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思想学派诞生

：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思想学派诞生

“法”脱胎于“礼”，因此“法”的一些内容可追踪溯源至“礼”。

《论语》中说：“殷因十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十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由此可知，夏、商、西周的主要制度是沿袭的，商对夏、周对商所继承和废除的礼仪制度及相关内容都是可以知道的。

而根据《礼记·曲礼》的记载：“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纷争辩诉，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行法非礼不行；祷词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从《礼记》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礼在当时既是一种约束社会道德和风俗的规范、准则，也是一种国家法律规范。

西周时，礼法一体道家的法律思想，这时的“礼”便承担了一部分“法”的职责。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思想和政治格局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也为各家族流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提供了“有机土壤”。

这时，新兴地主阶级和旧贵族之间已就利益关系产生了冲突和矛盾，为了争取、扩大自己的势力和权益，代表前者利益的法家思想人物，就提出了“法治治国”的主张；代表后者利益的人物，依旧主张“礼治治国”。两个阵营“礼法之争”的加剧，使得“法”逐渐从“礼”中剥离开来，法家思想学派自此诞生。

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思想包括儒家、道家、墨家和法家的法律思想，以及阴阳五行学说等五种，今天详细便解答下法家的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

法家法律思想的核心内容：“法治”说

法家思想起源于春秋时期的管仲、子产、邓析、赵盾、赵鞅、叔向等人，发展于战国时期的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实践者。

战国末期，韩非将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等三治融为一体，提出“以法为本”乃真正的法治，以及“法、势、术”三治合一的观点，而“法治”说在法律思想架构中始终占据着核心角色。

1、法律的起源、本质和作用

法律起源上，为了确定人们分配的管理制度，制止社会无序状态，法律便应历史发展而诞生，它的起源冲破了夏商周固有的“天命神权”的思想束缚，开始触及了财产私有权的保护与社会稳定的问题，把法律的发生及其“定分、止争”作用相关联，这是历史一大进步。

法律本质上，在诸侯争霸的春秋战国时期，富国强兵是当时各诸侯国的迫切需要，而“法治”则是实现富国强兵的不二法门，所以说，法的本质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战时的功利主义政策。

法律作用上，法律主要有“定分止争”和“兴功惧暴”这两个作用。前者是用来处理各种关系矛盾，以保证公平性；后者是奖励耕战，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2、法律特征

法家认为法律特征包括公正性、公开性、权威性和稳定性等四点。

《商君书》

（1）公正性：《商君书·修权》中说“法者，国之权衡也”，意思是“法”是国家的度量衡，法是用来衡量百姓言行是非的客观标准，法代表国家利益。

（2）公开性：施行“尚法明刑”的主张，臣民明白法律对他们的要求和权益，国家才能保持政治管理体系制度的完善。

（3）权威性：《韩非子·问辩》中说“言无二贵，法无两适”，这保证了由国君制定的“法”要高于一切的理念，通过赏、罚等强制手段来加强法的权威性。

（4）稳定性：法家要求国君对立法权的掌控，立法不能朝令夕改，以保证其实施的稳定性。

3、立法论

（1）法家主张立法及其法令要循序渐进，要顺应时代发展即《韩非子·心度》中所说的“法与时转而禁与能变”。

（2）《管子·形势解》中说“必令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也”，说明立法也要保证“令顺民心”，这样才能保证“令行禁止”。

（3）《韩非子·用人》中说明立法要易于理解和实践，最后既可以达到赏赐的目的，又能达到避免刑罚的产生，即“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罚”。

（4）“法治”的关键是要保证立法的统一固定，即“法莫如一而固”，这样才能维持社会有序与国君权威。

商鞅

（5）立法需提现厚赏重罚的原则：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思想学派诞生，商鞅便是这一原则的实践者：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思想学派诞生，韩非也同样肯定了这一观点。

4、执法论

“法治”要落到实处，还要在于其执行的力度。法家思想的执法论包括民知法令、执法必信、“刑多赏少”、“刑无等级”等四方面的司法与守法相关内容。

总之，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学派，根据当时所处社会环境，提出与发展了“法治”思想，通过对法令的颁布、设计和实施，加强中央集权，强调“以法治国”，最后目的在于富国强兵。

“法、势、术”三者合一的法家法律思想

除了“法治”，“势治”和“术治”也是法家法律思想的重要内容道家的法律思想，以法为本、法势术三者结合共同构成治国思想。

1、势治

“势治”是“法治”思想的前提，旨在实现“以法治国”。法家的慎到学派提出了“势治”一说，强调国君要掌握国家统治权，善于运用赏罚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这样才能保证法令实施，并实现臣民服务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2、术治

“术治”是实现“法治”的重要手段。

申不害提出了“术治”一说，主张国君对驾驭臣民有“七术”，《韩非子·内储说上》中记载：“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威，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五曰疑诏诡使道家的法律思想，六曰挟知而问，七曰倒言反事。此七者，主之所用也。”

韩非

简单概括，“术治”主要包括国君树威手段；任命、监督、考核臣子的措施；管理官员的措施等三方面内容。“势治”和“术治”都是新兴地主阶级加强中央集权的产物，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会它们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3、“法、势、术”三者合一

商鞅变法使得秦国富国强兵，最后却被车裂，韩非认为原因在于其“徒法而无术”；而申不害重视“术治”，最后也以失败而告终，韩非认为原因在于其“徒术而无法”。

《韩非子·定法》中也明确记载：“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综合以上可知，法家法律思想包括“法治”说这一核心内容，也包括中“法、势、术”三者合一的法律思想。其中，“法”是根本，“势”是前提和调节，“术”是工具和手段，势、术都需在法治的基础上运作才能行之有效，“法治”、“势治”、“术治”三者相辅相成，每一项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且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