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前后《赤壁赋》悲喜东坡名篇

苏轼前后《赤壁赋》悲喜东坡名篇

摘 要: 本文作者重读前后《赤壁赋》,觉得教参对文中情感梳理过于简单和草率,于是以两篇文章为依托,联系当时苏轼的境况和时代背景进行新解,重新梳理情感,情感脉络应为贬抑之悲―暂得之喜―今昔的碰撞之悲―哲学超脱。

关键词: 苏轼 前后《赤壁赋》 悲喜

东坡名篇《赤壁赋》中有一条鲜明而又复杂的情感变化线索。新人教版高中语文教参是这样梳理的:“文章先由清风明月之美写玩赏之乐,再以主客问答写历史人物的兴亡和现实苦闷的‘悲’,阐明变与不变的道理,以寻求解脱,最后归于豁达乐观。”苏教版教参更加简洁,干脆概括为“欢歌―哀歌―欢歌”的变奏。纵观长期以来《赤壁赋》的课堂教学,我们就在这样的魔圈中走了无数年,而学生也茫茫然跟了无数年。如果仅从课文来看,这样理解也是可以的,但文章的背景和余韵却是文章的精华之所在。

我们之所以得出“欢歌―哀歌―欢歌”这样的结论,是因为我们常常把苏轼圣化,却往往忽略了文章的背景和情感余韵。重读《赤壁赋》,我认为文章的情感脉络是贬抑之悲―暂得之喜―今昔的碰撞之悲―哲学超脱的无奈之喜。

先说“贬抑之悲”,从苏轼的人生经历来看,苏轼从小受到其父苏洵的影响,加之母亲程氏的敦促,“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古代士人有共同的情结――“学而优则仕”,士子们在金榜提名后总是希望能为国效力,一展政治才能,更何况是在礼部考试中被误判为第二的苏轼。苏轼二十多岁就进入仕途,更有欧阳修的赏识,可以说他的政治前途是一片光明;在杭州的十余年,牛刀小试,政绩卓著,深得民心;后虽遭“乌台诗案”,但太后偏爱其才,虽被贬但仍有官职,东山再起也未为可知。所以此时的苏轼对政治还是抱有热情的,因此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追忆少年英雄周瑜。当然在做黄州团练副使时心情肯定不好,所以才有两次夜游赤壁,应该说游览之前的苏轼的心中充满了悲凉之情,一悲国势衰微,二悲仕途不顺。这二悲也引发了人生平淡、人生短暂、人生渺小、人生矛盾、人生无常等众多感慨。但究其原因还是人到中年的一种对事业追求的那份热情,正因为事业不顺,所以苏轼特别希望自己能获得仕途上的转机,也才特别去审视自己的内心与人生。清人李扶九认为,歌词之中唯“美人”二字才是苏轼“真意所在”,此言不差。“望美人兮天一方”,说的是欲为贤臣而不能,这当然是可悲的。所以说苏轼夜游赤壁是带着浇胸中块垒之目的而去的,也就是说作者在未作该文之前已满含贬谪之悲,而且这种悲情一直贯穿前后《赤壁赋》。

再说“暂得之喜”。这一年的七月十六月圆之夜,“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以待月出;“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月儿也似被这一派清新明丽的秋江美景迷住了,流连徘徊,清风、静江、明月三位一体,烘托出一幅“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秋江月夜美景。“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江面宽广,游船纤巧,在轻快而飘忽的江面上,诗人不免“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原先压抑在心头的因诗案被贬、亲朋疏离的悲情,终至寻得一种神游太虚、暂得解脱的乐趣和宣泄。这种“暂得之喜”包含了同游之乐、饮酒之乐、吟诗之乐、赏景之乐、纵游之乐、忘情之乐。

但“暂得之喜”毕竟短暂,且古今的碰撞之悲也在赤壁这里骤然激发。于是饮酒放歌暗抒“不遇”悲叹,“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由“乐”而“歌”:“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在这样的欢娱之夜,作者究竟想起了谁呢?“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这样的诗句难免让我们想到《离骚》里的诗句来:“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作者原来念念不忘的是宋神宗。而此时“天各一方”,山高皇帝远,欢乐只能是暂时的,“不遇”的忧愁却常驻心间。于是就连那吹洞箫的客人,都分明从中听出了歌者的忧伤而吹奏出“呜呜然”的箫声与之相和,否则哪有歌者欢唱而奏者悲鸣的道理呢。一代文坛巨星如今谪居黄州一隅,不就像潜伏在深渊的蛟龙;失去皇帝的信任,不就像妇女失去了丈夫的宠爱吗。“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两句,不单是用视觉形象写箫声的凄绝,更是作者悲怨之情的真实写照。

