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虽居中国文化的正统地位,却并未独占传统文化全部阵地
儒家思想虽居中国文化的正统地位,却并未独占传统文化全部阵地
● 儒家虽然在中国文化中占据正统地位,但并未占据传统文化的全部地位。就连儒家思想本身也早已不复当初的朴素,不断地融入不同的思想元素。其中,儒、道、佛三教的融合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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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中国传统文化多元结构
当我们问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时,大多数人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儒家。这是因为汉武帝接受了魏万、田繁、董仲舒等人的意见,“摒弃一切学派,唯独尊儒”;从南宋末到清末,也有“新儒学”作为官方思想的约600年。它是基于对佛教异端的批判和对儒家道教的传承;而作为儒家思想文化的代表作,“五经”乃至“三十经”一直被历代封建统治者视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经典。
· 《孔子圣遗》中的“室韦击磬”
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除了儒家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学派,如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墨家,以及后来传入的印度佛教等等。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中发挥作用,儒家思想并没有占据中国传统文化的所有位置。
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单一的儒家文化。甚至儒家本身,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从战国以来,也早已失去了原本的朴素,不断地融入了与其他学派不同的思想成分。
所谓汉代唯一的儒学,其实是严重转化为阴阳五行的儒学;魏晋儒家思想大量渗入老庄道家;隋唐儒学受到佛教理论的严重挑战和影响;宋明理学是一种补充儒家思想的思想体系,吸收大量佛教和老挝的理论,同时拒绝佛和老挝。可见,在谈及所谓儒家文化传统的时候,一定要充分注意它所蕴含的复杂内涵。
因此,我们在深入考察中国传统文化时,绝不能忽视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各种思想流派的对立和渗透、排斥和融合,尤其是儒释道三教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 融合。
02
儒家与道家的冲突与融合
儒家和道家都形成于春秋末期。但从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儒家与墨家的交锋最为尖锐,对社会的影响也最大。到战国中期,道家发展到庄子等,成为大观,成为先秦与儒家、墨家并列的三大流派之一。
战国中后期,出现了各种学派在文化思想上相互竞争的繁荣局面。此时,一方面各派内部分化很大,如《韩非子先学篇》中所说:“孔墨之后,儒分八分,墨理分三分,择相异而异,皆自称真儒墨。《庄子·世间篇》讲当时的道家佛家的出世思想是什么,也有“彭蒙、田片、神道”、“观音、老旦” ”和“庄周”。此外,法家分为齐法家和三金法家,著名的法家包括惠氏的“契约差” 还有公孙龙的“李剑白”之争等等。但与此同时,也形成了各家(主要是儒道法三家)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发展趋势。
在《管子》一书中,我们可以找到战国中后期各个流派的各种代表作。其中,有以儒学为核心,融合儒学与儒学的作品;也有注重道家、融合道儒的作品;以法为重,法家与法相结合的作品。
在荀子的思想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儒家优先、法道合一、名墨兼用的倾向。在韩非的思想中,以法为主,融合道家的特点也很明显。他的《劫老》和《玉老》对老子的道家思想有着重要的发展。形成于战国中后期的易传《西辞》,显然是儒道阴阳相融合的产物。
· 相传孔子三度向老子求礼
在不同流派的对抗和斗争中,必然会导致相互渗透和融合。这不取决于任何学校或个人的主观意志,而是有意识和无意识、聪明和笨拙之间的差异。
