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儒家热与“国学热”的复兴之道

陈来：儒家热与“国学热”的复兴之道

陈来：中央文史馆馆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中国学院院长

100年来，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似乎经历了一个循环。

20世纪初，在西方列强瓜分的狂潮下，中国经历了亡国灭族的危机。以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为首的青年知识分子，为了寻求现代改革，让中国人接受西方的技术和政治制度，不得不批判固有的文化传统。在他们看来，儒家思想正在阻碍中国的改革。罪魁祸首，于是他们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在一个急于求变的时代，人们不会去分析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但都会将其视为毁灭人类的传统，并在未来的岁月中不断强化。新中国成立后，“批林批儒”和“批法批儒”运动可以看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延续。代表。

1990年代，随着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的加快，商业浪潮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当物质生活开始变得富裕时，人们的精神世界就逐渐停滞不前。每天忙着赚钱的中国人迫切需要精神信仰的充实。于是，传统文化开始以正面形象出现。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甚至整版刊出“国学 陈来：儒家热与“国学热”的复兴之道，燕园悄然崛起”。于是，中国研究的热潮开始从学术界延伸到公共知识界。人们渴望文化复兴，更渴望通过儒家传统建立对国家的信心。

此后，“儒学热”或“国学热”愈演愈烈。进入新世纪，随着于丹、易中天等人解读《论语》在电视节目《百家讲坛》和先秦名家节目中的火爆，社会风起云涌。向上。随着汉语学习的兴起，汉服运动的呼声、读经运动、跪拜孔子运动开始出现。更有什者，他们号召确立儒教为“国教”，走康有为的老路。有人说，儒家似乎又有了“妖魔化”的倾向，也变成了“会打扮的小姑娘”。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当一个想法被人们广泛关注时，它就会变得无处不在。中国人看到了传统文化好的一面，看到了它的魅力。

事实上，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有人在努力维护传统，但其中大部分已经成为历史上的失语症，被忽视了。张太炎说，国史研究要发自本国之心；钱继波的《国学必读》一书更加强调人文主义的国学。

现任清华大学中国学院院长陈来，其实是在沿袭前人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让传统文化在当下焕发出新的活力。他是最早将儒学带入世界并与海外儒家对话的人之一，也是最早用西方思想剖析儒学的人。时至今日，陈来的数十部作品仍在不断出版。《古代宗教与伦理》、《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存在与不存在的境界》等书籍，改变了一批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拉近了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亲近感。

事实上，每一个民族都会反复回首，怀着乡愁和爱，接受传统文化的滋养和抚慰，从而获得强大的力量和理性，为自己所处的世界做出历史定位。和意义的解释。

学者李泽厚曾评价陈来：“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陈来大概是最细致、最先进的。”

李泽厚虽然不同意陈来在《古代宗教与伦理》一书中对巫术和宗教起源的分析，但作为开创中国大陆一代知识分子学术氛围的前辈，他可以评价陈来的作品由此可见，陈来在当今中国哲学界的影响力。

回顾陈来40年的学术生涯，可以看出他的研究给学术界带来了新的思维范式，也为当时的人们带来了重新思考传统文化的机会。“文革”前，儒学常被斥为渣滓。宋明理学成为“唯心主义”的典型代表，“守自然、摧人欲”成为封建道家守卫的象征。

然而，陈来在那个时代冲破了几十年对儒家的负面评价壁垒，从文字出发，力求还原真正的儒家。从《朱子的哲学研究》、《存在与非的境界：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哲学与传统：现代儒家哲学与中国现代文化》到《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学之根》，至《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陈来几乎打通了整个中国思想史，运用西方哲学、人类学、宗教等方法重新解读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力求使他们在当下焕发出新的活力。

正如陈来在报告中所说：“我走过了五千年，而不仅仅是这一千年。我要从头到脚对中国思想哲学史做一个透彻的研究。我的眼光也正面临着世界，在广阔的学术界应对他们的挑战，彰显中国学者的学术地位。”

少年人生的锤炼：从“劳苦筋骨”到“动心忍”

陈来1952年出生于北京，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年轻的陈来也曾到过山里下乡。

1969年春，陈来离开母校北京第三十五中学。怀着“耕耘、守边”的理想，他和小伙伴们前往内蒙古西部的乌兰布和沙漠，加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他们每天要在沙漠中开垦荒地，引黄河水灌溉粮食作物，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少油少肉的饮食让他们感到无比的辛苦。