既然面对如此美景也难忘屈辱过去,如何排遣内心郁闷呢?与客问答权作自我宽慰。箫声的凄绝不仅使蛟龙起舞、寡妇泣下,而且使苏子内心“愀然,正襟危坐”。是呀,当内心隐蔽的忧愁不期然被他人觉察时,苏轼也忍不住惊问:“你的箫声为何如此悲凉呀?”于是文章自然由此景想到与此景有关的英雄人物曹操,引入曹操目的是反衬其悲情,具体说来,其悲情表现在以下方面:人生平淡之悲,操“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自己却“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怀古而伤今,自己也是满腹经纶,胸怀济世之才,却在“东坡”躬耕,在水中捕鱼,在山上打柴,与英雄相比,真是可叹可悲;人生短暂之悲,人生如“寄蜉蝣于天地”,故“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想到一个人用毕生的精力也难以实现报国之志,何况自己蹉跎岁月?那结果岂不更是“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人生渺小之悲,“渺沧海之一粟”,人生渺小得如大海里的一粒沙子,可有可无。纵有补天神才,可面对朝中小人的毁谤苏轼前后《赤壁赋》悲喜东坡名篇,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人生矛盾之悲,苏轼身在江湖,心怀魏阙,可是想入世,却“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想出世,“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却“知不可乎骤得”,只能“托遗响于悲风”。人生无常之悲,曹操虽一世之雄,可也有困于周郎的时候,况且“而今安在哉”。周郎虽“羽扇纶巾赤壁赋中的佛家思想,雄姿英发,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却仍不免“英年早逝”。自己虽一生勤政,却遭“乌台”之难,真是人生无常,前途未卜啊。

想到短暂、渺小、痛苦无常的人生,苏轼悲不自胜。无论是悲中之悲还是贬谪之忧,作者是如何解开愁结,转悲为喜的呢?苏轼在面对人生根本苦难之时,不像韩愈在《祭十二郎文》中那样富有激情和感性,也非欧阳修在《祭石曼卿文》中的纯粹理性近乎于冷酷,而是在理性的分析和佛道思想的基础上,得到了哲学的精神解脱,当然也是无奈的解脱。庄子的论辩艺术,佛教的“无常观”、“缘起说”、“四谛说”都在苏轼此时的思想中得到体现。苏辙说到苏轼“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可见东坡与庄子思想之相通。而在《前赤壁赋》中主要表现在《逍遥游》中大鹏从超越于人世的绝对高度来观察世界,从而以庄子的相对主义思想来排解人生失意。而庄子是借“小大之辩”表达超越人世之意,苏轼则是用“常变之辩”来回应人生短暂的痛苦。在《逍遥游》中,常人之所观“天之苍苍,其正色耶?其远而无所至极耶?”大鹏视下,“亦若是则已矣”,如此便将人间一切纷繁都归于了苍天一般的浑然一体,毫无分别。并通过多次小大对比超越偏执的自我中心,扬弃为功名束缚的小我,使精神突破形骸,而上升到自己与万物相通的根源之地,最终达到了“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境界。苏轼在前《赤壁赋》中所感叹的是人生的须臾短暂而产生的无所寄托之感。这种感觉和韩愈在得知十二郎的逝世,以及欧阳修对石曼卿的缅怀的境界是不同的,他们虽然都是从个人不幸境遇和内心失落而起赤壁赋中的佛家思想,但苏轼之悲已超越了个人乃至伦理道德的层面,他是从人和宇宙自然的宏观视野中寻找答案,而不是单纯地停留在个人的情感失落和空虚无助的思辨中。

在《赤壁赋》中,苏轼以水月的往来盈虚,说明人间万物的变与不变是相对的,因此无须为时光流逝、世事变幻、人生短暂而伤感,应该随遇而安,恬然自适。文中首先描述了水月的自然变化特点,即在变化中也有不变,不变中也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在此基础上,他开始了变与不变的思考:“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可见变与不变,“一瞬”亦或是“无尽”,全在乎一念之中。而这一念,却超越了单纯的人生本体的存在,由儒家讲求“中庸”、“中和”的人生观而拉伸延展出两种极端的认识,即“一瞬”的狭隘和“无尽”的旷达。而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说是从“人观水月”到“以水月观人”的变化,其中蕴含着人生在世与宇宙自然不可分离的自然观。人与自然之水月本为一体,水月的变与不变源自大化之流行,人之生灭亦如此。可以说人的痛苦和悲哀并不来自于人生之短暂这一现实,而在于人对这种既定命运的无用的怀疑和无力的挑战。

