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学院政治课老师四十岁遇见佛教

中国佛学院政治课老师四十岁遇见佛教

从1986年至2021年，徐玉成接触佛教已经有35年。

徐玉成，1947年生，现任中国佛学院政治课老师。自1986年调中国佛教协会工作，开始从事宗教理论、宗教政策法律法规领域的研究工作，1990年后，在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会长直接领导下，长期从事有关宗教理论、宗教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的研究工作，为协助政府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提高佛教界的宗教政策水平，维护佛教界的合法权益等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著作有：《宗教政策法律知识答问》、《宗教政策知行录》等，并撰写了研究《日本宗教法人法》系列论文，是我国跨宗教学理论、当代宗教现状、历代宗教政策、有关宗教的法律、法规等多学科领域的国内少有研究者之一。

徐玉成：现任中国佛学院政治课老师

四十岁遇见佛教

如果你问徐玉成：“你是否是一位佛教徒？”他会给你肯定的回答。

徐玉成从记事起就没有见过寺庙或出家人，直到1986年调到中国佛协工作之后，才第一次见到真正的法师和僧人。

用徐玉成自己的话说：“当时已经四十岁了。刚开始时与僧人共事有些不自在，总觉得佛教是迷信佛家的智慧就是哲学，对他们信仰佛教感觉有点怪怪的。后来随着与法师们接触多了，逐渐对佛教产生了好感佛家的智慧就是哲学，特别是了解了佛教基本教义之后，认识到佛教并不是迷信，而是包含着人生的深邃智慧和深奥哲理的文化事业。”

第一次让佛法走进徐玉成心里的人，是宏祥法师。宏祥法师给徐玉成讲佛教的无常观时说，“佛教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无常的，都处在成、住、坏、空的刹那变化之中，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人有生、老、病、死，世间万事万物都有成、住、坏、空的过程和规律。”

这让徐玉成大出意外，他感到佛教与平时学的哲学辩证法，有很多相似之处。

从此之后，徐玉成对佛教好感倍增，他开始阅读相关佛教的基础知识的书籍，诸如赵朴初居士的《佛教常识答问》、正果法师的《佛教基本知识》等。再后来开始阅读《心经》、《金刚经》、《六祖坛经》、《维摩洁经》等经典。

徐玉成皈依正式成为佛教徒，是在1993年。皈依以后，他从理性的角度认同和信仰佛教，同时也会体验一些佛教的仪式，如：打坐，供佛，拈香等。

徐玉成著《宗教政策法律知识答问》

佛教让他有理、有情、有义

佛教信仰对徐玉成有很多加持和安慰。

比如，在工作中，难免与领导之间产生意见不一的情况，有的时候，会身处孤立无援的境地。徐玉成表示，佛教信仰能够帮助自己正确面对这些困难和困境中国佛学院政治课老师四十岁遇见佛教，在坚定信念的同时，可以用善巧方便，圆融无碍的心态，有理、有情、有义地去面对困难和解决困难，同时对困难从不畏惧，在困难面前仍然追求真理和公义。

徐玉成经常自责信仰佛教时间太晚了，他说，“因为信了佛以后，自己原来比较急躁的暴烈性格有了很大的改变，变得圆融，宽容和耐心。如果早些时间了解佛教，早些学习和信仰佛教，会极大地减少用暴力管教孩子，就不会用简单、粗暴甚至傲慢去处理与同事和领导之间的关系。也许家庭关系更加融洽，与同事和领导的关系会更加和谐，不至于在工作中得罪了人而还不自知。”

徐玉成著《宗教政策知行录》

徐玉成眼中的佛教：填补先秦文化的空白

徐玉成发现小时候母亲的许多教导，都多多少少包含着佛教的思想：例如：多做善事，不做坏事，因为作善事会有善报，作恶事会有恶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尽管徐玉成不是成长于佛教家庭，但从小时候，就已经受到“做善事有善报，做恶事有恶报”因果思想的影响。

徐玉成认为，佛教文化已经深深嵌入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佛教传入中国，解决了当时中国社会民众在终极关怀的缺失问题。