不过，陈来并没有因为“筋疲力尽”、“饿死皮肉”的磨练而失去求知的动力。在业余时间，他拼命地阅读他能找到的文学和历史书籍。马克思的《国家与革命》、马克思的《费尔巴哈与古代德国哲学的终结》等著作在当时被系统地阅读。这种博大精深的阅读方式，也培养了后来融合中西哲学思想的能力。

1973年，陈来因成绩突出，被推荐上大学当工农兵学生，并被分配到长沙中南矿冶学院地质系工作。那个时候，我常常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连学习的专业都不是自己决定的。

然而 陈来：儒家热与“国学热”的复兴之道，“如果你失去了你的马，你怎么知道这不是福气？” 进入地质系的陈来没有放弃自己的兴趣和抱负。因为课业不多，也不需要像以前那样在军团里做繁重的体力活，陈来有更多的时间阅读和思考。通读马克思恩格斯文选、列宁文选、世界通史、世界哲学史等书籍。陈来后来回忆说，在兵团和大学的两年，让他系统地锻炼了自己的理解能力，提升了自己的综合素质，为以后的学术道路铺平了道路。

1977年秋天，“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一蹶不振。国家宣布恢复高校研究生考试。陈来主动报考北京大学中国哲学系。第一次考试，陈来的专业成绩很高，但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却不尽如人意。不过儒家哲学思想的精华与糟粕，北大哲学系还是让陈来进入二试。陈来不负众望，顺利进入哲学系，师从哲学史学家张岱年。

从学习到文化讨论：探索古代思想文化世界

陈来在读研究生期间学习非常刻苦。为了学习朱熹，他把图书馆里的所有相关资料都翻阅了一遍，每天从早到晚抄着资料。他腐烂了。但这段对原著的深入探索，让陈来掌握了哲学研究的功夫，使他成为朱熹哲学研究的权威。

1982年，美国举办了国际朱熹学术会议，汇集了世界各国研究朱熹的学者。当时，日本著名儒家学者山井行指出，朱熹的“理与怒”在朱熹的任何著作中都找不到，无法考究，各国学者也无法解决。然而，让大家没想到的是，这个问题被陈来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解决了。美国朱子学权威陈荣杰看到这篇文章非常高兴，发给单景勇。

陈荣杰注意到了这个年轻人。五年后，当陈来的《朱子书信纪事与考证》出版时，86岁的陈荣杰兴致勃勃地写了序，称陈来的书是“划时代的著作”。

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北大，仍有一批民国学者在世，陈来有机会亲自向他们请教。在这里，除了导师张岱年，冯友兰也对陈来的学术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

1981年陈来毕业留校任教，后继续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此过程中，陈来经常向冯友兰请教朱熹的想法。冯友兰喜欢谈哲学，尤其是跟陈来。彼时冯友兰正潜心写晚年代表作《新版中国哲学史》，隋唐以后的部分由陈来协助整理。陈来毫不掩饰自己的意见，冯友兰也完全接受了。他很佩服陈来的才华。1985年，冯友兰请陈来做他的助手。他曾对女儿宗璞说：“陈来毕竟是医生！” 可见他对陈来的欣赏。

陈来博士毕业后，除了朱熹的哲学研究外，他的思想也逐渐扩展。陈来写了后来被认为是为王阳明正名的第一部著作《存在的境界与无王阳明的哲学精神》和追溯儒学起源的《古代思想文化世界》等著作，在文化方面进行了讨论。

儒家思想的当代价值：让传统文化成为价值源泉

陈认为，儒学可以扩展为三个层次，即学术儒学、文化儒学和民间儒学。要想成为现代儒家，除了学术成就之外，还必须有文化和道德上的关注。1980年代后期，陈来开始参与文化儒学的讨论。1989年，他发表了《化解传统与现代的张力——对“五四”文化思潮的思考》，希望梳理出批判传统文化的起源时期，以开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命题。次。

“五四”时期，不仅出现了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激进思想，而且还出现了一批保持传统文化的保守派，但这些人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关注。陈来认为儒家哲学思想的精华与糟粕，这群文化保守派应该引起重视，他们也对现代化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陈来后来说：“‘五四’批判儒家是基于现代化对传统的挑战。到1980年代，现代化问题已成为儒家面临的最大问题。经济、政治、文化、个人等方面的问题。现代化带来的方方面面的挑战是儒家近代困境的根本原因，因此，只有充分应对这些挑战，儒家才能站稳脚跟，谋求新的发展。儒学与现代化始终是一个重要课题。”