苏轼面对着人生屡屡遭遇和巨大痛苦之时,能用相对思想穿透人生自然的本质的同一,所以他说:“物我皆无尽,而又何羡乎?”苏轼在文中不仅多次使用佛家用语,而且其人生观中也有很多佛家思想的成分。苏轼“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佛家思想早已深入其思想创作当中。佛家的“四谛说”中,集中阐释了人生苦难的来源和解决之法。“苦谛”揭示了人生的本质为“苦”的圣谛,其中尤为强调了“五盛阴”及其对于事物欲求的痛苦。这一思想在苏轼的《超然台记》中也有所表现:“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就是说人生的痛苦就在于以“无所穷”的欲望追求“有尽”的外物。佛家将苦难的原因归结为“集谛”,其核心将世间万物人情种种总归为“空”。但是苏轼在此并没有完全按照佛家“无自性,无实体,因缘生”绝对遁世,而是认为对于人生世情的追求是心为形役的“游于物内”,认为要齐同万物,对人生的夷险顺逆不作分别,不生执著,随遇而安,“游于物外”,从而无往而不乐。很明显其中有着庄子“齐物”思想的影响,也可以看到《逍遥游》中大鹏在逍遥境界中对于人间“视下亦若然”的境界。因而在《超然台记》中传达出“痛苦的解脱在于不要刻意的追求”的思想,即是痛苦的解脱在于无分别心而达到的无欲无求。虽然这种思想并没有直接回应人生短暂的痛苦,但自哀人生短暂的背后也同时包含着因短暂而无所作为的痛苦,这与《前赤壁赋》中的思想是一致的。

空虚之后的无尽藏其实就是一种哲学的超脱。庄子逍遥游、齐物的思想可以通过超越人生的层面,从而超越人生的痛苦。然而苏轼并没有停留在这个层面上,而是在凌空超脱看清人事之后,重新回到世间,用宏大的心胸囊括无尽大自然和宇宙,并在其中的富于变化而又永恒不变的“明月”、“流水”中积极地寄托人生,即是寄托于“吾与子之所共适”的“造物者之无尽藏”。“无尽藏”一词源自佛语,佛性广大无穷,妙用无边,谓之“无尽藏”。《维摩诘经・菩萨品》用“无尽灯”比喻菩萨化导无量众生,后亦以“无尽藏”泛指事物之无穷尽者。《前赤壁赋》中即说:“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世界上所谓无时无刻的变化都是暂时的,变化中总有永恒不变的东西,这种不变的东西就是自然的无尽藏,它永恒存在并且无穷无尽。苏轼思想的超越性就在于此。他用齐物思想看清人世之无分别,用佛家的“四谛”解读苦难的根源,但是终究还是在寻的“空”之后找到了精神的寄托,这是一种十分人性化的寄寓,避免完全进入虚空和遁世而消磨人生。在虚空的背后寻找出一个永恒存在的“无尽藏”,使人在失去一切之后仿佛又重新得到了一切。这种在情感上的大起大落表现了苏轼精神上的大彻大悟。一失一得之间,体悟人生的意义。大鹏是超越于人世间的绝对的超越,而苏轼是在江河之间的平凡的超脱,在庄子式的超脱之后又将精神安置于大自然中最稳定永恒的事物当中,即如“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并将自我存在感与外物存在感化一,通过“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的方式将永恒的事物化为自我欣赏中获得的永恒,“无尽藏”之无尽,因而我们“取之无禁,用之不竭”,并强调这种永恒是不因为个体“得之、观之”而有任何改变和消减的,因而可以“吾与子之所共适”,达到一种个体与自然的平衡与和谐。由此反观苏轼的生命经历,其追求之盛,其变动之多,其命运之舛,使他始终处在动荡不安的状态。他对生活的安定感的缺失,更加深化了对人生生命乃至灵魂的安定感的强烈需求,因而也就在重重遭遇和一次又一次的失落当中,走到了一个生命和思想的极端。物极必反,苏轼用他性格中的调和与旷达造就了超然物外的永恒不尽绝对精神。因而他才可以在屡屡贬谪之后,依然如常,在各地当任期间合风俗、理民情,表现出一种大悲哀之后的大旷达从而无往而不乐。

但也正因为如此,苏轼的哲学的解脱更具有悲情的况味。因为苏轼在哲学的宽解之后赤壁赋中的佛家思想,赏月观景已退居次要,“杯盘狼藉”,只求一醉解千愁,赢得一晌贪欢,便成为情理中的结果。现代学者余秋雨在《坡突围》中说得好:“坡在黄州还是很凄苦的,优美的诗文,是对凄苦的挣扎和超越。坡在黄州的生活状态,已被他自己写给李端叔的一封信描述得非常清楚。信中说,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这是一种真正精神上的孤独无告,对于一个文化人,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正是这种难言的孤独,使他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去寻找无言的山水,去寻找远逝的古人。”坡内心的这种痛苦矛盾在七个月之后所作的《后赤壁赋》中更是表露无遗:“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肃然而恐苏轼前后《赤壁赋》悲喜东坡名篇,凛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时夜将半,四顾寂寥。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真情难掩,即使欲纵情山水也不得,这才是真正的苏轼――在前后《赤壁赋中》悲不自胜的苏轼。

参考文献:

[1]冷金成.苏轼的哲学观与文化观.学苑出版社,2004.

[2]陈鼓应注释.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7.

[3]李道英.家古文选注集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4]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国古典基本丛书.中华书局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