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耘老师带领同学研读梁漱溟著作，探讨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

丁耘老师带领同学研读梁漱溟著作，探讨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

7月9日下午到7月10日上午，丁耘老师带领同学们研读了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及《中国文化要义》这两部书中的部分章节。

在课程中，丁耘老师从问题意识、框架结构以及重要的概念入手对梁漱溟的两部著作进行了分析。丁耘老师特别指出，梁漱溟对于中国问题、人生问题以及中西文化根源差异的思考仍是我们今天需要着力进行的。我们仍然生活在由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所开启的问题场域中，通识教育能够帮助我们通过直面经典的方式，进入到这一问题场域，并通过自己的进路去尝试做出回应。

一、《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1、梁漱溟的问题意识

在《中国文化要义》的自序里，梁漱溟对自己有一个非常好的概括。他说自己是问题中人，不是学问中人。梁漱溟1917年到1924年在北大教了七年书，1924年辞职去做乡村建设运动。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时候，他的身份是大学教师，是学院派。写《中国文化要义》时他已经不是学者，所以他说自己是问题中人，非学问中人。这话不是谦卑，而是非常自信的话。学问中人今天有几个是问题中人？研究的“课题”不等于“问题”。他一辈子就想两个问题，中国问题、人生问题。人生问题，对他自己来说就是走佛家的路还是走儒家的路。中国问题无非也是这样：走东方的路还是西方的路？若是走东方的路，那是走儒家的路还是走佛家的路？有意思的是梁先生在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的选择上是相反的。他在人生问题上皈依、信靠的是佛家，中国问题不是的。

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其实是彼此牵连的。梁先生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是“生活的样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生命的样态”，生命的样态就是人生问题。你讲中国问题，追根溯源，发现中国之为中国，就在于中国人对人生的态度跟西方人、印度人不一样。两个问题表面上是分开的，但深入一想两个问题是纠缠在一起的。

梁漱溟认为中国问题分下去就是两个问题，认识老中国和建设新中国。他的乡村建设运动就是基于对老中国的认识所作出的建立新中国的努力。但是新中国后来别人建成了，跟他没什么关系，实际上他选的路是失败的。新中国建成后，梁先生的思想发生了一些转折，值得关注。

2、《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成书源起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真正的序言不在这本书而是在《唯识述义》中。书要忠实语境，这个语境不能漫无边际，最小的语境就是同一作者不同著述之间的关系丁耘老师带领同学研读梁漱溟著作，探讨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这个关系有纵横。纵的来说，梁漱溟排了自己最重要的书，第一个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最后一个是《中国文化要义》，这是不同时间写的。横的来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原本是他所著的《唯识述义》和《孔家哲学》这两本书的导言，他跟蔡元培说自己要给孔子和释迦牟尼打抱不平。最后的结果是《孔家哲学》没有按计划出书；《唯识述义》分成了三部分，第三部分根本没有出版，当时出了第一、第二部分，但八十年代编全集的时候第二部分也找不到了，只找到《唯识述义》第一部分。尽管如此，作为导论性的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梁先生自己非常重视的。这是这三本书之间的关系。

3、《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全书结构

这本书是梁先生对新文化运动的回应。绪论里他谈到了自己反对用什么样的方式研究西方文化。梁漱溟说晚清以来我们对西方文化的两大态度都是错的。第一个错误态度是截取片断，这是指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就是把瓜切下来抱回家，研究西方文化应当追根溯本，不能只摘现成的果实。第二个错误态度就是随便调和。胡适、梁启超都是属于随便调和。李大钊虽然态度明朗，认为中西文化不能随便调和，但梁漱溟认为他“未识根本”。他最欣赏陈独秀，陈独秀是从根本上来考虑文化问题、从根本上立论。整部著作都在讲这个：谈东西文化不要讲细枝末节，要从整体、根本上，从他们各自的特殊处、特别的地方入手。

梁先生的方法是先找出中、西、印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特殊处或说“异彩”，然后由特殊处往回推，讨论为什么有这个特点，找到特殊性的根源。三种文化的根源是不一样的，这是三条道路，中国道路走五十万年也走不到现代化，因为“根”不一样。第二、三章讲文化根源，第四章讲哲学根源。这是全书的一个基本结构。

图为讲习班现场

4、梁漱溟论西方文化

前三章的重心是西方文化。中、印文化之间传统上已经有了很多争论，为什么会掀起新的争论呢？因为五四之后西方文化进来，所以入手处一定是西方文化。当时人论战的焦点，首先是要解决对西方文化的认识问题。可以说这个问题到现在都没有过时，仍是我们当前最迫切的问题。但可悲的是，我们现在认为自己跟西方文化没有什么差别，所以提不出反思性的问题。梁先生赞同《新青年》同仁从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入手认识西方文化，他不满意的是这些人没有认识到为什么西方会有德、赛二先生。他们认识到了表面，但没有认识到根本。

