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民俗文化 巴蜀人的“个性”与“异俗可怪”

满族民俗文化 巴蜀人的“个性”与“异俗可怪”

巴蜀地区的主要民族与民俗

在今四川省和重庆市辖境内，聚居和杂居着汉族和藏、彝、土家、羌、苗、回、纳西、傈僳、布衣、满、蒙族等14个少数民族。汉族构成巴蜀地区人群的主体，主要聚居于四川盆地内。

而盆地四周的高山、高原区则主要为少数民族的聚居地或生活区。西部高原和山地主要是藏、彝、羌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盆地东缘山地主要是土家族和苗族聚居区。其它人口较多的10多个少数民族则散居于四川和重庆各地，少数民族总人口数有 300万。

四川和重庆这种民族分布格局是经过几千年的交流融合、迁徙定居、相互依存、发展演变的过程而形成的。在长期的民族交流的历史过程中，巴蜀文化形成了自身的地方特色和巴蜀人的特色。这一过程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与规律是一致的，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生息繁衍过程的一部分。

从古及今，凡从外地入蜀的文化人最强烈的直观感受，就是蜀人、蜀地均与其它地域有所不同。西晋裴秀的《图经》说巴蜀是“别一世界”，杜甫人蜀称蜀人为“新人民”，认为蜀地“异俗嗟可怪”。抗战时期入蜀的学者有感于古蜀国文化遗物的特异满族民俗文化 巴蜀人的“个性”与“异俗可怪”，提出了“巴蜀文化”的专门概念。这些都说明组成巴蜀人的民族成分和它们的习俗确有其特异之处。对巴蜀人而言，这叫做“个性”，对文化习俗而言，这叫做“川味”。

今天四川盆地内的汉民族已经经过历史上多次的变易，它的最初来源可追溯到古蜀人和古巴人。古蜀人，特别是古蜀国的主体民族蜀族，很早即与中原地区有文化上的同源关系。《世本》、《史记》和《华阳国志》等史籍均认为蜀之先祖源于黄帝，是黄帝族降居若水（雅砻江）和岷江上游的昌意――高阳一系的后裔。

岷江上游乃至雅砻江一带，从先秦开始便是氐羌系的民族所居，也是氐羌系民族从北向南迁徙，乃至濮越系的民族从南向北迁徙的走廊地带。这一带至今仍是藏、羌、彝、普米等藏缅语系民族的大本营。黄帝之子昌意是同这一带的蜀山氏联姻的。氐羌系的夏禹也是高阳氏之后，“禹兴于西羌”，也是兴起于这一带而同巴地的涂山氏联姻的，直到夏末，桀还与岷山二女碗和琰保持着部族联盟关系。蜀的始祖蚕丛氏“始居岷山石室中”，也是在阳山上游兴起的。汉代的蚕陵县，即今叠溪，就是蚕丛氏的根据地。

根据史书的说法，蚕丛氏逐步南迁，到灌口（今都江堰市）出现了第二个蜀祖柏灌氏。发展到鱼凫氏时代则已进人成都平原，今温江县有鱼凫城故址。取代鱼凫氏的杜宇氏大概是南方朱提（音si，今云南昭通）的濮系族北上与江源（今崇州市）土著结合而成的。开明氏则是荆楚人溯江北上到成都平原，因善于治理洪水而以禅让方式取代了杜宇氏。

由此可见，古蜀人族团的形成是岷江上游的氐羌系与南方成都平原的濮越系长期交融的过程。秦灭巴蜀以后至秦汉之际，蜀人又逐步融入到了华夏族即后来的汉族中来。

广汉三星堆出土文物所反映出的灿烂的青铜文明，是成都平原古蜀文化伟大创造的结晶。出土的青铜立人像，大眼、直鼻、方颐、大耳，头上戴冠。据研究，其体质形象与青铜人面像B、C两型的“棱形鼻梁”形象，具有北蒙古利亚小种族的特征，属现今藏缅语族的先民氐羌系的民族。从它在三星堆文化中占有主导地位看，它应是蜀国境内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蜀族的形象。而以“蒜头鼻”为体质特征的青铜人面像A型，则具有南蒙古利亚小种族的体质特征，应是蜀国境内与蜀族结盟的民族抑或被统治民族的形象，应当是属于现今壮侗语族的先民濮越系的民族。直到成汉时期，成都出土的成汉墓陶涌，其面像仍与三星堆一致，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有机联系。

