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海峡两岸（嘉祥）曾子思想暨礼孝文化研讨会在曾子故里嘉祥举办

2017海峡两岸（嘉祥）曾子思想暨礼孝文化研讨会在曾子故里嘉祥举办

《论曾子在儒学史上的贡献与地位》

曾子是继孔子之后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其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贯彻好党的十九大精神， 2017海峡两岸（嘉祥）曾子思想暨礼孝文化研讨会在曾子故里嘉祥举办，海峡两岸49位专家学者参加，提交论文47篇。这些文章会陆续在此公众号发表。今天推送的是来自山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谢耀亭教授的论文《论曾子在儒学史上的贡献与地位》，分三次推送。

论曾子在儒学史上的贡献与地位（一）

摘要：曾子在儒学史上的贡献与地位，自古以来便受到肯定与重视，尤其是清代以前的学者认为，在孔门弟子中，传播儒学最为重要的两位，便是子夏与曾子。曾子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唐宋以来一再被重视。近些年来2017海峡两岸（嘉祥）曾子思想暨礼孝文化研讨会在曾子故里嘉祥举办，新材料的出土，有利于进一步认识曾子与《大学》的关系，《大学》为曾子一系儒者的作品，进一步回证了曾子与思孟学派的联系，以及曾子在道统中的地位。新材料的发现，可以看到孔子去世后2017海峡两岸（嘉祥）曾子思想暨礼孝文化研讨会在曾子故里嘉祥举办，儒学的分化非常剧烈，孔门弟子对儒学的传播，也各尽其力。在战国前中期，思孟学派是儒学的主流，曾子上承孔子，下启思孟学派，对儒家心性之学的深化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新材料的发现，也使曾子在儒学史上的地位更加突显。

关键词：曾子；战国儒学；思孟学派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出土文献视野下战国儒学的传播与流变研究（）阶段性成果

首创于孔子的儒家学派，在孔子生前死后，情形大为不同。孔子生时，以其为核心，形成一个非常有凝聚力的学派；及其死后，其后学没有一个似孔子而作为学派的核心，遂四分五裂，散于四方。此种情形，作为一个学派，未免不是一桩憾事，但对于一派之学说，又未免不是一桩幸事。孔门弟子的分散，使原始儒学向各个不同方向纵深发展，使得儒学更臻完善儒家的智慧孝道论文，影响更加显著。在儒学的传播过程中，孔门众多弟子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曾子便是一位在儒学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孔门重要弟子。曾子，名参，字子舆，春秋末年鲁国南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孔子以为（曾子）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死于鲁。” 后世尊曾子为“宗圣”，配享孔庙。

一、新材料出土前学界对曾子的认识

孔门弟子之多，为不争之事实。其来源几乎遍及当时各诸侯国，尤以鲁为最。孔子卒，弟子传其学于四方。在孔门弟子中，最初对儒学的传播贡献突出者至少有子夏、曾子、子张、子游、漆雕开、澹台灭明等。但随着时代及环境的变化，子张、子游、漆雕开、澹台灭明等所传之学在后世无并无重大影响。此种现象，原因有二：一是其无著作，或有而亡佚。一是其弟子中无突出表现者。无著作，后世则不能观其学；弟子无突出表现者，则不能对其学说进行继承、批判、总结和发扬，以至于其思想为他派所吸收而不彰或趋于消亡。

汉代之后的儒者，在对众多孔门弟子在儒学传播中的贡献评价中，独推子夏与曾子，子夏、曾子皆有著作，虽曾有亡佚，但各有大批弟子，且弟子及其后学有突出者。荀子、孟子又受到他们的影响，而荀、孟又与后世儒学发展的格局息息相关，这就奠定了子夏、曾子在儒学史中的地位。清人陈玉澍在《卜子年谱自序》中说：“吾尝谓：无曾子则无宋儒之道学，无卜子则无汉儒之经学。宋儒之言道学者，必由子思、孟子而溯源于曾子；汉儒之言经学者，必由荀、毛、公、谷而溯源于卜子。是孔子为宋学、汉学之始祖，而曾子、卜子则为宋学、汉学之大宗也。”[1]陈氏所述的儒学传承源流，似还有考证的必要，但其可以代表传统儒学的一般看法，能反映汉、宋诸儒的认识：子夏对汉学，曾子对宋学的贡献是孔门其它弟子无法比拟的。