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之父司马昙在讨论先秦六学要旨时,引用了“天下一统百忧,同归同归”的观点。 《易经》中的不同路径”,并详细分析了每个流派。思想的优劣,再从道家的立场来看,认为道家是集各家之长于一身的最完美的学派。他说:“道家使人的精神单一,动而无形,支持万物。它也是一种技术,因为阴阳大和,儒墨之善,名法之精,以及时间的变化和事物的变化。
司马昙的分析和阐述,符合西汉初期盛行的黄老学派的实际情况,即道家以无为、以治为主体的思想,以及殷商的功德。杨、儒、墨被广泛使用。
汉武帝以来,两汉虽然实行“除一切学派,唯儒道”的文化政策,以达到思想上“统一”的效果。事实上,在汉末,道教与儒教始终并存,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阴阳五行理论已深入儒家和道家的血液。
董仲舒的《春秋》和班固的《白虎统义》是汉代正统儒家的典范,但都是以阴阳五行论为儒家政治伦理的形而上基础。理论。汉代道教的代表作《淮南子》等,也大量介绍了阴阳五行。汉代杨雄合儒道写《太玄》,东汉王冲写《论衡》,称“虽违儒教”,但“合黄之意”。和老”(《论衡》)。·自然”)。两汉时期,号称“经学”的时代,
魏晋玄学标志着儒道在冲突中的进一步渗透和融合。王弼所谓圣体无存,必言有存,老庄并没有从存在中解脱出来,所以一直归于虚无,将儒道之说融为一炉。至于郭襄,在《庄子注》中,唱出了“内圣外王”之道。所谓“圣人在庙之上,心无异于山林”(逍遥游注),确实可以说儒家和道家的主要思想已经融为一体了。一个非常明亮的地方,你不能再与我分开。
因此,王弼、郭襄的玄学体系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宋明后期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03
儒佛的冲突与融合
佛教自汉汉两代传入中国后,开始在东晋南北朝时期对社会,特别是思想文化产生广泛影响。在姚、秦都城长安(今西安),以熊果为首的翻译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翻译佛经的高潮。当时,南北高僧和居士大量涌现,终于使佛教成为与儒道相提并论的理论力量,并呈现出压倒儒道的趋势。
佛教在中国文化环境中经过长期的自我调整儒家思想虽居中国文化的正统地位,却并未独占传统文化全部阵地,才取得了这样的社会影响。西晋以前,很少有中国人信奉佛教。东汉时期,佛教被视为与道教、寂静无为之道、民间魔法一脉相承,对其教义和理论的基本精神没有深刻理解。
· 鸠摩罗什翻译处——草堂
从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虽然翻译了一些佛经,但大多依靠道教和中国繁体名词的概念,即采用所谓的“格易”法。 . 这也不能让人真正了解佛教的理论精神。
因此,很多人主张翻译经文要以“不闲方言,求知兴趣”为基础。在形而上学方法论的影响下儒家思想虽居中国文化的正统地位,却并未独占传统文化全部阵地,他极力推动对佛经精神的理解,也必须以“得意”为目标。如道生:“经典自东流,译者受重重阻碍,大多在文中停滞不前,难得见真意,若忘带鱼,能与道对话。” 鸠摩罗什及其弟子所译的佛经佛家的出世思想是什么,已经大致满足了这一要求,因此对佛教的广泛传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当佛教在社会文化思想中的影响越来越大时,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思想与传统文化儒道思想的冲突也随之而来。
按照人们原来的理解,道教应该和佛教没有太大的冲突。然而,此时的佛道冲突,已经转变为道佛社会地位的冲突。
但与此同时,佛教与道教的相互影响和融合也十分突出。如东晋名僧赵僧,深耕道家庄子研究。在用汉语的文字和概念来表达佛学理论方面,已经达到了无刻痕的崇高境界。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隋唐时期出现的天台宗,唐代中叶以后发展起来的密宗,也明显受到道教的影响。
·国清寺,天台宗的发祥地,位于浙江省天台县。
同时,道教特别受佛教影响,如模仿佛藏人后编造道教藏人。唐代以后的道教经典包括对道教基础经典的许多注解,如唐承玄英的《老子易书》、《庄子注》等,介绍了大量的佛教要义和理论。
至于道士谈佛,僧人评道经,在历史上并不少见。
东晋南北朝时期,儒释之间的冲突主要集中在入世与出世的不同人生目标,以及佛经与传统伦理的矛盾,后来出现了神学。争议。这一时期佛教与传统文化的冲突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
(1)和尚是否抛弃父母出家,是否与传统的孝道相矛盾;
(2)僧侣应该崇拜国王吗?