巴人与蜀人同囿，亦是黄帝之后。巴人中居统治地位的王族宗姬之巴，是中原华夏族系的一支。其它则有濮、等属于百濮系统的少数民族服属于宗姬之巴，故而扬雄《蜀都赋》说：“东有巴贾，绵亘百濮。”左思《蜀都赋》说：“东则左绵巴中满族民俗文化，百濮所充”。

巴人中的凛君蛮、板循蛮来源很古，也应属于百濮系统，后来都逐步融人盆地的汉族中，其中的一大支则成为今土家族的先民。 大约在隋唐时期，今天四川地区各民族大体形成。他们与汉民族一样，都是巴蜀地区历史文化的创造者。到明清时期，四川盆地内的汉族与盆地周边的少数民族聚居的格局逐步突显出来，成为今日四川和重庆民族分布布局的雏型。

藏族在四川境内有80多万，主要分布在甘孜、阿坝和凉山州的木里藏族自治县。藏族的族源是多元的，主要来源于古代的羌人。今川西北高原上，从汉到唐有越 羌、白马羌、广汉羌、参狼羌、武都羌、旄牛羌等大小不同的羌族部落，是四川藏族的主要族源。

四川藏族地区称为东部康区。“康”是藏语“喀木”（即“边地”）的音译。今四川的康定、甘孜、德格、理塘、巴塘至西藏的昌都一线，历来是康区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核心地区，是连接我国西南和西北地区的枢纽。由于康区位于西藏的东南边缘，使它成为汉藏文化接触交融和内地与西藏经济贸易频繁往来的通道，是甘、青、川、滇通行的民族走廊中众多民族南下北上迁徙的必经之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由于康区位于东部巴蜀文化与西部西藏文化交汇的位置，因而又构成了四川藏族在经济、语言、文化上不同于其它地区藏族的特点。这里，历史上有过数度繁荣的“茶马互市”，被誉为第四条丝绸之路――“麝香――丝茶之路”。

这里的宗教文化也很有特色，喇嘛教的各种教派并存，有寺庙800多个。既有驰名中外的格鲁派三大印经院之一的德格印经院，又有本波（黑教）的最高寺院和学府的土多寺、著名的宁玛（红教）寺院噶拖寺、噶举（白教）寺院八帮寺。这里藏族的民居和服饰，既与西藏藏族有共通性，又带有自己的特色。

牧区有广阔的草地，还有锅庄和牦牛群，农区则有田野中的青棵和酥油茶。举世闻名的《格萨尔王传》长篇叙事诗就流传于四川藏区。锅庄舞和弦子舞是十分优美的舞蹈，唐卡壁挂是绘画艺术的精品，藏戏更是独具特色。这里的康巴人养成了刚悍、粗扩、豪迈、勤劳的性格特征。

