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儒家，不中国——儒家哲学的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

无儒家，不中国——儒家哲学的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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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儒家，不中国。儒家学说自汉朝以来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长期地持久地影响了中国人的价值判断、文化心理甚至是生活方式。虽然在中国文化的组成中，有清静无为的道家，有虚幻超脱的佛家，但佛道两家始终作为儒家哲学的补充，而未能如儒家思想一样持久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所以说，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最本质的特征。

那么儒家思想如何影响中国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呢？这需要我们了解儒家哲学的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

儒家眼中的理想社会是“大同世界”。《礼记》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佛家道家儒家的思想境界，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佛家道家儒家的思想境界，是谓大同。”

这是中国人的社会理想，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人与人之间和谐美好，互帮互助，社会充分就业，每个人都被尊重，社会秩序安全和谐。

从个人理想来说，儒家规定了一远一近的两种理想人格模式。远的是圣贤，近的是君子。圣贤殊为难得佛家道家儒家的思想境界，在历史上也寥寥无几，连孔子都认为自己算不上圣人。于是就有了君子人格，按照孔子的要求，君子要具备“恭宽信敏惠”五种优点。

从本质上来说，儒家追求圣贤和君子人格，其实是要求每个人能约束提升自我，成为一个道德境界高尚的、为社会做贡献的人。因此，儒家人生哲学的核心是积极入世提升自我贡献社会，在群体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在此基础上，儒家产生了人生哲学的四种模式。

第一，是从自我提升做起。儒家哲学高度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又说“为仁由己”，一切要从自己的内心出发，自觉承担起自我提升自我完善的任务。社会由人组成，每个人都完善了自我，那么社会也就是“大同世界”了。由此理论出发，儒家提出了“三纲八目”的道德修养的路线图。

“三纲”是《大学》中提出来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其中明德根本，亲民是手段，而让人生臻于至善的境界才是最终目的。理想的境界已被划定，接下来就是划定人生修养路线图的问题，于是就有了“八目”，即“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体现了儒家人生观的鲜明逻辑，欲正人，先正己，欲治国，先治身，也体现了儒家思想积极入世的特色。

第二，是“内圣外王”的理想。有趣的是，“内圣外王”并非儒家提出，而是激烈反对儒家的庄子。简单的说，“内圣”是把握好内心的善无儒家，不中国——儒家哲学的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外王”是把内心的善推而广之，运用到国家治理中去。“内圣外王”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正面和负面的影响，正面是培养了知识分子的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使命感；负面则是严重束缚了知识分子的主体能动性和独立性，被束缚在封建王权的锁链之下，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同时导致知识分子过度重视内心的改造与完善，忽略了对外部世界的探索与改造，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第三，正人正己与“勿施于人”。正人才能正己，这是儒家人生哲学的优秀传统。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首先要求自己做一个仁人君子。其次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你若想成功要先帮助别人成功，因为君子成人之美。再次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要做到换位思考，推己及人，这就是孔子的正人正己成己成物的思想。

第四，理性对待人生的进退。人生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仕途也不可能一直青云直上，有得意就有失意，如何对待情与穷与达，是儒家思考的重要问题。儒家强调社会道义担当，不主张退守山林推脱社会责任，无论多难都要“知其不可而为之”。但孔子也说过，如果一个社会黑暗“道之不行”之时，他也愿意“乘桴浮于海”，是否进退，要看“道”是否存在。

这种思想为孟子提供了启发，孟子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进退的标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仕途顺畅时胸怀天下，失意时则独善其身完善自我洁身自好，保持君子般的心静如水与心理平衡。

总之，儒家的人生哲学其实体现了一条鲜明的内在逻辑无儒家，不中国——儒家哲学的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先正己再正人，先成己再成物，然后贡献自己，服务社会，条件好时努力干，条件不好时，就做一个道德高尚心灵平静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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