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英德：崇儒尊道是宋代的基本国策（1022）

郭英德：崇儒尊道是宋代的基本国策（1022）

作者简介：郭英德，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学科评议组成员、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明代文学研究会(筹）副会长等。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戏曲、中国文学学术史等领域的研究。主要著作有《明清文人传奇研究》、《明清传奇史》、《中西戏剧文化比较研究》、《中国古代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明清传奇戏曲文体研究》、《明清文学史讲演录》、《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建构与反思——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思辨录》、《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等，主编《多维视角——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立体建构》、《中国散文通史》等。

宋代士人政治使命感和道德责任感的普遍高涨，与宋代崇儒尊道的国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理学思想的兴起密切相关。

崇儒尊道是宋代的基本国策。真宗赵恒（998—1022在位）说：“儒术污隆，其应实大，国家崇替，何莫由斯。” 儒学自汉代形成“汉学”以来，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宋初基本上承袭唐代儒学，至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风气大变，以新儒学（即理学）为代表的“宋学”应运而生，在中国学术史上与以两汉经学为代表的“汉学”分庭抗礼。宋儒进一步强化儒学原本坚持的君臣、父子等“三纲五常”，将其提高为具有先验本体性质的“天理”；尤其重视有关人性内在修养的“仁学”，将其发展为一套十分精微的“心性”学说。宋儒将宇宙论和心性论最终统一于伦理学中，从而在新的基础上重建了儒家的伦理道德秩序。这套伦理道德学说，特别要求人主体的道德自觉和理性自觉，反映了宋代士人在崇儒右文政策吸引下积极参与现实政治生活的勇气和决心。张载（1020—1077）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是从广阔的宇宙空间和邈远的历史时间中确认人的社会角色。这种道德自觉和理性自觉郭英德：崇儒尊道是宋代的基本国策（1022），大大强化了宋型文学的政治化、道德化特点，尤其是强化了文学的道德指向。

程颐（1033—1107）曾明确地将学术一分为三，把文学摆在与儒学相对立的地位上，说：“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 宋人还特别强调《毛诗序》以来“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将文学看作涵咏性情、培育道德的一种手段。理学家语录，如程颢（1032—1085）、程颐认为：“兴于诗者，吟咏性情，涵畅道德之中而歆动之，有吾与点之气象。” 程门弟子杨时（1053—1135）也说：“为文要有温柔敦厚之气，对人主语言及章疏文字，温柔敦厚尤不可无。……君子之所养，要令暴慢邪僻之气不设于身体。” 诗论家诗话，如司马光（1019—1086）说：“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也。近世诗人，惟杜子美最得诗人之体。” 魏泰（生卒年未详）说：“唐人亦多为乐府……其述情叙怨，委曲周详，言尽意尽，更无余味。及其末也，或是诙谐，便使人发笑，此曾不足以宣讽。” 文学家文论，如苏轼说：“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 韩驹（1080—1135）说：“诗言志，当先正其心志。心志正，则道德仁义之语、高雅淳厚之义自具。《三百篇》中有美有刺，所谓思无邪也。先具此质，却论工拙。” 这种道德化的文学观念一方面要求文学坚持道德教化倾向，另一方面也努力使道德向审美靠拢，从审美中体会、表现儒家理想的道德境界，从而揭示了道德与审美的相通之处。将道德与审美融为一体，是宋代文学的突出现象。

然而更重要的是，以理学为代表的宋学大大激发了宋代士人的理性精神。这种理性精神，首先表现为疑辨创新的鲜明倾向。在宋学的发展过程中，始终贯穿着疑辨风气，在经典解释中由疑传发展为疑经苏轼儒道佛家思想，在撰述形式上则由谨守传 演变为议古拟圣，自创新说 。疑辨风气使宋代士大夫大多具有自主、自信、自断的文化性格，不以圣贤之说、社会成见来替代自己的独立思考。如欧阳修说：“篇章异句读，解诂及笺传。是非自相攻，去取在勇断。” 苏轼评价王安石说：“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 苏轼自述：“幽居默处而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而断之于中。其所不然者，虽古之所谓贤人之说，亦有所不取。” 程颐说：“学者要先会疑。” 南宋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曾专门阐述“决疑存信”的问题，说：“前辈固不敢妄议，然论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凿空立论，然读书有疑有所见，自不容不立论。其不立论者，只是读书不到疑处耳。” 陆九渊（1139—1193）也说：“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提倡“学苟知本，六经皆我脚”。理性思辨，大胆创新，自出议论，独抒己见，这种疑辨创新的学风是宋代学术的精神倾向，并且成为推动思想文化全面繁荣的强大动力。

宋代士人的理性精神苏轼儒道佛家思想，还表现为兼容整合的文化思想 。儒、释、道三教融通，成为宋代思想文化的基本特点。如宋代理学虽然标榜为儒学正宗，其实却是子思、孟轲学派以至汉代董仲舒神学、魏晋南北朝玄学和佛学的大杂烩。周敦颐（1017—1073）、邵雍（1011—1077）被目为道教化的人物，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一派又被后人直指为禅学，并非毫无根据。程颐说其兄程颢的学术是“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 。朱熹早年留心佛学，“也理会得个昭昭灵灵底禅” ，他说：“端居独无事，聊披释氏书。暂释尘累牵，趣然与道俱。” 理学家师弟传授的文字常常采用语录体，也是仿效唐以来僧徒记录师语的形式。所以清人全祖望（1705—1755）说：“两宋诸儒苏轼儒道佛家思想，门庭径路，半出入于佛老。” 理学以儒家学说为本位郭英德：崇儒尊道是宋代的基本国策（1022），积极吸收整合佛、道学说，重建传统文化，给陷入困境的儒学 入新的活力，得以在与佛、道鼎足而三的思想格局中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又如宋代佛教主动吸取儒、道两家的思想，并力求适应传统的伦理观念。释智圆（976—1022）认为，儒、释二教在根本上是协调的：“儒者饰身之教，故谓之外典也；释者修心之教，故谓之内典也。”“故吾修身以儒，治心以释。” 所以他自称：“于讲佛教外，好读周、孔、扬、孟书，往往学为古文以宗其道，又爱吟五七言诗以乐其性。” 云门宗禅僧契嵩（1007—1072）也宣扬佛家应与儒家一样讲求孝道 ，并将佛教的五戒十善与儒家的仁义忠孝相印证，以为二者是“异号而一体” 。

