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生死之论：道家的生死哲学

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生死之论：道家的生死哲学

死亡是所有生命注定的最终归宿，不能脱俗的人类执著地渴求着永生，于是，关于生与死的思考锻造了人类哲学的恢弘与博大。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生死之论，不乏智者和睿者，其中道家生死哲学，以其丰富的理论内容，深刻的思想内涵，脱俗的不凡见解和独特的美学意境，格外醒目的凸显了出来，为中国乃至世界生死哲学理论宝库书写了不可或缺的一笔，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正是由于道家生死思想的丰富深刻，其见解的超凡脱俗，所以，本文虽然很想穷尽道家生死哲学的特点，但实际上却很难很难，所以只能是“浅析”其特点了。“任何一种思想体系都不是从天而降，凭空出现的，都有其赖以产生的客观环境和主观条件”。道家的生死哲学也不例外。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极为混乱的时期，臣弑君，子弑父，列国之间尔虞我诈，弱肉强食，战乱频繁，是个杀伐竞争的年代，“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死亡是当时人们不得不面临的残酷现实。但另一方面这个时期由于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改变，又使得春秋战国时期成为了一个充满生机的时代，体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就是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学术高峰，也就是在这时，诸子百家首次抛弃了先民长生的幻想和对鬼神的盲目崇拜，纷纷以理性的眼光来反思生死问题，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道家的创始人正是立足于这样一种社会大背景下，以“万物皆一”的开阔视野看待生死，超越了一时一事、一得一失，确立了极具特色的超越死亡、生死存亡一体的生死哲学。

一、生死同质的唯物意识

道家基于“气化”理论的生死同质说非常独到，有着很明显的自然主义色彩和唯物意识。以自然哲学为特点的道家哲学，以自然主义的“气化”理论作为逻辑起点，侧重于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探讨生死问题，建立了中国哲学史上独特的生死哲学理论。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无论是天地万物，还是玄虚之道，都是以自然为其基本原则的，自然就是人、地、天、道的规范。在老子看来，人和自然万物的生死变化都来自于“道”的阴阳二气所决定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相关思想，并以“气”为根基，在天地万物通于一气的自然观基础上，以“物化”的理论来诠释生死，把生与死融入宇宙大化运行、万物生灭变化之中，建立了道家极富超越精神的生死哲学。“气”是道家哲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它是构成万事万物的最基本元素，自然界的一切事物无不系之于气。在道家那里，“气”是生命从无形到有形的基本成分，生死同质，都系之于“气”，生死转变实际上是“气”的聚散变化。在道家看来，“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曰：通天一气耳”。道家把生与死铸入了无限的天地整体之中，身体“是天地之委形也”，生命“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是天地之委顺也”。

“杂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生命产生的过程，就是由天到气，由气到形，由形到生命的过程，人的生死也就是气的聚散，是自然而然的过程，所以生死并不神秘，是自然物质化合变化的结果。也因此，死亡其实并不是生命绝对意义上的终结，而是作为自然万物的一分子，始终处于“万化而未始有极也”的“始卒若环，莫得其伦”的“物化”链之中的。其逻辑结论：既然人的生死是一个“物化”的过程，生死本身也就不过是“气”的不同变化形态，那又何必悦生恶死呢？无疑，道家不仅力图消解人们对死亡的恐惧，而且试图跨越人类生死之困，使人的生命在某种意义上获得不朽。基于具有唯物色彩的“气化”理论，道家关于生死的最终结论是：“死生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生死之论：道家的生死哲学，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就这样，生死在道家的先哲那里完全没有了神秘感，在他们看来，生命体的生与死转换犹如日夜交替般自然。显然，按照道家“气化”的理论，人类并不存在永远无法跨越的生死之自然大限。道家在这里将人类的个体从现实的世俗世界的束缚中释放出来，将个体的生死放到自然的大背景中。这在无形中化解了个体生命的有限性，凸现出宇宙大我的无限性。在“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豪情中道家哲学对，生与死的问题也就上升为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道家运用“气化”理论对人类生死之困的观念性突破，具有巨大的精神解放意义。而且，在客观上由于这一观念性的突破，闪耀着唯物主义思想的光辉，在实践层面上也有利于人们正确认识生命现象，把握死亡的本质，正确处理生死问题。

