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老子和庄子的法律思想

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老子和庄子的法律思想

[]——(2007-6-28) / 已阅17779次

道家法律思想简叙

孙荣杰 扬州

道家，又称道德家，是以“道”为其思想体系核心的一个学派。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中写到：道家“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即道家主张以“无”作为宇宙本体，以顺应自然为最终归属。先秦道家学派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春秋末期的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战国中期的庄子是道家的集大成者。所以研究道家学术思想的人言必称“老庄”，道家学说也被有些人称为“老庄”学说。道家思想的最重要的两个关键词是“无为”、“自然”。“自然”指事物本来的状态，“无为”是指不作为。道家认为，宇宙的基本规律——“道”，是以无为顺应自然。这是道家的基本命题。下面我就从老、庄法律思想和稽下道家法律思想这两个方面谈谈自己的一些浅见。

一、老子和庄子的法律思想

1、 老子“道法自然”的法律思想

老子的法律思想主要集中在《老子》一书中。《老子》又称《道德经》，现存八十一章，一般认为并非老子所作，但基本上代表了老子的思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这是老子法律思想的核心。“道”是《老子》哲学体系中的最高范畴。“道”既指宇宙万物的本源，又指万物的规律。“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道德经》第25章）”道的运行历程循环往复，不可穷极。“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万事万物都有各自发生发展的途径，事物总是向相反的方向发展。老子所谓的“道”从本质上来看，它不是物质实体，而是一种绝对精神。老子认为虽然“道”可生育万物，但它却是毫无意志、无目的，顺应天地万物之自然，以自然为法则。所以“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没有一件事物不是它所为）”，“道法自然”。 既然道和天地万物都是以“自然”为其根本法则和运行规律，那么按照“人道本于天道”的原则，就必然会引出“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道德经》第六十四章)的结论。只有对事物采取“效法自然”、“顺应自然”的态度，使事物都处于不受任何外力干涉和无束缚的自然和谐状态，才能达到顺应自然规律和时代潮流的目的。这就是老子提倡的所谓“道法自然”的立法思想。老子的“道法自然”的立法学思想，从正面来看即要求人类立法应持“以天合天”的态度。强调人在立法中应该“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去行事，要求尊重事物和社会的自然本性和规律，切不可以人的一时功利价值随意地去衡量一切，剪裁一切。老子的“道法自然”的立法学思想，从反面讲，即要求人类对于社会进程切不可“以人灭天”。不可从人类的一时功利目的出发，以“妄为”的立法去破坏社会规律，以“强为”的立法去扭曲人的本性。

老子不仅用自然之道解释天地万物，而且用自然之道来衡量、判断社会人事.通过避免矛盾，避免斗争来达到社会的稳定。这就是老子为统治者设计的理想治国方案——“无为而治”，也是“道法自然”哲学思想的体现。老子认为，自然的天道是“无为”的，人们遵循天道行事，就要自然无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道家思想的励志电影，以百姓为刍狗。”（《道德经》第三十七章)天地是不偏私的，任凭万物自然生长；圣人也是不偏私的，任凭人民自己发展。这是老子对“自然无为”思想的说明。在老子生活的时代，“礼坏乐崩”的趋势难以挽回，老子同时又认为“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因而反对“法治”，肯定“为无为，则无不治”（《道德经》三章）。也即最理想的治国方法是无为而治。那么什么叫“无为”呢？《淮南子》对老子所讲的“无为”有比较确切的解释：“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权。自然之势，而曲故不得容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无为就是要求顺应自然，遵循事物的发展规律，不贪功冒进，成功之后也不居功自傲。“无为而治” 的第一个要旨是要求对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道德经》第二章)。在老子看来，不管是“以德治国”、“以智治国”，还是“以力治国”，皆是违背人的自然本性的行为。无为而治”的第二个要旨是“不争之德”。老子依据“柔弱胜刚强”的道理，大力提倡“不争之德”。老子讲的“不争之德”，虽含某些消极因素，但它并不是纯粹消极的人生之道，而有着极其深刻的辩证法底蕴。在老子看来，道的本性是“利万物而不争”(《道德经》八章)，所以道法者亦应“为而不争”，即是利万物而不与物争功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老子和庄子的法律思想，利他而不与人争名。正因它能“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叫“不争即大争”。 “无为而治”的第三个要旨是要求国家治理者必须具备“无为”品格。老子所谓“无为而治”，在依法治国上不止限于国家管理，而且也要求国家治理者在自身道德修养上努力达到“无为”的思想境界，也就是治国与治人相结合。

老子还大力提倡“不仁、无私”的司法思想。这里的“不仁”就是“不偏爱”、“不感情用事”。“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是说天道不分亲疏，没有偏爱，永远帮助善人。善与不善的划分标准，就在于行动是否符合自然。符合自然，就会得到天道的帮助，违反自然，则要受到天道的惩罚。从现代法治建设的思想来诠释不仁、无私”的思想的话，可以这么来理解：正因为天道具有公正、无私的特点，所以要求顺应天道，体现公正、无私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老子和庄子的法律思想，这样才是符合“道”的要求。就是既己有了合乎“道”的法律制度，则就不能够厚此薄彼，而应该一视同仁；既然一切都己在法律的制约之下道家思想的励志电影，那么一切在法律面前都应该是平等的。这样看来，“不仁、无私”的思想体现了现今司法思想的核心价值内容，在当今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2、 庄子自然主义法律思想

战国时期的庄子是继老子之后，道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位极有特色而影响深远的人物。