很多人批评陈来保守，但陈来并不排斥现代化。在陈氏看来，儒家思想应该是中国现代多元文化的一个维度，儒家思想应该体现在生命伦理方面的功能。在现代社会，由于市场经济的繁荣，人们迷失在“为了钱看什么”，而儒家在其中可以带来内心的平静。只有提高现代人的道德文化素质和人文环境，才能促进现代社会的健康发展。

陈来认为，儒学在当下也应该进行一次“创造性改造”，在阐述经典的过程中创造出适合时代的新理论。冯友兰曾写过《镇元六书》，其目的是用儒家思想提出与时俱进的人文精神。陈来接续冯友兰的讲话，提出重塑中国传统经典权威，树立中国人的价值自信。

面对现实，陈来遗憾地指出，当代中国哲学的社会功能已在相当程度上被作家所取代，放弃回答人们普遍关心的关于生命的价值、意义和各种社会伦理的问题。 . 责任，这是哲学贫困的根本原因。只有恢复中华文化对文化、生活、社会的本来“极开明、极温和”的关怀，才有可能恢复中华文化的生命力。

陈来的愿望是，在新的文明结构中，不仅政治、经济、科学等制度化建设，而且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都应该成为中国价值的源泉之一，为中国人提供生活和生活的原则. 人生的意义和原则。正是这种强烈的愿望，让陈莱始终“在创作中”。

陈来虽然在书院，但他不仅沉浸在学习中，而且只为少数人做研究。多年来，他撰写了多篇文章回应当下的文化问题，同时，他还为公众举办传统文化讲座，加深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了解。

对于当下传统文化复兴的热潮，他以冷静的态度分析。在他看来，人们树立文化自信是大势所趋，值得钦佩和赞叹，但另一方面，民间儒学“过热”的倾向也造成不少问题。狭义的解释；有些人想从中获利，故意歪曲传统思维。人们的不同需求使这个问题越来越复杂。但陈来认为，这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各国和学者都应顺势而为。

历史维度：近代中国的衰落不是儒家传统所能造就的

新京报：《古代的宗教与伦理》和《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这两本书，与您以往对哲学史的研究不同。他们着重探讨了春秋战国乃至更早时期儒家思想的起源。你为什么要这么做？研究？

陈来：90年代初，我研究完朱熹之后，觉得可以暂时改变一下自己的品味。我们知道，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有“轴心时代”的说法，即公元前600-300年间，世界各地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但是这些思想家的想法是如何产生的呢？我想澄清这个问题，同时，儒家是如何产生的？

轴心时代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很难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那个时代的思想。我只能从历史、考古、宗教和人类学方面学习。孔子的思想肯定来自西周，但它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有变化，有延续。要想清楚地了解西周，就必须从夏商周甚至更早的时期开始讨论，所以宗教学和人类学都在处理这个问题。一种主要方式。

后来通过我的研究，我发现很多早期的文化起源于原始宗教时代，祭祀文化和礼乐文化都是从萨满文化中衍生出来的。这就是中国文化类型的演变路径。这项研究在当时影响很大，至今仍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理论基础。

新京报：很多人谈儒学的时候，心里总有一道无法逾越的坎。就是说，儒家既然这么有用，为什么中国近代以来一直没落呢？这不只是意味着它已经过时了吗？

陈来：认为儒家应该为现代中国的衰落负责是错误的。这是一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近代中国的衰落，部分应归咎于清朝的治理体系。而且下降是相对的。事实上，直到鸦片战争，中国的经济和人口都在不断发展。中国在康干时期还是很强大的，它的落后只是相对于西方的进步。

近代以来，西方出现了新的生产方式，催生了新的科学革命，以及后来的大规模工业生产，确实为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西方的崛起伴随着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掠夺，它的崛起并不是一种文明的方式。

看这个问题，不能只看中国，而要站在全世界的角度看。如果没有西方的入侵，中国可能会继续以其传统形式发展。所以，这并不是因为中国儒学的衰落，而是因为中国文化遇到了新的全球性挑战，我们的传统必须克服这些挑战，树立新的文化观念。

新京报：您是改革开放以来出国与西方知识界对话的儒家学者。您认为中国大陆的儒家传统与香港、台湾、日本和美国的思想研究方法有什么不同？

陈来：其实我们可能高估了国外的儒学研究。现在大家都很尊敬钱牧先生，但是当我在1980年代初读他的书《朱子信雪雁》时，发现钱牧的书有问题。民国时期的前辈学者也采用了清代的考证方法，但这套在1950年代以后就被废弃了。我们受苏联日丹诺夫理论的影响，从事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打破了自己的传统。