二、“死生存亡一体”的辩证思想

道家学说的奠基者是中国古典辩证思维的大哲，这使得道家的生死观始终贯穿着对立统一的辩证精神。在生与死的问题上，他们首先认同生与死的对立，同时又认为二者的对立并不具有绝对的意义，二者在本质上都统一于“气”。关于生命的短暂性和死亡的必然性，庄子有过一系列的论述：“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死生为昼夜”，“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但道家并未因此就以二元对立的态度来看待生死，相反，他们认为生死之间具有共通性，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在《秋水篇》中庄子就说道：“明乎坦途，故生而不悦，死而不祸，知终始之不可故也。计人之所知，不若有所不知；其生之时，不若未生之时。”也就是说，既然知道死生是人所必然要行走的道路，所以活着没有必要喜悦、死了也不要认为是灾难，因为生与死始终是处于变化之中的。计算人所知道的，总比不上人所不知道的，人有生命的时间，总比不上他没有生命的时间。由此，庄子得出结论：“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在道家先哲们的眼里，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就是不停地向对方转化着，生与死也是如此，也是不断转化的。生死其实是一个同步进行的过程：生命开始了，也意味着一步步靠近死亡，而一种生命的结束则意味着另一种新生命的开始。

生与死原本是同质的、一体的，生死存亡的一体性，使得生死具有互属性、同时性，生与死之间并无清晰的界限。那么，生死何以会是一体的？道家先哲立足于“气化”的基本原理，认为生死统一于“气”。对此，庄子就有过具体而形象的阐述：“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变化为神奇，神奇变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圣人故贵一”。生是死的连续，死是生的开始，谁知道其中的规律！人的出生，不过是“气”的聚积而已，“气”聚积起来便是生命，“气”消散了便是死亡。如果死生是相属的，我又有什么忧患呢？所以万物是一体的，通常人们把所赞美的视为神奇，把所厌恶的视为臭腐；然而，臭腐可转化为神奇，神奇又可转化为臭腐。所以说，整个天下是一气相通的，因此，圣人珍视同一。可见，在道家大哲看来，生与死并没有确定的意义。如果能够与生死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将生死置之度外，超越生死，就能够真正达到淡泊静观的境界。这是一种至美的境界。对于道家先哲的这种超然与洒脱，现代人真的是可望而不可及。道家的奠基者在春秋战国战乱频繁的时代，面对人为制造的死亡现象，以及人们对死亡的极度恐惧，抛弃了先民长生的幻想和对鬼神的盲目崇拜，怀着忧思与希冀，以理性的眼光通过对久困着人类的死亡与生存、瞬间与永恒的反思与探索，为人类的精神家园构筑了一个完美的归宿。道家大哲们是伟大的，因为他们用智慧、生动而具体的辩证生死观彻底解放了人的精神，舒缓了人的心理压力，使人拥有了自由而浪漫的心灵天空。这在今天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在净化现代人心灵的意义上，道家生死存亡一体的辩证生死观，仍有着太多可圈可点之精华。

三、生死必然的宿命观

道家用天地万物变化的普遍规律来观照生存和死亡的必然性，深刻认识到生死必然的现象。道家认为，在有形的天地万物之中有一个无形但却充满着生机的“道”在静静地流动，宇宙间的一切运动不过是“道”流行的结果和表现，天地万物都随“道”自然而然地生长变化着，一切都在“道”的必然之中。这就是“命”。“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由此认为，生死必然各有定分：“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庄子则更明确地说道：“人死者有时”。“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在他看来，人的生死是必然规律。当然，由于认识的局限，道家的先哲们并不能深刻把握生死必然的内涵，他们所理解的生死之必然，不过是对命中注定的服从。对此，庄子也有不少的论证：“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对于庄子而言，这种必然性只能是外在于个体生命的一种无奈：“吾命其在外者也”。正因为这样，个体生命是无法改变它的。既然生存和死亡都是一种必然，那么活着虽然值得珍惜，但不必过于执著；死亡虽然遗憾，也应该欣然面对。对待死亡的态度，就不必过于恐惧和担忧，而应当是超然和顺从。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在道家先哲们看来，凡夫俗子正是因为不懂得命运是不可抗拒的必然，所以悦生恶死、趋荣避辱、极力逃避命运的安排，所以他们不能真正地享受人生。只有认命、知命、安于命，才能在任何情况任何环境下，始终使自己的心境处于“其寝不梦，其觉不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的“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的安宁、恬静的状态，从而在精神上也就会体会到一种自由的满足。当然，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只有“真人”才能做到这一点。现实生活中，“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于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个体生命中，生死各占三份，但有些人为了求生却往往步入死地，结果使死的因素又增加了三份。之所以这样，就因为其求生欲望太强，违背自然之性过分益生，反而害生、损生。由于人们天生就“悦生恶死”，所以往往会不理智地逆天行事。知道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以至于整日栖栖惶惶，在无限的心宁不安、心理痛苦中走向人生的终点，他们往往想挽留生命、想在这个世界上多停留一些日子，但由于沉重的心理负担，反而加速了其死亡的进程。这些人殚精竭虑、劳神苦思，不知道顺应自然之道而去“益生”，反而“以好恶内伤自身”。从死亡的必然性，道家推导出了超然淡泊、安于现状的人生观。