梁先生谈到他认识西方文化有四步：第一步说明西方文化的异彩是什么，第二步讲明异彩的源泉和根本是什么，第三步用对根本的认识去解释西方文化的历史，第四步再用对根本的认识去认识、解释民主和科学两大异彩。前两步向前走，后两步向后走，这是他的原话。其实这两步是升和降，把具体的东西概括到普遍，从普遍再落到历史上。对梁先生而言最重要的是第二步，也就是异彩的源泉和根本是什么。

5、梁漱溟论儒家

第四章15节到27节是讲中国思想的，这里最能体现梁漱溟的思想在哲学上的贡献，特别是讲孔子的几节，是全书的书眼。讲“唯识”是为了引出“直觉”，讲“直觉”为了引出“仁”。18到20节是用直觉贯穿对孔子思想的解说。孔子所谓仁，就是敏锐的直觉。中国人讲直觉跟西方不同丁耘老师带领同学研读梁漱溟著作，探讨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不是只有一个感应。梁先生完全是把经典和个人的感觉打通。他说的“感”是情感，他是老北京，讲仁义，一般的伦常关系有情也有义。他在《中国文化要义》讲中国为什么是伦理本位社会，伦理本位社会里同伙关系也是有情谊的，老的商铺就是这样，时间长了就有情谊。情谊不是欲望，古人说无欲才有这些，因为欲望是横在你心里把情感堵住的东西。

心学中的有些公案很能说明梁先生的直觉。陆象山有一次跟学生在一起，不假思索地站起来，学生也跟着站起来了。陆象山问“拟议否”，意思是说老师站起来了，学生跟着站起来，这里面是否要推理？说得狠一点，这是人欲，不是初心。孩子落水你赶紧去救，这就是恻隐之心，这是仁，后面再东想西想，想到这个孩子我认不认识，心中这样去推就是禽兽，就是私欲。天理是由仁义行，不是行仁义。行仁义是你把仁义对象化了，你知道有一个仁、有一个义，你要达成目标，这样想就是私欲，不是仁。

6、《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争议最大之处

梁漱溟在比较后得出了三点结论，第一，西洋生活是直觉运用理智的；第二，中国生活是理智运用直觉的；第三，印度生活是理智运用现量的。这三点结论的争议比较多，但是梁漱溟一方面承认这些话会引起误解，另一方面却不改。他说西洋哲学是直觉运用理智的，这个地方讲的直觉是一个别义，就是单纯地认知到我在。这个说法其实是他对西洋功利主义的概括。继而，他说中国哲学是理智运用直觉，则说了中国生活的两层，第一层是直觉运用理智，第二层是用理智去调适哲学。第一层与西洋生活的“直觉运用理智”的差别在于，西洋哲学中直觉建立的是一个“小我”，与物对立的我，直觉建立的是“大我”，不是“分别我执”的我，而是“俱生我执”的我。这些论断可能略有偏颇之处，但是从全书推下来，我们也是能够理解梁先生这么说的原因的。

7、《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全书结论

梁先生这里做了一个断定：从世界历史来看佛家哲学文化精髓，在整个世界的范围内，东方文化，先是中国、再是印度会逐次复兴；三种文化，也是人类的三条道路，全世界都需要走上西方化的道路，但是这条路就快走绝了；接下来会是中国道路在世界范围内复兴；中国道路走绝，之后才是印度文化复兴。这是他的“中国文化早熟论”。此时，他对西方文化做的悲观判断已经不再是新青年式的，而是梁任公式的，已经和同期欧洲知识分子的想法相近。

接下来，他提出中国当时应采取的态度。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第三，批评地把中国的态度拿出来。改西方态度，拿中国态度，是什么意思呢？落实下来，其实是孔子所谓的“刚”。梁漱溟先生在这里，对欲和刚做了很精细的分辨，“刚”是区别于欲望的志气，刚是内里充实有力的；“欲”是内力缺乏的。中国态度和西方态度的不同在于：西方向前是因为欲望、纪律；中国向前是因为道德情感。也就是说佛家哲学文化精髓，要学西方，但是学完全是从民族生活的大我出发，出自自己的生命力和意志地去学。“只有刚者、强者、自我肯定者，才能真正地学习西方”。所以，梁先生说的全盘承受西方文化，绝不会丧失中国文化的主体性。

图为丁耘老师为同学们答疑

二、《中国文化要义》

1、对西方文化的再认识，团体与家庭（对应第三、四章）

《中国文化要义》里讲了中国文化的很多特征，但是被他作为抓手进入的，是第六条特征“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和第七条特征“家族制度在中国所有文化中的地位根深蒂固”。