彝族是四川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有152万，大多居于凉山彝族自治州和乐山市的峨边与马边。彝族的祖先是从西北高原南迁的羌人与本地的古老部落融合而成。汉代的窄都夷、斯榆、冉 、昆明，唐代的白蛮和乌蛮，与后世的彝族有渊源关系。安宁河谷是四川境内彝族长期的活动中心。大小凉山彝族地区在建国前还比较完整地保存着奴隶社会形态，建国后逐步废除了奴隶制，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彝族文化有自身的特色。住房多为土木结构，一般房层低矮无窗，不过，其高楼式民居与瓦板式民居也很有特色。彝族男子多穿黑色窄袖右斜襟的上装和多拓宽脚长裤满族民俗文化 巴蜀人的“个性”与“异俗可怪”，头顶留二三寸头发一小块，称“天菩萨”。头上裹以数丈长的青兰布包头帕，名日“英雄结”。男子以无须为美，左耳带耳珠穿丝线。女子穿多褶长裙。男女外出皆穿“擦尔瓦”披风，形如斗蓬。宗教祭祖活动由毕摩主持。彝族有自己的音节文字，称为 文或罗罗文、毕摩文。彝族有自己的历法和天文学，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彝族有许多重要的文学著作，如《勒俄特依》（创世纪）、《玛木特依》（训世经）、《阿姆尼惹》（哭嫁歌）等均流传至今。

四川土家族主要分布于重庆市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石柱等县，人口总数在100万左右。其族源来源于古巴人，主要是巴郡南郡蛮中的广廪君之后和被称为长沙武陵蛮的盘瓠之后。由于他们居位在西、辰等五溪之上，故古时又称为五溪蛮。

土家族近代的风俗习惯大体与汉族相同，崇拜祖先，信仰多神，特别崇拜土王。土家族有语言，但无文字。土家族能歌善舞，他们传统的摆手舞、龙灯、狮灯、花灯、跳香、民歌、号子、打闹等均享有盛名。传说土家的摆手舞来源于周武王伐纣时巴人军队的“前歌后舞”，即汉代著名的巴渝舞。土家族文学上的成就是有名的“竹枝词”，曾对盛唐以后的中国诗坛产生过重要影响。土家族戏剧也很有特色，在酉水流域，流传着土家族的傩愿戏（又叫傩堂戏）；在石柱一带流行着一种源于傩戏而又不同于傩戏的“土戏”。

在四川土家地区，往往土家与苗族、汉族交错而居，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酉阳、秀山、黔江和彭水则是土家族和苗族联合组成的自治县。四川的苗族源于古代的“五溪蛮”和“黔中蛮”，和土家族、汉族长期和睦相处，创造出了有特色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如干栏式的“吊脚楼” 民居和建于江河上的风雨桥、土花被面、蜡染织品、油茶汤、糯米糍粑、油香粑、极酸的泡菜，以及苗家的“踏月”歌舞，都有独到的特色，享有盛名。

羌族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最早是河煌地区的牧羊民族，以后向东向南迁徙，是华夏族的主要族源之一，也是古代蜀族和今天藏族、彝族的主要族源。它们大部分融合到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之中，只有在四川的岷山地区保留了全国唯―一块羌族聚居区，这包括阿坝州的茂县、汶川、理县、黑水、松潘，以及绵阳市的北川县。其中以茂县羌族集中聚居最多，占全部羌族人口总数的60％。

羌族具有独特的物质文化成果和民族风情，绵延几千年而不间断，被称为中国各民族演化史上的一个“活化石”。其中最具特色的是至今仍存的碉楼、栈道和溜索等建筑形式。碉楼在羌语里叫做“邛笼”，“皆依山居止，垒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著名的有茂县黑虎乡的群碉、明嘉靖年间修筑的桃坪碉。

栈道在羌族地区的特色是险峻，茂县较场一带的栈道遗迹，传为是蜀人的祖先蚕丛氏的遗作。溜索古称“窄”，是用于渡河的竹 索，羌族中心区茂县古有“绳州”的设置，其名称即来源于古羌的绳桥。 现存的历史文物中，以横架于滔滔服江之上、长达100多公尺的茂县石鼓 “鸳鸯溜”最为著名。

羌族地区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这里有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 有蚕丛和大禹的遗迹。“禹兴于西羌”，汶川刳儿坪和茂县石鼓乡（原名石纽乡）以及北川的石纽，都有大禹诞生的纪念地。