徐玉成表示，古代先秦诸子百家文化早熟，虽然在理性辩证方面异彩纷呈，但是，都是注重人生义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现世问题，思辨能力很强，道德说教众多，治国方略汗牛充栋。但是，各家各派都缺乏对人生死后终极关怀方面的关注。

《论语》中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这种莫视和淡化人们生死的理念，使先秦文化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缺陷和空白。

正好，佛教的生死观、因果轮回等学说和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填补了这个空白，满足了基层百姓对来世精神寄托的需要，填补了中国先秦固有文化的空缺和不足。

此外中国佛学院政治课老师四十岁遇见佛教，徐玉成指出，佛教的“诸恶莫做，众善奉行，自净其义，是诸佛教”的核心教理，也符合儒家道德伦理方面的教导。例如儒家提倡的“积善人家必有余庆，积恶人家必有余殃”，与佛教提倡的：“做好事有好报，可以进入西方极乐世界，做坏事有恶报，可以下地狱六道轮回”等等思想是一致的，通过变文、说唱的形式，在民间广泛地传播，其影响非常广泛和普遍。所以，佛教传入以后，很快在民间深深扎下了根。

徐玉成与赵朴老等亲切交谈

徐玉成眼中的佛教：就在日常生活中

佛教对中国的影响，同样存在于上层社会。佛教的经典学说中关于“空”、“有”、“无”的般若思想，和以静、净、定的禅宗思想传到中土后，在东晋产生了带有玄学化倾向的“六家七宗”般若学派，对于上层士大夫阶层和知识分子有很强的吸引力。当时谈论玄学成为上层文化人一种风潮，尤其是禅宗的理论，更加成为上层人物甚至是帝王和皇族们修持和参悟的功课，其影响达上千年。

例如：梁武帝、隋炀帝、武则天、唐宣宗、元世祖、清世祖等皇帝信佛，经常请禅师到皇宫谈禅论道参话头；另外，历代大臣和著名文人，如白居易、张方平、王安石、苏轼、裴休、范仲淹、张商英、宋濂等许多朝廷重臣信佛，使佛教在上层得到广泛的弘扬。

在文化上，佛经的翻译，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支持和资助；还有佛教艺术与绘画、雕塑不断融入到中国社会。在民间，主要是变文的发展与普及，许多佛教故事通过民间艺人们的说唱等艺术形式得到广泛传播，使佛教的许多语言、词汇都融入到民族语言和文化当中了。

例如“大千世界”、“苦口婆心”、“万劫不复”、“觉悟”、“慈悲”、“因缘”、“魔障”、“戒律”、“实际”、“大慈大悲”等等日常用语，许多都是来源于佛教，到了现在可以说，佛教文化已经深深地嵌入到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文化中，无法把两者分开了。

现在许多人，信仰佛教是出某种于功利心，期待通过佛教信仰来获得某种利益或某种好处，这与佛教本来是让信仰者摆脱烦恼、放下执着、得到解脱，从而除去内心执着与贪念的本意是背道而驰的，这令徐玉成很痛心。

一个佛教徒的“爱与和平”

对于不同信仰的宗教信徒，徐玉成怀着一颗尊敬和喜乐的心情，一视同仁，不会产生厚此薄彼，歧视问题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都是一样尊重和欢喜”。

徐玉成认为，各类宗教，无论是道教、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包括印度教、犹太教等等，能够传播和发展到今天，并且都拥有上千万、几亿甚至十亿的信徒，说明它们都具有其各自的长处和优点，都在从事着教化社会大众的工作，都是为了人与人之间互相关爱，为了世界和平，社会和谐，文明进步而不懈努力。

徐玉成长期在中国佛教协会工作，中国佛教协会多年来，一直从事加强与世界佛教人士和其他宗教的友好联谊和交流工作，例如参加“中日韩三国佛教友好交流会议”、“世界佛教联合会议”、“亚洲佛教联合会议”、“亚洲宗教者和平会议”以及“世界宗教和平会议”等等。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为世界各宗教的互相交流与合作，互相尊重与团结，为维护世界持久和平做了许多工作。

他认为在当前，各宗教更应该团结起来，互相包容，互相尊重，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佛家的智慧就是哲学，不应该相互排斥，要通过彼此交流，相互融洽，在宗教中国化的道路上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