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以来，有关孟子-荀子思想地位及对比的文章已有不少

近年以来，有关孟子-荀子思想地位及对比的文章已有不少

近年以来，有关孟子-荀子思想地位及对比的文章已有不少。梁涛教授将之结为一集，这对关心这一问题的学者提供了方便，也必将促进学术界对此一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无疑，在这一波有关统合孟荀的讨论中，一个共有的前提是对宋明理学尊孟抑荀的不满和反思，应该说这几乎已经成为几十年来儒家学者的共识。其中的关键是重新认识荀子思想的贡献和价值。其实这一点亦已由来颇久。清代中期以后，荀子在诸子学研究的复兴中最受瞩目，近代以来的学术史也已经打破了宋明理学贬抑荀子的束缚，1949年以后荀子所受到的赞扬已经超过孔孟，特别是文革与评法批儒期间，荀子所受的待遇与孔孟有天壤之别。回顾近二三十年的博硕士论文孔子孟子荀子对儒家思想的贡献，在先秦儒学中，荀子为主题的研究占了大宗的部分。

不过，从关心荀学的学者角度来看，以上所说的情形还不是足够理想的，真正重要的可以说是要为荀子“讨个说法”。如果留意观察，就会发现，在这些有关重新评价荀子思想的主张中，在相当程度上，包含了一种儒学“道统”的观念。这种主张认为，荀子应当进入这一“道统”，成为孟子之后这一“道统”的代表人物。

如果参考历史的话，也可以说这是要求回到北宋三先生之一的孙复的道统观念：“吾之所谓道者近年以来，有关孟子-荀子思想地位及对比的文章已有不少，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也。”就是说，儒家的道是由尧、舜、禹、汤、周公、孔子、孟子、荀子等构成的统绪向下传承的。这一传承统绪即是所谓道统。这一统绪或谱系的孔子以前部分与道学的道统谱系完全一致，差别的重点就在孔子之后有没有荀子。应该说，不论是孙复还是现代学者的这一谱系的主张，都是有其合理性的。因为，今天人们强调先秦儒学的传统，一定是把荀子包含在内、并且承认荀子重要地位和贡献的。

然而，除了以上的思路外，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有其他的思路呢？如果我们放开更长久、更宽广的历史眼界，对这样的具有传统特色的道统观念，我们也许还可以提出一些新的思考。这就是，无论程朱的道统观念，还是如孙复那样主张把荀子列在孟子之后的道统观念，在性质上有一点是一致的，即认为道统是单线传承的。如朱子认为，道统是道的传承谱系，“圣圣相承”，前后“如合符节”，这种单线传承的观念，一般来说突出了一种前后同质性的概念，从而这样的观念不能是包容差异性的观念。而且，这种单线传承的道统观念还容易引发一种正统和异端的相互排斥。因此，以这样一种传统的道统观念来解决中国哲学史上类似孟荀同异的问题，是有其限制的。

这就涉及到儒学传统的传承性和丰富性的问题。我一贯主张，从儒学史的角度，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最富包容性的儒学观和儒学传统观，而那种单一的线性传递的道统观念则很难承担这一任务。任何一种儒学发展观或一种儒学传统观，如果不能富有充分的包容性，只在正统的视线下线性延伸，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儒学观。单一直线传承的局限性是，它所重视呈现的是进入这条直线的前后人物和他们的思想完全一致，很难容纳思想发展中的差异。

而事实上，如我们熟知的，在儒学史上，孔子死后儒分为八，汉代有今文和古文之异，宋明有朱学陆学之辩，清代有汉学与宋学之争，差异性对于儒学发展而言是必然的。因此，一种“直线”的道统观显然不如“立体”的道统观更为丰富。不仅如此，建构儒学的道统不可能截止于先秦，只要儒学不断发展，就要求道统不断向下延伸，而那种直线的道统观到唐宋以后会遇到更多更大的困难。所以，用传统的单线传承的道统观念去解决、处理儒学发展的历史问题，不一定是唯一的办法，应该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比如，我们能不能用一种动态的“一体多元”观念来处理儒学的发展或儒学道统？这里所说的一体多元，与理一分殊一样，其展开不是直线的约束和界限，这就有可能把儒学发展中的差异即各种不同的表达形态和论证方式，都包容起来，都肯定进来近年以来，有关孟子-荀子思想地位及对比的文章已有不少，从而容纳统一中的差异，也符合儒学自身发展的辩证法。古代所说的“一致而百虑”也是这个意思，即不把一致与百虑对立起来，而是把一与多，同一性与差异性辩证地结合起来。我在这里之所以不用一致百虑、理一分殊，而用一体多元孔子孟子荀子对儒家思想的贡献，是觉得“一体”更能显示出那种与线性思维不同的立体感。

一体不仅是指一动态的发展总体，而且用指儒学之所以为儒学的宗旨，它不是像朱子道统说那样以一句“允执其中”的特定观念去充当其核心传统，而是重在确定其宗旨方向。如我多年前在讨论郭店楚简与儒家人性论时提出的孔子孟子荀子对儒家思想的贡献，这一儒学宗旨可以表达为“宗本五经孔子，倡导王道政治，重视德性修身，强调家庭伦理，注重社会道德，崇尚礼乐教化”，而儒家内部的各种思想理论，都是对儒家基本思想宗旨的不同哲学论证。这些不同的、有差异的哲学论证不一定需要统合为一，而可以各放异彩。

也只有这样，才能确立儒学内部学派发展的意义。由此，我想到近世学术史的一个著名公案，即章学诚的朱陆说。众所周知，南宋出现的朱陆对立，是儒学内部千年以来最主要的分异。元明两代不断有合同朱陆的主张，有学者甚至把元代和明前期都看成合同（和会）朱陆的时代。这说明，面对思想的分歧、学派的发展，历史上总会有“合同异”的冲动，这些愿望都是好的，也十分自然。

然而，历史的实际发展是，明代中期开始，思想的发展不是沿着合同异的方向发展，而是陆氏心学发展为阳明心学，流行大江南北。阳明学的兴盛当然有其历史文化条件的配合，不是思想本身独立地发生作用，但也说明，思想的发展往往是在分化、对立的辩证展开中实现的。

章学诚指出：“宋儒有朱陆，千古不可合之同异，亦千古不可无之同异也。”这个说法是值得注意的，在思想史和学术史上主张朱陆合的确有不少，但就思想的内在展开而言，朱陆之分之争是必然的。“不可合”是认为二者的理论对立无法调合为一，“不可无”是说一体之内有内在矛盾才能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合固欣然，分亦可喜，不合亦不必都是坏事。这种对差异的态度有似于黑格尔的说法，同一必然发展为差别，同一是包含了差别的同一。而儒学史的发展，直至20世纪，其真正的问题是面对分化、对立，总是用正统-别异的思维去划分、对待，这才是最需要改变的。

陈来先生与梁涛教授参加第十六期两岸国学大讲堂

由于事情太多，我没有时间和精力阅读全部书稿，只是重点浏览了梁涛教授与部分学者的讨论，浏览之余，产生了一点感想，提出来供大家讨论。

陈来

二〇二〇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