茂县县城名“凤仪镇”， 也是源于歌颂大禹的“凤凰来仪”的古语。在茂县维城乡有蜀汉大将姜维修筑“维城”的遗说。叠溪本为古蚕丛重镇，因地震而变成今日风光秀丽的地震湖。

羌族的民俗亦很有特色，至今保留着白石崇拜习俗，户户羌寨庄房都供奉白石。羌笛传自远古，各种歌舞欢快多情，羌族服饰有独特的魅力。其民族著名节日有羌历年、祭山会、牛王会，娱乐活动有跳莎朗舞、爬天杆、射兽馍、放索套。其它如挑花刺绣、云云娃、喝咂酒等，都可令人享受羌族文化的独特风情。羌族地区盛产花椒，“茂椒”至今仍是烹好川菜的重要调味品。

在川滇交界的高原上，有一片秘境似的地方，叫泸沽湖。围绕泸沽湖生活着古老的摩梭（么些）人。十多年前他们还保留着古老的母系大家庭和走婚制的习俗。“舅掌礼仪母掌财”，子女不归父系，而归母亲和舅舅抚养。母亲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子女永远生活在母亲身边，夜晚才接待自己的“阿注”即情人。这种走婚制叫做“阿夏婚”。

摩梭人每年最隆重的是朝山节，朝拜湖中最高的神山---格姆女神。摩梭人的族属还无定论，可能源于古羌族中的旄牛羌。新旧《唐书》有“东女国”的记载，就是今天摩梭人的祖先。沪沽湖至今是环境未受污染的自然奇景，永远湛蓝的天，永远碧绿的水，穿梭自如的猪槽船满族民俗文化，夜晚山月下走婚的阿注，构成静秘的“母系王国”风情画，被人们称为“人类母系社会文化的活化石”，是“至少生活在创世之梦中的世外桃源”。

白马人主要分布于四川省平武县和南坪县以及甘肃文县部分地区，总计1万余人，平武县白马乡是最大的聚居区。这一带也是大熊猫和金丝猴的故乡，置有王朗、白河等自然保护区。白马人有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男女老少都头戴白色盘形毡帽，上插白鸡毛或锦鸡毛，其服饰较羌族绚丽得多。住房大部分是板屋土墙，其丧葬仪式是夏秋土葬，冬季火葬。

每逢年节或喜庆日，要跳“十二相”，头载牛、马、羊、狮、虎、鸡、孔雀、狗等木雕面具，锣鼓伴奏，载歌载舞，意在祈求平安，这是白马人最重要的群众性娱乐活动。白马人现族属为藏族。但学术界有不少研究者认为，从其族源看，与古老的氐羌系有渊源关系，很有可能是古老的氐族先民留存在今天的唯一的尚能聚居存俗的后裔。

在古今都是多族共居的巴蜀地区，若干古老的风习一直流传至今，各种古风余韵成为了如今巴蜀风情的组成部分。

传说蜀国望帝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所以在巴蜀地区长期有 “农时先祀杜主”的风俗，不少农村建有“杜主庙”。根据《华阳国志・蜀志》的记载，杜宇失国后，隐居西山，其魂魄化为杜鹃鸟，常因思念故国而啼叫出血来，以至洒满了山野的杜鹃花。这个“杜鹃啼血”的故事一直在蜀人中流传，李商隐有“望帝春心托杜鹃”的名句歌吟这个故事，而蜀人拜杜鹃的习俗至少在西汉以前就已经存在。

唐代杜甫在四川也记载了对于杜鹃“我见常再拜，重是古帝魂”的习俗。至今仍完整保存在郸县近郊的望丛词，是蜀人祭礼望帝杜宇和丛帝鳖灵的场所。

崇拜白虎是巴人禀君蛮遗留下来的习俗。《后汉书》说：“禀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食人血，遂以人饲焉。”《蛮书》说：“巴氏祭其祖，击鼓而歌，白虎之后也。”这种以人来祭祀白虎，把白虎当做祖神的习俗可能是一种原始的图腾崇拜，相沿甚久，从汉代以来就已流传了。源于巴人的土家族长期保留着白虎崇拜之俗，称为“坐堂白虎”，是土家族不可战胜的保护神。