其逻辑推论是：既然“命”的存在与否是一种必然，生死变化是自然之道在个体生命中的体现，非人力所能左右和改变，因此，人们就应当以顺乎自然的态度去处理生死问题，反对人为的追生避死。要“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悬解”。对死亡的认识直接影响了道家的人生观：人或生或死都是注定的，犹如人死是无法改变一样，人生的际遇也是不可改变的，是既无力抗拒也无法逃避的，个人所能做的只能是改变对命运的态度，安于现实，听任命运安排，“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只有安于“生”、顺从“生”，做到“安时而处顺”，放弃世俗的一切勉强顺应生命的本性，才可能真正地享受人生，并达到道德的极致。人若能这样，即可超越“哀乐”之情，获得“悬解”效果，从必然性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得到精神上的最终解放，体验到心灵上的绝对自由。道家由生死必然性而演绎出顺应命运法则的宿命论，无疑具有消极的听天由命之嫌。但若排除这一糟粕，更用心地解读蕴涵于其中的精华，那么，我们不难看到，道家虽然承认并欣然接受死之必然这个“命”，但是他们并没有从这一宿命论走向悲观主义，而是走向了达观主义。悲观主义是以有限观有限，以生观生，闪避死亡畏惧死亡，结果是削弱了个体生命的生存意志和独立人格，一生都背负着对死亡的恐惧和压迫。

而道家的达观主义却是以无限观有限，所以，道家从死之必然这一宿命的结果得出的结论是：正因为死的必然降临，使生命成为了有限，所以，一方面要坦然面对死亡，不要执著于生不放；另一方面更应该从有限的生命中活出无限的自由和品质来。在道家的大哲们看来，活着就要像《庄子》中屡屡称颂的“真人”、“至人”、“神人”那样：“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诉，其入不距。”“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恬于生而静于死”，超凡脱俗、虚明旷达、洒脱超迈而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在现代社会，人们对财富和权力等身外之物的贪婪追求和物欲享受，使得生活日趋忙碌和劳累，身心日趋疲惫和空虚，既无暇对生命给予形而上的沉思，更懒于寻求生存背面的死亡意义。与此相应的其实是生活质量的下降道家哲学对，表现为生活的沉沦、超越意识的遗忘、宗教观念的淡漠、人文精神的丢失，与物质财富快速积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生命沙漠的迅速扩大。在这样的社会，道家生死必然论所体现出来的对生命运动规律的尊重，以及不以人之好恶之心左右人生命运，不悦生不恶死，洒脱淡泊、虚明旷达等思想，不仅在对待死亡方面，对培养现代人超越死亡的意识，正视死亡，摆脱死亡困惑，用有限的生命积极面对无限的世界提供了极可贵的精神慰籍和情感愉悦，使现代人在死亡降临时，虽然不一定能够做到以死为美或鼓盆而歌，但至少能够平静坦然地面对它接受它；而且在对待生存方面，对难以脱俗的现代人的借鉴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对于生活在被物质异化了的现代社会的现代人而言，如果一个人能心地坦荡、胸襟豁达、态度超然地对待死亡，对待生活和生命，做到“安时能处顺，哀乐不能入”，那么，他的人生道路上就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摧毁他的意志、崩溃他的精神，就能拥有现代社会应该具备的健康心理，从而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

四、与“道”合一、死而不亡的理想境界

道家生死哲学的逻辑起点是“道”。“道”是道家哲学的最高范畴，是考察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因此，道家对生死问题的思考和探索也不可能离开道论的基础。道家认为，“道”是客观存在的实体，它生成了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也因此，“道”是无所不在的宇宙整体，“道通为一”。道家认为，在“大道”运行的流程中，万物相互之间是没有界限的：“以道观之，物无贵贱”。生死其实是了无差别的，“万物一府，死生同状”。这样，道家以自然主义的“道”论为其逻辑起点，建立了与“道”合一的生死理论。基于“道”论的道家生死哲学其实是一种境界哲学。其生死哲学的最高目标便是达到死而不亡的境界，“不失其所者久也，死而不亡者寿也”。道家先哲们认为，虽然人的形体总归要死去，腐烂之后化为黄土，但是，如果能够忘记肉体生命的存在，实现“与道合一”，就可以进入死而不亡的境界。老子说：“吾之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而庄子则说：“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入于天”就是将个体的小我融于宇宙的无限之中，就是生命的超越。又说：“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