港台学者往往有研究儒家哲学的倾向，就是不够客观。唐君毅、牟宗三等人，都有自己的哲学体系。他们在研究宋明哲学史的时候，虽然水平很高，但也带来了自己的哲学。对儒学的理解可能存在偏差。大陆学者没有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弱点，也可以说是优势。海外华人哲学研究也是如此，他们的方法并不是特别精巧。

事实上，我师辈冯友兰和张岱年的研究方法，代表了20世纪最好的方法。不幸的是，这些后来都被极左路线掩盖了。我们自我孤立了30年，不了解外界，也没有办法接受西方哲学和新理论来充实自己，但1980年代以后，知识界其实已经弥补了这些东西，现在几乎已经弥补了。目前的研究也开始注重哲学分析和比较视角，在大部分领域都超过了海外研究，所以没必要把海外研究看得太高。

现实维度：创新思维还不够，更应该鼓励自由思维

新京报：您现在是清华大学中国学院院长。您如何看待“国学”一词的流行？它与我们之前谈到的哲学有什么关系？

陈来：哲学只是汉学的一部分。早在1920年代，章太炎、邓石、吴宓就谈到了汉学。汉学原意为中国古典学术体系。不是所有的文化都叫汉学，只有学术部分叫汉学，是针对西洋学的。建议的。今天，由于语言习惯的关系，人们把汉学等同于传统文化，“国学”已经成为传统文化的代名词，这是没有错的。

关于与哲学的关系的问题。就文学载体而言，汉学仍以经史四大子集为主体。民国时期，章太炎为了将汉学与现代西方学科体系联系起来，将分科视作哲学，将史科视作史，将藏科视作文学。现在看来，子布比哲学要大得多，哲学只是汉学的一部分。

新京报记者：冯友兰曾指出国学中“说”和“照”的区别。您认为今天的人应该如何继承古人的哲学？

陈来：“照教”是指古人所想的，只讲思想，指明工作的方法和性质，不能胡乱解释。“续谈”就是从思维方式弄清楚古人是如何思考这些问题的，然后以这些资料为依据，进行与时俱进的阐释和发展。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更多地鼓励“照着说”，而很少鼓励“说得更远”。

在当今学术界，哲学史做得很好，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今天的思想怎么能在古人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呢？我认为从国家到社会，对这一点的鼓励是不够的，对思想创新的认识也是不够的。民国时期，清华大学历史学家陈寅恪曾倡导“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今天谈中华文明复兴，不仅要继承，还要发展，鼓励独立思考。

新京报记者：随着中国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汉语学习热”方兴未艾，不少人过度崇拜传统文化。读书运动、汉服运动、跪拜孔子运动越来越流行，甚至有走极端的趋势。，您如何看待这些现象？

陈来：传统文化的复兴应该是全面的。读经运动和汉服运动只是传统文化复兴的一部分，不应该被抹杀。有的人，尤其是女孩子，喜欢穿汉服，有的人对古典文化感兴趣，这些都是好事。读经运动也是如此。如今，人们不了解传统经典。让孩子补上经典课程，对孩子的品格和品德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这些都属于国学的传播和普及。

当然，目前的普及工作也受到了诟病。有的人可以有想法有计划，一步一个脚印地进行文化复兴工作；但有些人的知识和认知能力有限，贸然去做这些工作不会有好的效果。这些汉学科普工作者大多从未认真研究过西方文化，也从未出国。他们的关注点往往局限于传统文化，无法通过西方文化进行比较了解。

我认为，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情，社会应该是多样化的。有些人对西方的了解还不够，只能期待他们知道的慢一些，也不能问太多。

从80年代的“文化热”到1990年代的“国学热”，再到21世纪的“传统文化热”，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的发展儒家哲学思想的精华与糟粕，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中华文化有所提升。认知也在不断变化。人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就像一面镜子，反映了人们内在的精神和外在的需要。

每一次思想的转变，都会在中国形成一场极其巨大的辩论，而在每一次辩论中，都会有一种甚至几种观点被大众接受。这些观点将在未来的日子里沉淀下来，成为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共识。其中，不少作品也逐渐积累起来。现在看来，有些作品可能质量不高，甚至有很多错误，但在当时确实引起了巨大的关注，甚至成为了全社会讨论的文化事件。回顾这些作品的目的，就是要寻找40年来人们对传统文化态度的内在逻辑，对当下传统文化的复兴提供一些有意义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