古代儒者对曾子在儒学中的贡献与地位，主要缘于其思想对于后来思孟学派的影响，以及后来在道统问题上的探讨。思孟学派在历史中的地位有两次重要的转折，一为道统建立之际，时在唐宋；一为道统破除之际，时在清后。道统之建立偏重于“内圣”一系，且多与学之所出相关。韩愈说“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曾子。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吾少而乐观焉。”[2]认为孟子由子思及于曾子，最后获得孔子之真传。而韩愈对思孟学派的重要贡献是其首倡道统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之传之舜，舜以之传之禹，禹以之传之汤，汤以之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3]。韩愈在对孔、孟间起传承作用的曾子、子思有所提及，但在道统中未列曾子、子思。学术传承与划入道统，显然不可等同，但韩愈这样的做法也受到后人的指责儒家的智慧孝道论文，如宋人范浚在《香溪集·题韩愈原道》中便明确指出此点：

韩愈《原道》以为尧传舜，舜传禹，至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呜呼，愈诚知道者，而略子思耶？原道而不知有子思则愚，知有子思而不明其传则诬，愚与诬皆君子所不取。愈诚知道者耶？[4]

学术传承与道统虽不可划一，但其关系极为密切，是以宋代以来由孟子进而子思，进而曾子，逐渐划归到道统之中。宋人黄裳在《演山集·唐人之学》中言：

问圣人之道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孟子之后失其传焉。[5]

宋人周行已《浮沚集·送何进孺序》中说：

曾子之后有子思，子思之后有孟子。曾子于仲尼之门最为鲁钝而朴野，然仲尼后能传圣人之道者，曾子一人而已耳。[6]

《二程遗书》记伊川先生语：

孔子没，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没，传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传，至孟子而圣人之道益尊。[7]

《朱子语类》记朱熹言：

因言今人只见曾子唯一贯之旨，遂得道统之传，此虽固然。但曾子平日是个刚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观其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底言语，可见。虽是做工夫处比颜子觉粗，然缘他资质刚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传夫子之道。后来有子思、孟子，其传亦永远。[8]

此与唐代只从学术传承叙及曾子、子思不同，已把二人划为传道之人，归入道统。盖与学术传承和道统关系极密切有关。到朱熹时，由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道统论成熟。在道统论中，重新确定了孔子在文化中的地位。唐宋以前，孔子直以文化的传继者面世；在此之后，则以文化之开新者定位。现代学者已多指出，钱穆先生在《孔子与春秋》中说：

伊洛兴起，那时的学术风气又变了。他们看重“教”更过于看重“治”。因此他们特别提出《小戴记》中《大学》这一篇，也正为《大学》明白地主张把“治国”、“平天下”包括到“正心”、“诚意”的一条线上来。于是孟子和孔子更接近，周公和孔子更疏远。在韩愈之前，常还是以“周孔”并称的，到伊洛以后，确然变成为“孔孟”并称了……他们之更可重者，也全在其内圣之德上，而不在其外王之道上。于是远从《尚书》“十六字传心诀”，一线相传到孔孟，全都是“圣学”，不再是“王道”。[9]

牟宗三先生在说宋代新儒家之所以“新”时，说：

宋以前是周、孔并称，宋以后是孔、孟并称。周、孔并称，孔子只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骥尾，对后来言，只是传经之媒介，此只是外部看孔子，孔子并未得其应得之地位，其独特之生命智慧并未凸现出。但孔、孟并称，则是以孔子为教主，孔子之所以为孔子始正式被认识。[10]

由对孔子在中国文化中的重新定位，进而建立道统，思孟学派在整个儒学史上的地位也随之提高，其意义也更加突显。唐代韩愈在提出道统说后，至宋逐渐形成“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之统序儒家的智慧孝道论文，且为后世所遵循，《宋史·道学传》：“孔子没，曾子独得其传，传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没而无传”[11]。在道统思想的指导下，对儒家经典重新编排，形成“四书”，“四书”对此后中国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正如梁涛先生所说“理学家所推崇的四书便成为思孟学派的传世文献，是了解思孟学派道统的依据，而理学家则成为道统的承继者，一部宋明理学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思孟学派重新理解、阐释的历史”[12]。清代以降，考据学大盛，道统说受到质疑，学者重新开始审视子思、孟子的师承及著作，加之疑古思潮的兴起，原来认定为子思的著作也受到怀疑。此后的研究逐渐摆脱道统论的制约，更多转为学术问题上之研究。

[1]陈玉澍：《卜子年谱自序》，见罗振玉校补：《雪堂丛刻》，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402页。

[2][唐]韩愈：《送王秀才序》，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776页。

[3][唐]韩愈：《原道》，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665页。

[4]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94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合肥：安徽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130页。

[5]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03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合肥：安徽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170页。

[6]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37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合肥：安徽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103页。

[7] [宋]程顥、程颐：《二程遗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84页。

[8] 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08—409页。

[9] 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96—297页。

[10]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页。

[11][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2710页。

[12] 梁涛：《思孟学派考述》，《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