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砖引玉谨就《法华经》如来藏与文化之关系，作一简要探讨

抛砖引玉谨就《法华经》如来藏与文化之关系，作一简要探讨

主席指出，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佛教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人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产生深刻影响。本文谨就《法华经》《楞严经》如来藏与文化之关系，作一简要探讨，抛砖引玉，就教方家。

一、如来藏即文化

中国历史上，儒释道历来被视为传统文化三大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是文化，是信仰文化。1947年10月转战陕北途中，毛主席到佳县南白云山庙一游，工作人员以封建迷信为由提出异议，毛主席严肃指出：那是文化！是历史文化遗产，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宝贵财富，一定要好好保护。2014年3月，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指出，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法华经》《楞严经》如来藏思想的深刻内涵、法理法义，与文化的本质特征高度一致。

（一）存在上的广泛性。文化至今没有权威统一定义。学界普遍认为，文化即人化，文化即生活方式，文化是人类一切活动及其成果的总称。文化与人类起源发展、生产生活密切相关，贯穿方方面面、时时刻刻。大到宇宙、国家、民族，中到单位、社区、族群，小到家庭、个人、细胞，东西南北、士农工商、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只要有人就有文化。如来藏正是如此，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无所不是。正如《楞严经》所讲，「当知了别见闻觉知……兼彼虚空地水火风，均名七大。性真圆融，皆如来藏，本无生灭。」「世间一切根、尘、阴、处、界等，皆如来藏，清净本然。」「一切世间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元心。心精遍圆，含裹十方。」「即如来藏，元明心妙。即心、即空、即地、即水、即风、即火……即常、即乐、即我、即净。以是俱即，世出世故。」整个虚空世界，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东南西北上下十方，一切有情无情、有形无形，无非诸佛如来法身真常。

（二）形式上的多样性。文化的存在形式多元多样，表现形态多姿多彩。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党派、不同团体、不同个人，都有独特的文化形态。学界通常分为表层、中层、底层三个层次，或物质、制度、精神三种类型。物质方面有建筑文化、交通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制度方面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军事制度；精神方面有宗教信仰、思想理论、文学艺术等。随着人类发展，新兴业态、文化形态不断涌现。如来藏更是如此，《楞严经》讲，「而如来藏，随为色空，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循业发现。」「汝以空明，则有空现；地、水、火、风各各发明，则各各现；若俱发明，则有俱现。」「一切世间山河大地，生死涅槃，皆即狂劳，颠倒华相。」虚空法界、无量国土，十二类生、八万四千，上至诸佛菩萨，下至天人鬼畜，旁及山河大地、树木花草、风云雨雾，森罗万象、林林总总，都是一念真心随缘变现，都是如来藏的表现形态。

（三）地位上的基础性。主席指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和魂，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文化的DNA。综观人类历史，文化更加恒常、稳定，政治风云不断变换、生产生活世代变迁、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但精神文化庚续承传、持久不衰。特别作为底层文化的宇宙观、价值观、伦理观，更是最深沉、最根本、最持久的力量。古人讲，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世间一切文化皆「于道为最高」。当代大哲冯友兰也说，任何大的宗教，它的核心部分必然有哲学。佛教向有「哲学宗教」之称，如来藏更是哲学中的哲学、基础中的基础。《法华经》中，佛以「法华十喻」把《法华经》说为「诸经之王」。《楞严经》则是如来藏的集大成，素称佛教全书、宗教司南，「一代法门之精髓，成佛作祖之正印。」学界公认，如来藏是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兼备的哲学思想体系，如来藏揭示的宇宙起源和人类发展的根本问题，是宇宙人生真理。佛在《楞严经》一至三卷，通过七处征心、十番显见、会通四科、圆彰七大，把修行人从万法之相引导到「如来藏妙真如性」，帮助我们「见性」；从第四卷始，详细开示「清净本然」的如来藏，如何变为有情无情，造成「世界相续、众生相续、业果相续」，帮助我们「明心」。其中的辩证法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三大规律圆融圆满圆通，堪为世法佛法之典范。与诸子百家所崇尚的「道」一样，代表世界本体和运行规律，揭示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规律性认识，其法理法义已超出一般的佛教教义。「圆通超余者，真实心如是」。本质而言，它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在佛教文化中居根本基础地位，在整个人类文化中亦复如是。