(3)神被毁灭或神不朽。
在双方的激烈斗争中,也出现了一种儒释合一的思潮。如东晋著名文学家孙绰在其《玉道论》中提倡所谓“周孔省极隐,佛显本源”,而作为名僧慧远也曰:“如来与尧孔子同生,虽异,潜相影响,本诚异,终同。”
这一时期,佛教与儒家和解融合的主要来自佛教信徒。
一般来说,对于上述第一个方面,他们大多是利用佛陀“报恩”的教义,劝人孝顺。佛教以立身行道为根本,以孝道等最根本,以证佛法。出家不违背家中传统的孝道。
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是经过激烈辩论后通过和解解决的。慧远的《沙门不敬王》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声称,虽然僧人“外尊尊主不失尊”,但“取悦释迦牟尼之风,应先侍奉亲人,尊尊皇上”。他又说:“改风俗而投簪的(指家甲僧),你要随时待命,听从你的吩咐。” “如果对亲人有任何疑惑,就退而求其次,问问自己的意愿,让你们一起了解。” 惠远的论点是,他实际上是服从国王,以换取避免正式的“鞠躬礼”。。” 至于未来的修士,
在中国,王权永远高于宗教权力。在上述两个问题上,基本上都以佛教妥协或迎合传统而告终。这也是佛教在中国立足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
至于第三个方面,和谐论者正在努力寻找各种材料来坚持,证明轮回、神仙不灭等佛教教义已经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就如孔子所说的“仁德至上,亦是诸菩萨行的佛经”;儒家的“五常”、佛教的“五戒”等,都在试图将传统文化与佛教理论相结合,从而扩大佛教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意识形态影响。
04
三教融合与佛教本土化的历史进程
从东晋南北朝到隋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只要不危及自己的统治地位,普遍认为儒释道发挥了思想文化治理世界的互补作用。心为道,天下为儒。” 因此,采取了三教兼容的政策。
历代帝王亲自带头弘扬三教经典。如南朝梁武帝萧炎,除大量佛经外,还着有《中庸》、《交景易书》、《老子注》等。上。又如唐玄宗李隆基,他也写过《孝经》、《道德经》、《金刚经》。
在唐代,皇帝经常召集三大宗教的名人一起讨论。如《白居易集》中仍保存的《三教论衡》,是文宗太和元年十月皇帝诞辰“谈三教”的简记。唐代。白居易以书生的身份出现,与安国寺僧人依林、太清宫道士杨宏远一同出现。三人间的问答虽然忍不住虚答题,但读起来也很有趣,能从一个侧面了解唐朝三教调和的情况。
由于佛教影响的迅速扩大,僧尼和寺庙的迅速增加,也给社会带来了各种经济和政治问题,造成世俗地主和寺庙之间的矛盾尖锐。因此,历史上也曾出现过著名的灭佛“三武”运动(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但这些都是如此——所谓的铲除佛教运动并没有阻止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影响。
·太武法难: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下令屠长安僧众,焚尽世间经书造像
佛教发展到唐代,达到成熟阶段。在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冲突和理论上的自我调整之后,逐渐出现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教派和理论。同时,佛教文化的深刻影响几乎随处可见,从人们的日常衣着、饮食、语言,到思想、文学、艺术、建筑,以及天文、医学等自然科学。因此,要了解东晋南北朝之后,尤其是唐朝之后的中国历史文化,是不可能离开佛教的。
唐宋以来的知识分子,无论是信仰佛教的还是反对佛教的,都离不开佛教。所谓唐宋八大,众所周知,柳宗元、王安石喜佛,苏洵、苏轼、苏哲以旧佛为依归。韩愈和欧阳修都以佛教传统而闻名。曾公在《梁书序》中阐述了佛教的烦恼和错误,这也是一部反对佛教的名著。但韩愈在《玉典书》中说,“道德久闻,欲见美”,“博大精深,不可二阶”。也有人说大典“
·唐宋八大宗师
从哲学思想的角度看,儒释道三教之间的冲突和斗争最为激烈,但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也很明显。唐代的所有佛教教派,除唯识法和相宗外,都没有吸收和融合儒家思想。
禅宗是中国独创的佛教。它摒弃了佛教理论中很多繁琐的论证,用佛教中一些最基本的精神来讨论和解决儒家最关心的心性问题。