人一旦忘掉肉体生命的存在，便能大彻大悟，心情就会像朝阳一样清新明澈，就可以“见独”达到绝对的“道”。从此便可以超越时空，超越肉体的生命，获得永恒的生命，死而不亡。庄子不仅继承和发扬了老子死而不亡的理论，而且还进一步提出了达到死而不亡境界的途径就是“体道”，而获得“体道”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心斋”法（心灵的斋戒）。“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显然，“心斋”的过程就是致虚守静，去知去欲的过程。在道家先哲看来，只有心志专一，感官停止活动，才能因为无私无虑，保持虚静的心境，获得精神的解放和心灵的自由，达到与“道”合一的至高境界。二是“坐忘”法（自我忘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同于大通”即“与道合一”或“与道相辅而行”，是心灵获得解脱后精神上的一种升华。其实质就是通过“毁弃四肢百体，屏黜聪明心智”，从而达到“内不觉其一身，外不识有天地”的混沌状态。处在这一状态中，就能做到既遗弃外在之自然与社会，又可以忘却内在之肉体和智慧，进入道家所崇尚的“物我两忘”境界，也只有物我两忘，才可能与大“道”相通。从而“与道相辅而行”，无往不通，无处不顺，来去无滞，自由自在。简言之，人们可以通过“心斋”和“坐忘”忘掉身体的存在及欲望，在精神上与无所不通的“道”合为一体，并借助道的永恒，达到个体生命的永恒。

在此，无论是“心斋”还是“坐忘”，看起来好像是非理性的玄虚之路，但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是为超越必然性的生命困境提供方法，确定通向心灵自由的途径，实现“与道合一”。并最终进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自我与自然融合为一的境界。实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这种境界体现在生死问题上，便是“无古今”、“不死不生”，死而不亡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生死之论：道家的生死哲学，这正是道家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正是在此意义上，道家在境界层面上超越了生死之困，达到了死而不亡、不死不生的最高层次。从道家先哲们的系列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到，他们将死亡的本质定位在自然之气的变化形态上，认为死亡既是必然的，又是自然的，在“大道”运行的流程中，达到死而不亡的境界是可能的。尤其令人拍案叫绝的是，道家生死哲学虽然侧重于甚至执著于“死”而不是“生”，但并不是因为想“死”而注重死，更不是鼓励人去死，他们是为了更好地“生”而注重对死的感悟和探索。在此，彰显的正是道家哲人们对“生”的关怀和注重，只不过，道家对人生的关怀并不是世俗地停留在尘世的层面，而是立足于“道”的高度。因此，他们不仅能“认命”，更因为做到了“知命”而真正地勘破了生死，从生命中超然而出，不为生死所拘束，于是，形而下的生命因此有了形而上的超越。

这种以死观生的独特生死观，构成了道家不同寻常的特有的审美生存方式。这也就决定了道家的先哲们在实践的界面能够真正做到直面死亡，笑傲死亡，并从心灵上、精神上予以彻底地超越，从对死亡意义的领悟中消除对死亡的恐惧，进而获得逍遥的人生。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份逍遥，他们崇尚自然，崇尚无为，注重生命的个体价值，追求一种能消除个体与自然与他人与自身分裂的和谐，追求理想人格，从而获得完全自然的自由精神，最终达到对生死的彻底超越与解脱。道家生死哲学透射出的对生命存在的理性执著和对死亡困境的达观态度，在令今人感叹不已的同时，恐怕启迪应该是更深刻的。

五、“乐死”“善死”的美学意境

无法免俗的芸芸众生总是忌讳“死亡”话题，言之，也必定是与阴森、黑暗、不祥、幽灵、晦气等等贬义的概念相连，然而在道家哲人那里，却通过对死亡的沉思，彰显了他们与众不同的睿智与洒脱，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居然以审美的眼光去审视死亡，并赋予了死亡独特的美学意境。怎样对待生，如何直面死，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现实。悦生恶死，乃人之常情，然而在道家看来，不仅万事万物是同一的，而且万事万物的产生与死亡也是等同的，道家在倡导“齐物论”的同时，主张“等生死”，认为生不值得高兴，死也用不着悲哀。因为人与自然本为一体，人或生或死，都是物与物之间的自然转化，是没有多大的区别的。人死，不过是“寝于”天地之间的“巨室”之中，没有必要为之而悲哀，“死”只不过是自然界运行中的一个过程而已，最终都得归于“道”之自然。所以明智的态度是面对一切变化得失，都应顺应自然，只有顺应自然方能超越存在，存在是有限的，超越的精神却可以是无限的。“今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治，恶乎往而不可哉！”。人不应该固执于生死转变中小小形体的变化，而应该顺应存在于自然自身的整体变化。如果人人都能认识人的生死不过是自然形体的变化而已，那自然就能以达观的心境泰然接受死亡的事实。

