“义气用事”，就会使性斗气，逞无益之勇。

比起孔子，孟子要激进得多，孔子是从正面训导，要求统治者近仁行善，而孟子往往从反面挞伐，告诫统治者改恶从善。他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旗帜鲜明，掷地有声。

特别要提出的是孟子身上的侠义精神。孟子提出要：“见善忘势”。而他知道，社会生活之中“势利”是一个普遍性问题。他说：我如果错了，那么即使对方是普通劳动者我也会向别人认错；如果我是正确的，你就是有千人万人我也不怕。这种勇敢精神影响深远。

孟子很自信。可当时的统治者不采纳他的政见，认为他：“迂远而阔于世情”。是啊，孟子一不愿合纵联横，二不会带兵打仗,一个文弱书生，诸侯怎么重用他呢？可孟子自视甚高。齐王推说有病而让孟子到朝堂上去进见（成心想摆架子），孟子说自己也有病，非等齐王上门求教不可。滕国的国君的兄弟来向他学习，他竟不理不睬；齐国权臣王啰与他一起出使，他竟一路不和其说一句话。他说：“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他进一步指出：“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驰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这种笑傲王侯的自信，被一代一代的士子们薪火相传，绵延不绝。

应该说，这种对理想主义的捍卫，对世俗丑恶的批判，对美好圣洁的追求，成了儒家文化中最有价值的东西，也是其历两千余年仍代代承传的主要原因。

四、璞玉虽美，璧有微瑕

儒家文化的优势已如前言，但这并不是说就十全十美了，随着时光的流逝，其不足与缺陷也日渐凸显。

儒家文化产生于奴隶社会末封建社会初，是专制时代的产物，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胎记。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漫长和现代化进程的缓慢，其缺点有日益明显之势。

首先，儒家文化讲究“礼”，“礼”的实质是一套以等级为基础的仪式，是维护这种等级稳定的一套纲常伦理。因而，对这种体制的认同成了其显著特征。这样，就很难提出新的政见，更不易从制度层面创新。从儒家文化两千多年的发展情况上，渐趋保守是其主要特征。只有在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对君主制作了严厉批判之外，基本上都是认为“君臣之义无逃于天地之间”。连学贯中西的王国维先生，在自沉于昆明湖时，脑后还拖了一条辫子。而辫子当初是满洲人残杀了无数汉族同胞之后才强行让汉人蓄留的。在今天，西风东渐已势不可挡的情况下，儒家文化如不更新，将日益与时代疏离。

其次，儒家文化的“修齐治平”、“内圣外王”就个人而言无疑是正确的。可其前提是践行者有高度的道德自觉，有强烈的责任感，有为社会而奉献个体的牺牲精神。一句话。这是社会精英阶层的学问，是很高的要求。一般的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很难达到这样的高度。就是精英阶层，完全按此终身不懈也非常困难。

特别是士大夫，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要左右逢源，又要不违背儒家信条几乎不可能。于是就造成了中国历朝历代的“伪君子”现象。统治者争权夺利，往往骨肉相残，这就违背了儒家的“仁”和“孝”，但他们一旦掌权又要去提倡“仁”和“孝”。官场斗争尔虞我诈，见风使舵，却要在公开场合大讲友谊和谐诚信；国家稍事安定即大兴土木极尽奢侈，却又对国民大讲勤劳俭朴。孔孟反对屠杀，孟子在回答梁惠王时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可历朝历代一旦官逼民反，首先就是镇压。曾国藩可以称为儒者典范了，但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对很多已放下武器的起义者仍痛下杀手，以致有了“曾剃头”的称号。这些问题，都可以在儒家学上找到原因。

再次，儒家文化因其以“礼”为基础，一开始就以道统自居。自信过头了，就不能虚心审视其他思想学说。到了汉儒董仲舒之后，更以思想霸主的面目出现，对其他有一定价值的文化思想贬斥甚至围剿，妨碍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形成了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专制。

《孟子》中记载了孟子对农家许行的驳斥。孟子言辞犀利，论证逻辑严密，但他却忽略了许行言行积极的一面。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四方之溺”，贬斥佛老不遣余力，但其将佛老之说中有益的部分一并否定了，泼脏水连孩子一起倒掉。现代我们批判资本主义，重点是认为资本主义唯利是图，变相鼓励见利忘义，而忘了在封建社会中，这种现象和极权政治相结合的历史。发展到了今天中国知识分子当代知识分子政治品格的重塑（深度好文），儒家文化已不具有吐故纳新，兼容并包的胸襟和气度。

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交通、信息的现代化加速了民族与民族的沟通。换句话说，民族融合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文化作为精神层面，其相互碰撞、吸纳、融合更显激烈，有时甚至表现得异常残酷。但凤凰不浴火怎么能涅槃呢？这一点是古老的儒家文化的困境，也是摆在文化工作者面前的紧迫任务。

来源∣作者∣梁义德（剑阁县教育科学研究室原教研员）

编审∣教研内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