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哲学思想的糟粕 活得“通透”是这些年特别流行的一个提法

道家哲学思想的糟粕 活得“通透”是这些年特别流行的一个提法

活得“通透”是这些年特别流行的一个提法，还被标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大抵而言，“通”是豁达开朗的心态，“透”是洞察本质的智慧。

其实会心的读者能感受到，通透这个词乃至这个境界，也并不是多么摩登，“通”和“透”都是非常具有中国哲学意味的文字。

例如，朱熹在《朱子语类》里就说过自己从前读《孟子》不够通透。后来，他发现读《孟子》不能逐句理会、死抠字眼，而要去感受它的一气呵成、首尾呼应，这样之后他自觉意思畅快多了。

显然，传统的许多智慧仍然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吸引着我们——虽然时移世易，传统不免良莠不齐，在近代中国也一度不怎么通和透。

但这并非说传统文化一无是处，而是要求我们辩证地加以看待，才能在古今中外的碰撞过程中，找到自我的合理定位。

在这方面，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是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一座高峰，他的一生从1909年至2004年，几乎完整地经历了20世纪。

他在战火纷飞中谋求学术救国、在时代变迁中坚持直道而行、在改革开放后继续探索文化出路；他既精通中国古代哲学，又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主张坚持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价值，又并不一味故步自封……他毕生都在以开放的心态思考中国文化何去何从。

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张岱年先生就力求在最新哲学思潮（新实在论、逻辑分析哲学和新唯物论）与中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寻求一个新的综合，这个综合简单说来是“罗素、列宁、孔子的三流合一”，也正是现在哲学界所主张的“中、西、马”的结合。

80年代，当“新儒家”发展得如火如荼，张先生明确表示不赞同这一提法，他认为儒学已经成为过去，一味地抬高和贬低都无济于事。

他曾多次表示，“我不是儒家，我信持辩证唯物主义”。在哲学史或思想史上，唯物主义遭受的最大责难是缺乏理想，而我们看北大教授杨立华如何谈论张岱年先生：

“有一天我看到张岱年先生晚年的照片，……秋天的一组照片，那照片拍得真好，在黄叶的背景下，老先生一头银发在那里坐着，从哪个角度看，都了不起，看那个照片真是让人升起信心。……张岱年先生讲了一辈子唯物主义，老先生往那儿一坐，你有什么不服的？”

说的就是这张照片

正因为这种笃实、厚重而又博大的气象，使得我们都能感受到张岱年先生的无比通透。

对于每一个想要变得通透的人来说，都离不开对中华文化传统的深入了解和学习。近期，《正道：中国文化传统》作为张岱年先生的集大成之作，终于完整全面地与读者见面。

《中国哲学大纲》，张岱年著，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文史哲融会贯通，古今中外浑然一体，一通大白话，一部传承书。这本书帮助读懂中国，传承中国传统，创新中国文化，其中论述可谓振聋发聩。

限于篇幅，小北只能以点带面地带你看看，一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气象博大的大师级人物究竟可以多通透。

国｜民｜性

一个民族体现于某个时代的思想和行为上的特征，往往被我们称为“国民性”，“国民性”既来自旧文化的沉淀，也源于新观念之有无。

鲁迅笔下的国民性是中国人的文化劣根性——奴性、自欺欺人、看客心理。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造物主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根毫毛。”

1923年11月在北京师范大学演讲时的鲁迅

1981年电影《阿Q正传》剧照

鲁迅辛辣的笔调不是为了打击国人自信力，而是唤起吾辈自爱自强。

柏杨也认为，“一个人在钢刀架在脖子上的时候，能不能坚持说真话，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考验。”

而张岱年先生则指出，习性不是遗传性，而是世代养成的习惯，中国人民不只具有一些劣根性。

“三纲”“五伦”确实是阻碍社会进步的沉重枷锁，但儒家不只讲这些，儒家维护君权，但不赞同个人独裁；更反对暴政，宣称“苛政猛于虎”。

儒家肯定人人都有独立意志，断言“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更提出“天爵”“良贵”之说，认为人人都有自己的内在价值，即道德自觉性。而大丈夫的标准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山东曲阜孔府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在张先生看来道家哲学思想的糟粕 活得“通透”是这些年特别流行的一个提法，一个民族的精神发展中，总有一些思想观念受到人们的尊崇，成为生活行动的最高指导原则。

这种最高指导原则是多数人民所信奉的，能够激励人心，在民族的精神发展中起着主导的作用，这就是国民性，是民族文化的主导思想，是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广泛影响；二是能激励人们前进，促进社会发展。