基于上述理念，道家不仅不恶死、不惧死，相反却是勇于并乐于接受死亡的来临。最能反映道家面对死亡超然态度的，是道家先哲们提出的“善死”观点。在道家的哲人们看来，人生实际上是一个“苦身疾作”、“夜以继日，思虑善否”而又“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的辛苦劳作过程，相对于“生”的这种辛苦，“死”实在就是一种解脱、一种休息：“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以生为丧，以死为反”。生为漂泊，死为归家。所以，死其实并不可怕，相反却是一种休息、一种归家、一种人生痛苦的解除，是可乐之事。因此，道家的先哲们对待生死的态度就是视死如归，“哀乐不能入”，因此，他们不仅对于身老病残，由生到死，能够泰然处之。甚至还歌颂死亡、赞美死亡，认为死亡才是人生的至乐之道。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就曾通过梦遇骷髅的寓言，以机智幽默的对话，宣扬了生的苦难和死的乐趣：“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纵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活着是人生之累，死了就没有这些忧虑了。因为死了，上面没有君主，下面没有臣子，也没有四季的冷暖变化、世态炎凉，怡然自得地与天地共长久，因此，一国之君虽然是快乐的，但仍胜不过死亡的快乐。

在道家眼里，人死后是多么的自由快乐！“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的自由空间，简直就是一个极乐的大同世界，人世间的一切炎凉、烦恼、辛劳、苦痛在这个极乐世界中荡然无存。由此观之，人的死不但不值得悲哀，反而还应该庆贺才是，因为人死后不仅能消除人世间的一切烦恼，而且还能领略到“南面王乐”都无法感受到的快乐。最能说明道家对待生死态度的，是庄子妻死，他却鼓盆而歌的典故，当有人因此指责他不近人情时，庄子说：“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本无形，非徒无形也本无气，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命乎，故止也”。在庄子看来，妻子起初本是没有生命的，不仅没有生命，而且还没有形体，不仅没有形体，而且还没有气息。在若有若无的自然之间，变而成气，气变而成形，形变而成生命，现又变而为死，这样生来死往的变化就好像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一样。现在妻子已经静静地安息在天地之间，而我还在哭哭啼啼，这才是真正的不通达生命，所以我才不哭。从此可知，庄子的“鼓盆而歌”，看似不合伦理不合常规，但却表现出道家哲人对死亡的大彻大悟。道家透悟生死，超越死亡的束缚，不为其所压抑、屈服的超然态度和浪漫气质，令世人钦佩。道家审美地看待死亡，超越生死，“乐死”“善死”的超然境界所具有的人生感悟和审美价值在于：它给人死亡美的领悟、精神上的安慰和情感愉悦趋向的满足，以对生死转化的独特诠释，强调了对生命的执著在于对生命品质和自由的超越性追求，否则，毋宁选择死亡，这就是“生”的意义和“死”的价值。

所以道家的先哲们赞美生命也赞美死亡，正视死亡也珍视生命。显然，“善死”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避免赖活着，在于要死得其所死得有价值道家哲学对，这不仅淡化了个体生存的世俗功利目的，而且升华出一个泯灭生死的至美境界，进入生命的深层结构。它直面与死亡相伴而行的恐惧、惶惑、痛苦和磨难，探索死亡在人生中的地位与价值，不懈地追求存在于死亡背后的出路与希望，使道家生死哲学呈现出生死审美观照与哲理思辨融为一体的特征。无疑，道家关于“乐死”“善死”的思想是深刻的，更是浪漫的，本质上它不是把人引向宿命论的歧途，而是让生命从狭窄、困扰、惶惑和死亡的自我冲突中解脱出来，在心灵上与宇宙本体凝聚成共同的永恒存在，使人的心灵走向绝对自由的精神家园。德国18世纪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曾经说过：哲学是怀着乡愁的冲动去寻找精神家园。这一精神家园因为道家对生与死的解读而更加深刻，更加富有情调，更加具有美的意蕴。同时，这对现代人越来越关注的临终关怀和“善死”研究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