庄子的思想学说来源于老子道家思想的励志电影，“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 。庄子和老子一样，把“道”视为天地万物的本源和主宰。庄子认为，在人定法之外，还存在一种来源于自然的自然法规则或自然秩序，此即“天道”。在《庄子》一书中充满了对“天道”的赞美和推崇。例如“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庄子．天道》。“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庄子．大宗师》）。从《庄子》一书中我们可以得知，“天道”的基本特征是：自然无为，公正无私，广大无边，无所不在。正因为如此，所以人们必须效法与遵循“天道”、“循道而趋”，而不可背道而驰。同时，庄子和老子一样也认为“天道”是自然无为的。庄子指出，“无为”是根本，自然是最完善的，一切顺乎自然，不要加以人为。如果人为地加以改变，那就只会损害事物地本性。人们不能人为地改变事物的自然本性，否则，必然酿成恶果。“天道”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不仅是人们必须遵守的，而且是可以被人们所认识的。庄子认为，他心目中的“圣人”与“真人”就完全能认识“天道”，并能按“天道”的要求行事。“古之真人，以天待人，不以人入天。”（《庄子．徐无鬼》）“圣人”、“真人”都顺任自然，不强做妄为，一切取法于“天道”。

从庄子“天道”思想和主张效法自然来看，庄子与老子的自然法思想是一致的。老子和庄子之间思想学说关系可以说是前后承继的。不同之处，老子崇尚自然法，并不一概反对人定法。而庄子除了推崇自然法之外，对人定法持有根本否定的态度。也就是说庄子的法律虚无主义思想十分突出。他反对人定法，主张毁弃一切法度，对封建法治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和抨击。庄子认为，繁杂的法律制度和严酷的刑罚只能给百姓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痛苦，而且并能使社会长治久安。关于犯罪的根源使由于统治者实行苛政和横征暴敛造成的。百姓铤而走险，出现盗贼现象，只应责备统治者，而不应怪罪百姓。庄子在这里的看法是继承和发挥了老子的“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思想。在深刻揭露和沉痛的批判当时统治者的同时，庄子还进一步主张毁弃一切法度，认为君主制定和颁布“经式义度”是“欺德”、“逆天道”的行为，应当让人类返回到蒙昧无知的“至德之世”去。庄子对封建法律的揭露和批判是比较深刻的，但他主张取消一切制度和法律规范的虚无主义思想，在中国法律思想发展史上有着极大的消极影响，对我们民族的法律观念起了淡化作用。这种虚无主义的法律思想在客观上也阻碍了中国古代法制和法律思想的发展。

3、稽下道家的“法治”思想

稽下学派或称黄老学派，是指战国时期齐国稽下学宫中从事学术活动而主黄老思想的那部分学者所组成的学术派别。这一学术派别形成于战国，盛行于秦汉间，在道家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吸收、融会了各家学派的思想学说，而其所吸收、隐含的法律思想最为突出。稽下道家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彭蒙、田骈、慎到、环渊、、季真等人。传说该派有来自老子的师承线索：老子——文子——彭蒙——田骈。稽下道家学派，在发挥老庄传统道家宗旨的基础上，吸收了法家学说的部分内容。他们克服了法家“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的弊端，扬弃了老子拒斥礼法，消极无为，创造性地把道、法结合起来，以道论法，以法求治，同时又吸收了儒家的礼治思想成份。从整个稽下道家学派来看，以慎到所含法制思想最为突出。

慎到在彭蒙、田骈的基础上，将道家与法家思想全面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为稷下黄老派思想发展史上，道、法融合的关键性人物，被后人称之为“道德之为刑名，此其转关”。 慎到崇尚法制、反对德治。 慎到认为，宇宙之道通过事物的具体规律“理”表现出来，人类之“理 ”是自私的人性，君主因循人性自私之“理”建立法律制度。这一法理学说，构成了慎到法律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其崇尚“名法”、反对“德治”的理论依据；展现了早期黄老学派“道生法”命题的基本思路，是“道”、“法”结合的逻辑枢纽，为该派进一步融合诸子百家，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骨架。自私是人性的本质，趋利避害是人类行为规律。因此，对统治者来说，无法改变人类的这种天性，只能利用它。正确因循（利用）人情之理达到天下大治的途径，是建立公正合理的法律制度。法律的本质是对人性的因循，从表面上看，立法过程属于帝王的个人行为，但帝王的意志反映了客观的“理”，即人的本质和行为规律。慎到指出，由于社会情况在不断变化，法律也非一成不变，顺应社会规律积极变法，则是君主“通理”立法活动的继续和发展。显然，慎到关于君主依照人性之“理”立法和变法的学说，即是黄老道家所谓“道生法”的过程。 他还强调统治者为巩固政权，就必须“立法”、任法”，将人们的言论行动都纳入法治的轨道，即便是君主也必须严格遵从“法”度。

在“尚法”的同时，慎到还强调了“势”的重要。慎到所提到的“势”是指国家权力，其本质是社会众人的合力。这种合力是由有组织、有纪律、有法度组成的社会体制结构所产生的合力，而非自发形成、杂乱无章的。如何让这部庞大社会体制有效的运转呢？关键在于通过法律制度——建立严格的等级名分制度，使社会各阶层各安其分，各尽其能，形成巨大的可利用的合力“势”。可见，慎到关于“势”的理论，与其“崇尚法治”的学说是一脉相承的。

以慎到为代表的稽下道家学派，其法律思想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为法治思想。稽下道家的法治思想，是对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中国法制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在历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道家的法律思想博大精深，道家文化历史也源远流长。鉴于我本人的学术水平的局限性，上面的内容谬误和不足之处，肯定在所难免，希望老师不吝批评指正。

『参考资料』

1、杨鹤皋 主编 《中国法律思想史》（2004年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2、王晓毅 《国学举要•道卷》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9月版

3、刘新 主编 《中国法律思想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