实际上，他仍然在尝试理解民主与科学，回应新文化运动的问题。在这里，他下结论说宗教问题是东西文化的分水岭，把中西文化的区别归结于基督教和周孔教化的对立。他认为，二者的对立带来了不同的社会构造，使得中国转变为了伦理本位的社会，西洋则由基督教转向了大团体生活。集团生活最重要的界定，就是范围或是说边界，其实就是内外；其次则是集团内部的统治关系。基督教树立了敌我，有了统治，才导向了民主。这两点都不适用于中国的家庭。

2、伦理本位、以道德代宗教（对应第五、六章）

梁漱溟先生说家庭重要，却并不说中国是家族本位的社会。他讲人生在世有各种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就是伦理。这些关系是具体的、熟人之间的，始于家庭但不止于家庭。每一层关系里都是有情有义的。伦理的“理”就是这个关系里的情义要求。这个伦理从家庭推广而来，只有亲疏，不会形成对抗，实际上是用亲疏关系把敌我化解了。

中国社会用伦理的约束替代了宗教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约定俗成的伦理并非道德，因为它不依赖于抽象的道德判断。用伦理来组织社会，既要靠个人直觉的理性，又要靠圣人立法的理性和历史积淀的理性，这三层理性结合，使得习俗观念落在人格上涵养和养成佛家哲学文化精髓，最终才造就了社会的伦理本位。

图为梁漱溟所绘中国西洋对照图之一

3、理性与理智（对应第七章）

这是梁先生五十岁以后哲学思考的核心。梁先生具体解释了理性：理性要求的是平心静气地从心里认识。气平和下来之后，主导你的才是纯粹的义理之性。他讲王阳明心思作用的两个方面，智的一面叫理智，出乎本能又反乎本能；情的一面叫理性，正因为是情感的，你不撇开主观就认识不到。但是，理智本身是为私的，理性却是无私的。理性为何无私？在二程的讨论中有很多微妙的论述。“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在理性起作用时，物与我的对立都没有了，不是从认识上有分别，而是说生命感的相通。

梁先生的“理性”概念，能够和西学相通，因此被用来解释人类文明的共性和不同的特性，其根本又是宋明理学的义理之性，具有深厚的中华文化的渊源。他的理性-理智的概念，实际上开创了一个典范，尽管还没有被充分运用。

4、阶级与国家（对应第八、九章）

梁漱溟和毛泽东辩论时最主要的差别，以及他既不认同国民党也不认同共产党的道路的原因，就是他的这个判断。一方面他同意马克思主义者将国家理解为阶级压迫的工具。这个判断，来自于他在三十年代社会史论战期间他所阅读的大量左翼书籍。另一方面，他却认为中国没有阶级，因此没有国家。他对中国的判断是伦理本位和职业分途，又给了一张图来解释，这张图和第一张图很像，区别最大的是天下意识。

图为梁漱溟所绘中西对照图之二

5、《中国文化要义》全书结论（对应第十二、十三、十四章）

他最后的结论，实际上是解释他在本书开头讲的中国文化的特征。最重要的几层：首先，他解释了中国文化没有民主的原因。因为理性早启，导致没有宗教，再进而没有组织集团生活，最后导致没有民主且不可能再有；其次，他也尝试解释中国文化没有科学的原因，即中国文化长于理性，强调与物一体之情，因此不关注物之间的分别，也不会进行计算；最终，导致中国文化终究陷于盘旋不进。

这是一个基本上说圆了的结论，但是也存在缺憾。梁漱溟对新文化运动命题中“民主”的认知是非常深刻的，远超同侪，但是对科学的认知，还停留在起步。问题是，直到今天，也很难有比他讲得好的。如果哲学在中国仍然存在的话，就非得面对这个问题不可。德国古典哲学，很大程度上是在真正回答科学的由来。而我们也需要从我们的角度去再次关照这一命题。

6、今天再思梁漱溟问题

梁漱溟的表述是很粗糙的，另外他对西学和中国的了解，都有失于片面之处，但是这些问题不妨碍他的深刻。他能通过他当时有限的材料，一下子就看到最重要的东西，在今天，他的问题意识仍然没有过时，因为我们如今仍然生活在新文化运动所开启的问题场域之中。除此之外，在他对晚清以来东西问题的回应中，他对理性-理智概念的论述，针对民主问题所给出的宗教式的解答，包括他对建国以来历史的解释，都是有建立新的学界典范、继续发展的空间的。在今天系科高度专业化的大学里，我们很难直接面对这个问题，但是在通识教育之中，我们能够通过直面经典的方式，直接进入他的这个问题场域，通过自己的进路去尝试做出回应。在这个意义上，我高度认可中国的通识教育尝试。

图为丁耘老师为同学们答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