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和道家有个重要区别，儒家思想普及还要晚很多！

儒家和道家有个重要区别儒家和道家有个重要区别，儒家思想普及还要晚很多！，儒家思想普及还要晚很多！

首先道家和儒家的思想，“在中国一直是主流思想”的说法至少不严谨。汉武帝之后，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儒学在民间的普及要晚得多。

儒家与道家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儒家重视学术传承。历代儒家都有大儒，道家自老子、庄子以来就没有可比的大师。儒家的这种传承，不是来自于它的思想，而是来自于法律法规的保护。历代皇帝都需要规章制度来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因此，儒家在古代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并不是我们现代人大多数时候所想的。它以思想的方式发挥作用，但通过对经典、制度、礼仪等可操作方式的诠释。儒家 因为是法律法规的守护者，所以是这方面的技术专家。道家强调无为而治，能操纵的东西并不多。作为技术专家很难涉足政治。

道教与仙教结合产生的道教影响很大。从汉朝到魏晋，寺庙可能以儒家为主，但在民间，道家要强大得多，道家形成了社会自组织儒家和道家有个重要区别，儒家思想普及还要晚很多！，对皇帝的统治构成了极大的威胁道家和儒家的思想，如东汉末年黄巾军，东晋孙恩之。混乱是几乎改变了王朝的混乱。这种道教的局面在北魏寇谦之变法后开始扭转，所以皇帝会控制道教在民间的扩张（直到现在我们对宗教的态度都是一样的）。儒家不同。所谓的书生造反三年失败。儒家对皇帝的威胁最小，有助于稳定公民社会的秩序。

就内容而言，儒家思想是一种意识形态，其主要功能是为政治和社会生活提供合法性和意义。因此，衡量其有效性的标准是能否说服和感染人。道教是一种实践思想，不能为政治提供合法性。反之，道教在政治层面实行时，就变成了黄老学和法家。两者都主要是为统治者提供战略指导。因此，衡量其有效性的标准是它是否解决了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名义上的责任”。因此，儒家和道家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不同的。一般来说，乱世，乱世刚过，用黄老道，用儒家治天下。当政权消灭了主要对手，保证了基本温饱时，没有明确的战略目标，法家、黄老、道家思想不适用。所以需要有儒家这样的退却思想，为社会生活提供意义。

道家（老子意义上的道教）和法家，潜在的说服对象是掌权的皇子，只有当权者才能运作。所以他们都有着强烈的精英色彩。它的说法是反日常的，普通人很难理解。所以老子说，下士闻道就笑了，道不笑还不够。这说明无论是道家还是法家，都不是适合大众化的那种思想。尤其是道家讲究静默无为，宣传推广必然是它的弱点。相反，儒家主张道离人不远，老百姓不知道为日常使用。把修行的内容放到日常生活中，比如孝道，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翻阅三礼，儒家法律法规几乎涵盖了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能在儒家命题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虽然这种立场在现代人看来未必公平合理。

儒家能够成为古代官学思想的最大原因在于它建立了人才选拔制度，即所谓的儒者，优秀后为官。从巡视制度到九品中正制度，再到科举制度，都依赖于儒学。读儒书能成官，比任何升迁都有吸引力。儒学和科举考试是相互依赖、相互支持的。因此，科举废除后，儒家思想再也不能保持其主流思想的地位。儒学被选为官方选择标准道家和儒家的思想，因为它对皇帝和皇权的威胁最小。道家要求无为而治，实际上是束缚了皇权，希望无为的主要是商界。这个阶级的过度发展会导致土地兼并，贫富悬殊，加剧权钱交易和腐败，也威胁到皇权。法家讲究胜王败寇，所以只能在短时间内强化皇权。皇帝要想成为法家，就必须赏罚分明。功劳越大，奖励越大，对皇帝本人的威胁也越大。毕竟，皇帝不能将宝座也颁给别人。如果用道教等宗教代替儒教，也会造成宗教权力与皇权的冲突，就像中世纪的欧洲一样。只有儒生不能直接威胁皇帝，因为儒生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另一种异质的权力，即话语权、话语权和政治权，不能直接交换。

儒家对皇帝也有很大的好处，虽然这个好处要到唐宋以后才能实现，即防止世袭贵族对皇权的威胁。财富和头衔可以世袭，但知识只能从零开始学习。因此，科举制度可以削弱世袭贵族。就算是丞相之子，也要考上官职。只是到了汉魏晋时期，书籍还是稀缺资源，往往被豪门所垄断。后来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普通人也能阅读了，豪门对教育的垄断被打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