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故事：彻头彻尾的替帝王谋者

王阳明的故事：彻头彻尾的替帝王谋者

近百年来，儒学一直被很多人认为是维护封建统治、为统治阶级说话的工具，孔子则是帮封建统治阶级培养顺民的洗脑师。世人如此之误解儒家、让孔子替统治者背上如此之大的黑锅，实在是旷古奇冤！实际上，自孔孟之后，法家搏上位，他们才是彻头彻尾的替帝王谋者。秦始皇焚书坑儒，是法家的谋划，也是法家的胜利，儒家及其他诸子百家都靠边站了。直到西汉时，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时之儒已被董仲舒改造为国家意志的儒，与孔孟之儒已相去甚远介绍孔子儒家思想，这也确实为后人留下儒家是封建统治工具的口实，以致今天还有很多人认为“三纲五常”是孔子的主张。到宋之时，儒学又被程朱改造为理学，以致儒学成为统治者要求普通民众“灭人欲，存天理”的理论依据，而其自身则置身事外，骄奢淫逸。堂堂大理学家程颐为反对寡妇改嫁竟说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言论。到大明时，虽有王阳明直承孔孟发展出心学王阳明的故事：彻头彻尾的替帝王谋者，但此学只是在阳明及其弟子间流行，从来就没有被官方承认，朝堂之上遵奉的仍是程朱理学。至于到了清朝，在清廷大兴文字狱的背景下介绍孔子儒家思想，儒学经过一批犬儒们在其主子授意下的一番别有用心的改造后，这下才算是彻头彻尾地成为了维护统治的工具！整个满清近三百年间，对儒学采取的是阳尊阴损的做法，清政府通过文字狱将社会上一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尽数绞杀摧毁，汉人皆成了清廷的奴才，孔孟道统已无处可寻，阳明心学也被斥为异端，儒家思想最后仅剩下考据训诂之学一枝独大，学人们只能钻在故纸堆中咬文嚼字，聊以度日。

可是，以上这一切与真正的孔子有什么关系？与孔子所开创的原儒精神有何相干？事实上，2500多年前由孔子所开创的儒家思想，不仅不是替统治阶级说话的工具，反而正是基于监督、匡正统治者的言行、以防大道不伸而发出的微言大义！并由此定下了儒家从道不从君的基本使命，孔子也由此成为了史上为捍卫正道而敢于针砭时弊、犯颜直谏、具有真正知识分子精神的第一人。为正本清源，还原儒家精神之本来面目，5月31日《南京》论语读书会第84期所讲的主题便是：原儒精神。

儒家所主张的修齐治平介绍孔子儒家思想，首先不是针对贫民百姓，实是针对统治者提出的要求，孔子明确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只有统治者自身德行过硬，社会治理自然水到渠成；如果统治者自身不正，而试图驱使民众归于正，即使发出再高的行政命令，民众也不会听从。在《论语·颜渊》篇中，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孔子意思就是管理社会怎么动不动就要用死刑呢？领导者要是能善，百姓自然也就善了。领导者的德行就像风，百姓就像草一般，德风吹过之处，草必然随之而倾倒。故此，《大学》云：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王阳明的故事：彻头彻尾的替帝王谋者，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

在对待君臣关系问题上，孔子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个主张并非有些人理解的“三纲五常”，而是朱熹所言的君臣两尽其道，即君要尽君道，臣要尽臣道。有一次鲁哀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的回答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即君王如果对臣属以礼相待，则臣属就对君王报之以忠。很多人就抓住孔子这句话认为孔子主张忠君思想。其实孔子此言首先是讲明臣属的以忠相报是要以君王的以礼相待为前提，君不能礼贤下士（注：此礼还并非指一般的交往之礼，而是国家礼法，周之时礼法相融。），则臣不必事之以忠；其次此忠并非我们所认为的愚忠于君，而是忠于职，忠于道。《论语·公冶长》篇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楚国的贤相子文三次当令尹，没面露喜色；又三次被罢免，也没面露怒色（这有点像小平同志的三起三落），他只是在这三起三落过程中每次都是在离职前做好工作的交接，以防继任者出错。孔子认为这就是忠，即忠于职守。而当鲁国的大夫季子然问孔子“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时，孔子给到的回答是：“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此即是忠于道，亦即从道不从君。孔子认为如果君王不能遵道行事，大臣就必须去制止，如果制止不成，便当离职而去。孔子的这个思想毫无疑问也影响了其弟子，所以才有子路发出的那句言论：“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即君子当干部的目的便是推行道义。尽管子路有了这样的觉悟，但孔子还是认为他还只是个具臣（即忠于职责），没有达到大臣（忠于道）的境界。所以，当冉求做季氏的家臣而为季氏聚敛财富时，孔子立即表态要与冉求断绝师徒关系，并号召其他弟子到冉求门上击鼓攻击之。（《论语·先进》篇：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孔子不仅是这么要求弟子，他自己更是率先垂范。公元前497年，齐国赠鲁定公歌舞伎，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荒废政事（《论语·微子》篇：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且第二年春祭也不将祭肉分给孔子，孔子便毅然辞职，由此开启了他周游列国的悲壮人生。

在对待上下级关系上，孔子一贯坚持刚正不阿，敢于直谏。有一次子路问孔子如何事君，孔子的回答便是：“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意思是不要欺骗上级，要能犯颜直谏。同样的，孔子既然这么要求弟子，他自己就一定也是这么做的。有一天，当鲁国之相季桓子在家祭祀时居然用了周天子的祭祀规格：八佾舞于庭，孔子立即当面批评：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还有一次，季桓子的儿子季康子患盗，问政于孔子，孔子的回答是：“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论语·颜渊》）意思是如果你自己不贪婪，就是赏赐民众去偷窃，民众也不会去偷。季康子何许人也？他可是继其父季桓子之位、把持鲁国朝政的重臣，孔子对他的提问竟然毫不客气地给予严厉的批评！这要搁到今天，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这么跟领导说话？想来恐怕也只有被称为最后的大儒的、继承了原儒之精神的梁漱溟先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敢这样跟毛主席叫板。

如果说孔子对统治者的态度还算温和，那么孟子的言论就显得相当刚直劲爆了。孟子在对待君臣关系问题上，其态度直言不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为此，朱元璋曾气得将孟子的塑像逐出孔庙。孟子曾直接对齐宣王讲：“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篇下》）有一次齐宣王向孟子问卿大夫该如何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孟子的回答直接将齐宣王吓得改了面色：与君王属于同宗的公卿职责是，君王犯了大过，公卿当反复劝谏，如此君王还不肯改过，就让他直接下课（则易位）！与君王不同宗的公卿在看到君王犯大过时，经反复劝谏而不能改过，就立即辞职不干（则去）！（孟子·万章下）诸位看看，这就是孟子的态度，非常强劲，非常霸道。还有一次，齐宣王问孟子如何看待“汤武革命”，是不是属于臣弑君？孟子的回答同样也十分直接：“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当然，孔子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也十分明朗，他在《易经·革卦·彖辞》中讲：“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用今天的话讲，汤武革命，合情，合理，合法！

综上所述，孔孟之原儒精神，绝不是我们今人所武断认为的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孔子和孟子更不是封建统治者的帮凶。相反的，儒家思想的诞生正是为了监督并教化统治者推行王道的。也正因为如此，才导致孔子在周游列国时处处碰壁，甚至差点死于他乡。

南京《论语》读书会的主持人：林旭晓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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