至今四儿童爱戴虎头帽，就是这种崇拜的流风遗韵。考古发掘也有印证。三星堆遗址出土有金虎饰和铜虎饰，巴蜀铜兵器上的巴蜀图语符号常常有虎形和虎纹，著名的传世铜器虎纽于，其纽为虎形。由此看来，不仅巴人视白虎为主神，连蜀人也有虎崇拜之习。

川西地区还普遍流行着石崇拜，石崇拜分为两种：一种是羌人的白石神崇拜。据传羌戈大战时，羌人先祖受到天神的指点，以白石打败了彪悍的戈基人，使羌族得以有生息繁衍的环境，故把白石视为天神加以崇拜。这种习俗一直流传至今。

另一种是古蜀人的大石崇拜。从蚕丛居于限山石室起，石头就与蜀人有不解之缘。“石室”乃垒石而成，至今眼山地区仍有石垒碉房和高大石碉，因而古蜀先民对服山之石有一种大石崇拜。成都平原上不产巨石，多从服山运来作为蜀王墓前的墓志石表，杜甫有《石笋行》专门说明石笋的来历和用途。至今成都平原上尚有支机石、天涯石留存，还有五块石、五丁担、石镜、飞来石等遗迹，均是大石崇拜的遗物。今天在重新修饰过的成都府河和南河岸边，亦特地从岷山运来几吨重的巨石 100个，上携吟咏锦江诗词百首，置于片片绿地之中，就是为再现古蜀大石文化，承袭其传统特色而有意识设置的，现已成为引人注目的景观。

四川盆地内的最流行的年节古俗是汉族的习俗，它与中原地区的民俗在内涵上基本是一致的，但也有它的不同之处。由于巴蜀从来是四方移民移人之地，历史上有过几次大的移民，特别是“湖广填四川”，使四川盆地内的民俗带有兼容南北，并蓄东西的复合型特点。所谓“一方之会，风俗分杂”（《周书・辛庆之传》），正是巴蜀民俗特色的生动说明。

岁时节令有春节过年、清明上坟、灯会、花会、端午食棕子、划龙舟、中元祭祖、中秋吃月饼等等，均与中原地区相似。但其中也有巴蜀自己的特色。例如，春节贴春联之习就起源于巴蜀。后蜀时，孟超自吟“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一联贴在宫门上，代替过去贴桃符、郁垒，这是我国春联之始。

大年初一到成都武侯词游喜神方，烧第一柱香，称为“头香”，即以为吉利，这也是成都特有之俗。正月初七人日游草堂是从晚唐兴起的巴蜀特有习俗，其俗源于杜甫与高适之间的人日诗话。上元二年（761 年）高适寄诗杜甫说：“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为纪念杜甫，人们便选择人日这一天游览杜甫草堂。清代四川学政何绍基为草堂撰有一联：“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就是记人日游草堂的习俗。

元宵灯会起于唐时。唐玄宗幸蜀曾在元霄上街现灯，有青羊宫的道灯，昭觉寺的佛灯，大葱寺的水灯，从此形成极富特色的成都灯会。

宋陆游曾有诗写成都灯会盛况：“鼓吹连天沸五门，灯山万炬动黄昏。”作为古俗，成都的灯会与灯市都在元霄前后，灯市的繁华不亚于灯会的璀灿。清人有竹枝词写灯市：“城隍庙前灯市开，人物花枝巧扎来。高挂竹竿求主顾，玲戏机巧斗新裁。”又有竹枝词写灯会：“看灯大放闹喧天，狮子龙灯 竹马全。看过锦城春不夜，爱人惟有彩莲船。”灯会与灯市相结合是成都 独有的特色。

