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论语》历史上的儒学曾面临三次困境

孔子与《论语》历史上的儒学曾面临三次困境

孔子与《论语》

历史上的儒学曾面临三次困境。

第一次是墨家的挑战。

第二次是汉晋之际新道家的反周孔名教运动，这次困境特别长，因为继反名教之后便是佛教长期支配中国的思想和民间信仰。

第三次是晚明时期，因为泰州学派的风光一时，有“三教合一”运动兴起，李卓吾在王阳明学说之上更进一步，公开宣称“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由此引得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大声疾呼。

从历史背景的角度来看，这三次困境实际上都发生于中国社会解体的时候，但这三次困境都没有改变中国文化传统的大格局孔子与《论语》历史上的儒学曾面临三次困境，儒学总能自我失调走出困境。

现代儒学面临的困境是空前的：十九世纪中叶后，在西方势力的冲击下中国社会开始了一个漫长而全面的解体过程，很难说今天就已经走到了终结，因而现代儒学面临的困境是前所未有的。

在此有必要谈一谈儒学的性质。

在过去两千多年中，儒学在政治、社会、经济、教育领域里建立了种种制度，早已进入到国人的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它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哲学思想或宗教，而是一套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系统，从一个人自出生到死亡儒家思想基本要义是什么，到家、国、天下的构成，甚至共产主义预设的美好未来都在其范围内。

儒学自汉以后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但不能局限于历代的儒家经典教义，要看到在其影响下形成的制度化的生活方式。要注意区分两点：一是中国文化包罗万象，不只有儒学；二，儒学在制度化过程中会发生修饰和歪曲的现象儒家思想基本要义是什么，为此不必天真认为制度化的儒学皆是正确。

十九世纪以来，传统制度的奔溃不免让一些敏感的知识分子把原因归咎为儒学的失灵。如太平天国时代的汪士铎，他在《悔翁日记》中屡屡痛斥儒学，就连程朱理学也难逃一骂。

近代中国的反儒学运动非“五四”运动莫属，可要知道在此前已有一个漫长的酝酿过程。鸦片战争时期国人只认为在“坚船利炮”不如西方，所以开启了洋务运动的“自强求富”。到清末变法时期，开始意识到政治制度的落伍，先不说康有为、梁启超的先锋派，就连保守派的张之洞也对传统制度时却了信心。

社会的解体，政治领域首当其冲孔子与《论语》历史上的儒学曾面临三次困境，紧接着便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全面动摇：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短短二十余年，中国传统制度的全面瓦解已经表面化：从家族婚姻、乡里、学校各种制度到社会风俗，没有任何一部分站得住脚。这意味着，儒学已在社会中失去一个个的立足点。

儒学和制度之间的联系中断了，制度化的儒学已然死亡，可从另一方面看，这也是儒学新生命的开端。胡适曾在芝加哥讲“儒教的历史”提到：“儒教已死，儒教万岁。我现在也可以是儒教徒了。”想必在今天同情儒学的人看来儒家思想基本要义是什么，这句话说得多有眼光啊。

传统儒学的特色在于它全面安排人间秩序，因为只有通过制度化才能落实其要义，没有实践的儒学不能称为真儒学。

这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是一个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