国民性真的存在吗？它存在，但它不是国民的劣根性，而是一个民族对于自己的民族精神所形成的明确的自我认识。

中｜国｜文｜化｜精｜神

在张岱年先生看来，国民性亦即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他首先解释了何谓精神，从字源角度来看，“精”是细微之义，“神”是能动的作用之义。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精微的内在动力，是指导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

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文化是一个独立发展的体系，有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国文化在几千年中，巍然独立，存在于世界东方。那么，中国文化精神是怎样的呢？

其实，就凝结在《周易大传》的两句名言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张先生认为，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所在。

“健”含有主动性、能动性以及刚强不屈之义，君子法天，故应自强不息，“刚健”和“自强不息”的思想，在历史上起了推动中国文化向前发展的积极作用。

而道家和部分宋儒的“柔静”学说，则是“刚健”思想的一种补充，二者相互对峙，相互引发，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面貌。

孔子重“刚”，老子则贵“柔”，二说相反，都有深深的影响。老子提出“无为”说，孔子也尝赞美“无为”的政治，但孔子认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有为”。图为唐代周昉《老子玩琴图》（明人临摹）。

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有所谓“和同”之辨。“同”是简单的同一，“和”是众多不同事物之间的谐和。

孔子对于“和”“同”之辨未多讲，而提出了“中庸”的观念。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对于实现一定的目的来说有一定的标准，达到这个标准就可以实现目的，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叫做“不及”，超过了这个标准叫做“过”，过和不及都不可能实现原来的目的。

史伯、晏子关于“和”“同”的思想，一是要求多样，二是要求平衡。这是一种促进文化发展的思想。图为清代罗聘（款）《晏子使楚》。

中庸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保证了民族文化发展的稳定性，反对过度的破坏活动，使文化发展不致中断；第二，对于根本性的变革，又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春秋时代有“三事”之说。“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正德”，端正品德；“利用”，便利器用；“厚生”，丰富生活。“正德”是提高精神生活，“利用”“厚生”是提高物质生活。

精研事物的规律，以至于理解深微的变化，是为了实用；便利实际运用，是为了提高道德；而道德提高了，就更能对微妙的变化有更深入的理解。

天人关系问题，亦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根本问题，也是文化方向的基本问题。

在自然变化未萌之先加以引导，在自然变化既成之后注意适应道家哲学思想的糟粕，做到天不违人，人亦不违天，即天人相互协调。

中国的传统文化，确有消极病态的一面，但也有积极健康的一面。区别其中的精华和糟粕，充分认识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的文化遗产，并加以改造提高，才是我们今天应该做的。

中｜华｜文｜化

一

既然要区别中华文化的精华和糟粕，改造和提高优秀文化遗产，那么问题便来了，要如何改造与复兴中国文化呢？

其实道家哲学思想的糟粕，中华文化既有过去与现在的古今延续关系，又有本国文化与外邦文化的内外交流关系，还有内部精华和糟粕的两种文化关系。

张岱年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例如先秦和儒学并称的“墨学”的中绝，就严重影响后来明辩之学和物理之学的发展，而近代西方学术的特色之一正是名辩之学(逻辑)与物理之学有巨大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自立说;汉代以后，儒学定于一尊，但道家、墨家的反儒篇章仍保存下来;隋、唐时代，三教并尊;宋代理学兴起，号为正学，但反对理学的言论仍大量存在。图为当代卢甫圣《诸子百家》（局部）。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道家哲学思想的糟粕 活得“通透”是这些年特别流行的一个提法，儒、墨的盛衰显示了中西的异同。为此，他主张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把文化要素当做可离可合的，同时也注意到每一时期的选择的得失。

当然，有些文化要素是不相容的道家哲学思想的糟粕，如民主与专制、科学与迷信。而有些文化要素则是相容的，如道德与法律、文治与武功。

在历史上，有的思想家往往将相容的认为不相容。韩非在《难势》中引述慎到之说“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屈贤者也”，从而下结论说“夫贤势之不相容亦明矣”。

事实上，贤与势是相辅相成的，并非不相容。中国历史上所谓治世(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都是贤、势结合的典型。儒家重义而轻利，实则义、利是统一的;法家重法而贱学，实则文化教育与法制是相辅相成的。

以此为基础，他指出社会主义新中国文化，就是对于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进行分析选择，然后将古今中外的一切有价值的文化成就综合起来。分析综合的过程包含改造与提高，而不是简单的缀集。

这是一项创造性的艰巨工程。

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文化，要在前人已有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图为宋代赵佶《祥瑞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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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道：中国文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