（四）旨归上的终极性。《易经》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说，北宋哲学家张载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论，当代学者有「文化的终极目标，就是普及爱与善良」之言。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佛家哲学文化精髓，更是把人类解放、「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核心理念和价值旨归。正如恩格斯所说：「文化上的每一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文化的宗旨在于让人臻于「美好与光明」。对个人来讲，文化养「心」，涵养德行、增长智慧、升华灵魂；对社会来讲，文化养「道」，凝聚人心、化解冲突、促进和谐。终极意义为通达宇宙真理、真正解放自我，达到社会大同、实现共产主义。古往今来，人类终极目标在此，文化终极使命在此。平心而论，人类矛盾冲突，表面是利益，根源于内心，源于对自我、外物的执著，对真我、本我的迷失，「认己为物，认物为己」，导致「三观」颠倒、价值扭曲、行为错乱。因此，「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唯以佛之知见、示悟众生。」「未来世诸佛，虽说百千亿，无数诸法门，其实为一乘。」如来藏正是从根本上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个哲学基本命题、人生根本问题，让众生明白：万法一念，万物一体，自己与他人同心同体，人类与万物同根同源，每一个体都是本体「大我」之全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一为无量，无量为一梅花易数，小中现大，大中现小，不动道场遍十方界抛砖引玉谨就《法华经》如来藏与文化之关系，作一简要探讨，身含十方无尽虚空佛家哲学文化精髓，于一毛端现宝王刹，坐微尘里转大法轮」。大光明藏中谁是谁，大光明藏中谁非谁！真正认清「真我」，认清「小我」「大我」之关系，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矛盾根本得以化解，当下身心自在，达到和谐大同。是故《法华经》云，「此经能令一切众生离诸苦恼，此经能大饶益一切众生，充满其愿。」

（五）作用上的渗透性。主席2013年5月与北大师生座谈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佛家哲学文化精髓，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文化如水，润物无声；文化如风，融物无形。文化凝结于物质之中、游离于物质之外。一个人从母胎孕育、到呱呱坠地、到入土为安，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不受文化氛围的影响，体现出特有文化特征。如来藏作为众生性具功德、本有智慧，遍一切时、一切处、一切物，渗透于全时全域。上自圣贤富贵、下至强盗土匪，凡所有情之身口意三业，无不受其支配。乃至无情众生亦复如是。明白也是它，不明白也是它。明白了，「归元性无二，方便有多门」「于此门无惑，方便易成就」，当下解脱自在，当下随缘妙用，日常吃穿住用，皆行在道上、住在如来藏中。如佛子罗睺罗密行，无修无证而成就正果。不明白，虽迷惑颠倒、分别执著、烦恼纷争，冤枉轮回却茫然不知，实可怜悯。必明如来藏，入正知见、开大智慧，才能自由把握人生。

二、如来藏非文化

仔细参究，如来藏与文化也有微妙不同。

（一）起源发展不同。从起源看，文化与人类并生，有了人才有文化；而如来藏与宇宙并存，它就是宇宙源头，就是宇宙本体。从发展看，文化的内涵，丰富中有更迭，传承中有消亡；而如来藏的内涵，可随时代发展变化，但变来变去仍是它自己，表现形式不同而本质无异。阐释演说因时而异，乃至科学技术日新月异，都是让人明白它、领悟它。

（二）内容范畴不同。文化虽为人类文明创造总和，但侧重于精神范畴，可与物质同体、亦可与物质异体，但主要侧重于物质之外。如来藏则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物质与精神统摄，既可为物质、也可为精神，精神中有物质、物质中有精神，乃至精神即物质、物质即精神，乃至人与非人抛砖引玉谨就《法华经》如来藏与文化之关系，作一简要探讨，有情无情、有形无形，皆如来藏妙真如性。

（三）作用方式不同。文化的作用方式多种多样，有教育宣传、影视广播、报刊网络等直接方式，有节庆旅游、饮食购物等「百姓日用而不知」的间接方式；可为言语说教、诗文诵读、艺术熏陶，可靠政令引导、法治规范、日常养成。其作用方式，或先知后行、或先行后知，或有知无行、或有行无知，或知行合一、或知行不一。而如来藏主靠开示教化，靠听经闻法，靠心领神会，通过思想传递和心灵沟通，达明理开悟之境。然后悟后进修，广修无量法门，广度六道众生，成就圆满菩提。其作用方式，必先知后行，即知即行，知行合一。行而后知非真知，知而后行是真行。未知之际，其行必虚行、妄行、恶行；知之之后，其行必智慧行、善巧行、圆满行。

这些差别，仍属一般意义、文化通识上的分别。严格意义上，「文化即人化」还有更深含义。现代量子科学「波粒二象性」已经证明，物质与精神密不可分，有情无情密不可分。精神与物质相依共生，二者为辩证统一体，没有纯粹的物质，也没有纯粹的精神。正如佛法所说，「一念无明有三细，境界为缘长六粗」。由此可知，「文化即人化」揭示的也是宇宙起源与发展的真理。文化也是全摄全容、全域全时的，与如来藏完全相融，不一不异。正所谓「离即离非，是即非即」「离一切相，即一切法」。

分析可见，如来藏即文化非文化，圆融文化又超越文化，涵盖世出世间法、超越世出世间法。它是一种终极真理、终极哲学、终极文化，是大乘佛法的根本，是中国特色佛教文化的核心内容。

释印广

注：《佛教与文化》一文已发表于中国思想政治工作与「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全书，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