其后,华严宗大师程观研习儒家经典,在他的著作中,儒释道随处可见。至于他的弟子宗密,则儒佛融合的工作更加深入。在他的《华严元仁论》中,他结合儒、道、佛三教来判断其优劣,这在以前各佛教宗派的判断中是没有的。尤其重要的是,在本书中,他考察了儒家、佛家关于心性的历史理论,并在理解之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理论对宋明理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又如天台宗中兴宗师展然,出家前深谙儒家之道。他提出了“无情自然”的学说,可以说是儒释合一的独创思想。反过来佛家的出世思想是什么,它又对佛教的“佛性”说和宋明理学家的“天地万物一体”学说产生了重大影响。
宋明理学家们虽然也极力排斥佛、老,但思想中却充斥着佛、老之说。被视为新儒家创始人的周敦义,其主作《太极图》其实就是来源于道教导师齐化神的《太极先天图》。而他的名文《爱莲》则赞美莲花出泥不染的清净性,这显然是受佛教影响的结果。
成竹的“身用一源,微观无量”、“理与异”等哲学思想与佛教理论密切相关。朱熹喜欢用“月印万河”的佛教比喻来说明“一法不同”的道理。他说:“所以石石也看到了这些真相。”
唐宋以来,不读佛经的文人寥寥无几。如《法华经》、《维摩诘经》、《冷言经》、《圆觉经》、《大乘开信经》等。这些佛经通常是普通文人、思想家必须具备的基本文化素质。的一个方面。就算这些佛经大部分你都看不懂,但你至少会读到最好的佛经,比如《金刚经》、《心经》、《阿弥陀经》。
·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本来,在文化、思想、学术领域,各派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取长补短是一种正常现象和规律。但是,那些正统的新儒家为了争夺正统而不得不否认这一点,这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
当然,也不否认学佛的儒家思想家也不少,也有公开提倡学佛的。如元真德的佳作《心经注》、明王府的《贤宗洛锁》等,对佛教都有相当的研究。又如清代中叶的王瑾、罗有高、彭绍生等人,也毫不含糊地讲儒释道。其影响与龚自珍、魏源,乃至现代的谭思同、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并驾齐驱。
即便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以儒释道三教融合为基础建设新的哲学思想,仍然有很多人,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思潮。当然,由于时代和环境的不同,此时“三教”的融合,也往往渗入了某种西方哲学流派的思想因素。
五四后的思想家梁漱溟、马义夫、熊十力等,都是这一思潮的代表。其中,熊十力最为典型。他以“身用不二”为核心的哲学体系,是结合易传、鲁王、王夫之,以及佛教华严、禅宗等学说,运用佛法分析方法构建而成的。 . 他的体系可以说以儒家、佛家、道家、佛家来补充儒家。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提精用大”,“进家,出家,和睦无碍”。在一些现代哲学体系中,熊十力具有更丰富的特点,也具有相当大的社会影响。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的儒释道三家,在一种相互冲突的斗争中发展,同时又不断地相互渗透和融合。
这种渗透融合,并没有发生某家被某家吃掉,也没有导致三家归一家的结局;相反,通过相互渗透和融合,从刚性的揉捏到有机的复合,思想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丰富和提升。在这个过程中,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得到了丰富和完善。
儒释道三教的融合是理解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不可或缺的价值和理性体系。它可以为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提供历史视角和理论资源。
-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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