除了成都之外，四川各地几乎都有灯会，发展到今天，已经 以其多姿多彩驰名海内外。四川灯会以成都灯会历史最悠久，以铜梁灯会的纸扎龙灯工艺最精湛，而自贡市的“国际恐龙灯会”则以其规模大、门类多、花样新而为四川之冠，已在海内外多次展出，为四川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成都花会源于唐代的花市，以后历代相沿。赵祥《成都古今集记》说： “成都二月花市，各地花农辟圃卖花，陈列百卉，蔚为香国。”到明清时，花农逐渐集中于青羊宫，每年二月十五日定期开市，至今犹然。

端午节龙舟之习，巴蜀与中原相同。但在唐宋时期，蜀地的划龙船是在三月三日，后来才改为五月五日。

清明上坟之俗起于西汉，巴蜀一直流行至今。过去西蜀地区在这一天要卖欢喜团，小商贩以各色炒米作团，用线贯串，叫“欢喜团”，这是巴蜀不同于中原之处。

巴蜀节令习俗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俗好众人参加的游乐，“西蜀游赏之盛甲于天下”，并且其游赏习俗常常同各种艺术表演相结合，“倡优歌舞，娥瞄靡曼”，体现了蜀人重文学儒雅之风的特色。例如每年四月十九日院花夫人诞日举办“浣花大游江”，这就是自唐代以来成都独有的习俗。这一天倾城出动，锦江舟接樯衔，两岸彩棚连座，十里不断。地方官带头出游，叫做“邀头”，百姓人家则自带座具“邀床”，因此这一活动又叫“邀游”。

巴蜀地区从来就是多族共居，故而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葬俗，而且至今可见。

中国境内为巴蜀所独有的船棺葬是战国至西汉时期古巴蜀人所实行的特殊葬俗，都是以实用的或仿制的独木舟为棺，在盆地内从东的重庆到川西的蒲江、川北的广元，包括成都市内，都有发现。

在这些船棺葬中所发现的丰富遗物是研究巴蜀先民社会生活和文化观念的重要资料。 石棺葬是指竖穴土坑中用石板或石块砌成的棺状墓葬，分布于四川省西部岷江上游、青衣江、大渡河、雅等江、金沙江流域，滇西和西藏东部也有发现。其时代大约相当战国秦汉时期。其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都有独特的内涵。根据文献记述加以对照，石棺葬应是以窄都夷和冉 夷为主的西南夷系各族的墓葬。

在川西南安宁河河谷盆地一带分布着一种用巨大石块修筑的墓葬，称为大石墓。其时代相当于战国到汉初，应是邛都夷的墓葬。

在山崖或者岩层中开凿洞穴为墓室的崖墓曾经十分广泛地流行于四川地区，是巴蜀文化的一个特色。俗称“蛮洞”，往往是几十座聚集在一起，分布密集，错落有致，有多重墓室。墓门、墓壁、墓棺上往往雕刻画像和图案。其时代从东汉至明清历代都有，主要在汉代。最著名的是乐山市凌云山的麻浩崖墓，其画像石反映汉代蜀地生活习俗，有极高价值。

悬棺葬是利用岩壁裂缝或在岩壁上凿孔架设棺木，离地面悬空放置，临崖望之，危乎殆哉，十分险峻。悬棺葬从我国东南江浙到西南四川、贵州的广大区域内都有分布。但无论从分布面积之广、时代延续之长、类型之丰富复杂、保存之好这几个方面来看，四川的悬棺葬在我国都是首屈一指的。

四川悬棺葬早的从战国时期开始，晚的一直到明代，主要分布在两个地区满族民俗文化，一个是三峡区域，其族属与古代的巴人和僚人有关。另一片分布于珙县、兴文一带，系古代的 人墓葬，属 人系统。珙县悬棺至今保存完整，蔚为奇观，已经成为巴蜀旅游文化中的一个著名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