因此，三教融通的思潮在宋代士人中广为流行，成为文学家的基本思想倾向。王禹偁三教兼学，在受贬后自称：“壮心无复思行道，病眼唯堪学坐禅。” 他还说：“夫禅者，儒之旷达也。” 又说：“子美集开诗世界，伯阳书见道根源。” 所谓“伯阳书”即指老子著作《道德经》。欧阳修极力维护儒家道统，著有《本论》二篇，宣传辟佛 。然而他年轻时即为佛理所“心醉色怍，钦叹忘返” ，晚年“更罹忧患”后，“遂有超然物外之志”，向荐福寺颙华严和尚“问其说” 。他还说：“老庄之徒，多寓物以尽人情，信有以也哉。” 在北宋中后期，正如司马光所说的“近来朝野客，无座不谈禅” 。王安石抱着“经术正所以经世务”的目的 ，主张对“异学”“有所去取”，“所以明吾道而已” 。他晚年引退后，更向佛教所说的“离一切计度言说”的“无性”中寻求人生解脱 ，自称“宴坐世间观此理，维摩虽病有神通” 。苏轼始终以儒学作为出仕从政的主导思想，但对释、道却一直倾心嗜好。通判扬州（今属江苏）时，他喜听海月大师惠辨说法，“时闻一言，则百忧冰解，形神俱泰” 。贬居黄州（今湖北黄冈）时，“惟佛经以遣日” 。他认为“儒、释不谋而同” ，庄子对儒学“阳挤而阴助之” 。因此，他自觉地将庄、禅思想渗透进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之中。黄庭坚也奉守儒术而融通释、老，于佛学修养颇深，他作诗不仅“多用释氏语” ，而且善于将禅家的“机锋”手法加入韩、孟的句法之中，形成独特的“山谷体”。南宋士人更倾向于儒、释、道三教的融通，并以三教融通作为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如范成大（1126—1193）诗承袭江西习气，是黄庭坚之后、清钱谦益（1582—1664）之前用佛典最多、最内行的诗人。辛弃疾喜掉书袋，词中也同样常用佛老的事语。陆游（1125—1210）虽有“坐令事业见真儒” 的主导思想，但也相信道家的服丹、求仙之术。杨万里排斥佛老之书，声称：“予不知佛书，且不解福田利益事也；所知者，儒书尔。” 但他曾经以禅喻诗，认为江西诗派好比“南宗禅”，是诗里最高的境界 。“诚斋体”诗本身也充溢着禅气。

宋代儒、释、道三家合流的交汇点是“天人关系”，即对人在宇宙间的主体地位的寻求和确立，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索和把握。质言之，就是高扬以人为本位的人文精神，表现出对吸纳天地、囊括自然的理想人格的追求 。因此，宋代士人融通三教的理性精神，在更深的层次上表现为知性内省的致思趋向。

由于融通三教，宋代士人对人生采取更超脱、更达观、更冷静的态度，把世态的炎凉冷暖、人生的荣辱沉浮看得很淡、很透。他们把“穷则独善其身”的传统思想上升为一种具有新含义的心性修养和理性追求，在官场失意时多能保持乐观、爽朗、超脱、旷达的态度，做到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如尹洙（1001—1047）被贬官时，自以为能“进退为乐”，不料一僧人点拨他说：“此犹有所系，不若进退两忘”，于是他“顿若有所得” 。朱熹教诲被贬之人说：“吾人所学，正要此处呈验，已展不缩，已进不退，只得硬脊梁与他厮挨，看如何。” 因此，宋代文学便呈现出一种旷达爽朗的格调，宋人往往不像杜甫（712—770）那样“叹老嗟卑” ，而是把人生的苦难转化成审美的心境和情趣。如王禹偁说：“平生诗句多山水，谪官谁知是胜游。” 欧阳修说：“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 苏轼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王安石说：“意气未宜轻感慨，文章尤忌数悲哀。”

理学和庄、禅强调心灵感应，自然无痕，重空静，贵虚美，这也成为宋代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思想的源泉。苏轼说：“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 李之仪（1038—1117）说：“说禅作诗本无差。” 吴可（1109年进士）说：“凡作诗如参禅，须有悟门。” 在文学创作上，禅意与诗意有了更紧密、更自然的结合。如苏辙说苏轼在贬谪黄州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 ；清人钱谦益评苏轼古文“有得于《华严》，则事理法界，开遮涌现，无门庭，无墙壁，无差择拟议” 。

宋代士大夫的三教融通和理性精神，促成了宋型文学的第二个特征，这就是改变了唐代文学“多以丰神情韵擅长”的路向，体现出“多以筋骨思理见胜”的思辨精神和超越精神 。如南宋张戒（1125年进士）评苏轼文章“长于议论而欠弘丽” 。宋末严羽（1192后—1245前）说：“诗有词理意兴”，“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 明人杨慎（1488—1559）说：“唐人诗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诗主理，去《三百篇》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