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思想：禹合诸侯于涂山

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思想：禹合诸侯于涂山

《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八有言：“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又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在商汤时期有三千余国，西周时有一千七百七十三国，春秋时有一千二百国，战国时仅有十余国。曾经小国林立的中华大地随着时间的推移怎样能够发展成一个让世界仰慕的泱泱大国？以至于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赞叹道：“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先秦儒家哲学思想的基本观念，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维系统一的民族国家，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有共同的文化认同，纵观中华五千年的发展历史，这一文化使命的实现，离不开儒家的“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思想由来已久，源远流长。《史记》将黄帝作为五帝之首，后人将黄帝作为中华“人文始祖”，以炎黄子孙自居。自此“四海一家，谐和万邦”就成为中华民族的至高理想，逐渐积淀为“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尚书·禹贡》把天下划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个区域，称为九州，九州思想的出现标志着向往“大一统”的思想倾向和心理状态已经逐渐具象化。到商周时期，“天下一统”意识已十分明确，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便是这种思想的表现。春秋时期，孔子对“大一统”思想更是高度认可，这从孔子对管仲的评价可见一斑。尽管在孔子看来，管仲“器小”“不俭”“不知礼”，这对具有“道德洁癖”、奉礼乐为圭臬的孔子来说，可不是小毛病（孔子曾说“不学礼，无以立”），但是这些瑕疵跟管仲的功绩比起来简直是微不足道的，所谓“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至仁至贤，因此孔子话锋一转，对管仲予以极高评价：“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孔子对管仲的肯定实质就是对“一匡天下”的肯定，孔子之后孟子的“定于一”、荀子的“一天下”同样都体现了儒家的“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一词的正式提出是《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孔子的“大一统”思想在《春秋》中得到了比较集中的体现。《春秋》成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思想：禹合诸侯于涂山，而乱臣贼子惧，《春秋》以严格书法而成褒贬，编鲁国之年，而曰“王正月”先秦儒家哲学思想的基本观念，“所书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历，即周正也”（《春秋左传序》），刻意尊周。因此，《春秋》不仅是一部编年体史书，更是一部具有明显政治意蕴的经书，而《春秋公羊传》更是以其微言大义将这种政治意味发挥到极致，经曰：“元年春，王正月。”传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东汉何休注曰：“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唐代徐彦疏曰：“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思想：禹合诸侯于涂山，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春秋公羊传注疏》）这里的文王，指周文王；“王正月”，指周代历法中春季的第一个月。春秋战国时期，虽然有周王室颁布的王历，但是各诸侯并未统一采用。孔子在修订《春秋》的过程中，多次使用“元年春王正月”，这不仅是一个确定性的时间表达，更为重要的是含有尊王重统的深意，以时间上的“一”来表示政治上的“一”。《公羊传》从中诠释出“大一统”的观念，是对先秦儒家自孔子以降强调尊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大一统有文王之正的理想性一面，也有尊王的现实性一面。“大一统”三字首见于《公羊传》，“大一统”思想也成为公羊学派的核心思想。

西汉时期，董仲舒在其著名的“天人三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先秦儒家哲学思想的基本观念，表彰六经”，将儒学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于是董仲舒构建的“大一统”学说登上了意识形态舞台。董仲舒承续公羊学之“大一统”思想，对“元年春，王正月”之公羊传文进一步阐发：“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即“大一统”除了在政治和思想上统一，还要在历法、礼乐，甚至国家的代表颜色等方方面面都要统一。内容和形式的一致，才是真正的天下一统。考诸《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可以发现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超越了《公羊传》统一历法的意义，赋予了国家政权统一和国家意识形态统一的含义，即政治上的一统和思想上的一统。也只有实现了这样的“大一统”，才能免除战乱，维持社会的稳定、生产的发展，人民才能够安居乐业。

汉武帝通过对“公羊学”的推崇，使“大一统”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的主旋律。汉代的“大一统”思想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统一思想，建立国家意识形态，通过文化的一统实现政治的一统；其二是维护中华民族领土的统一，通过地域的一统实现民族的一统。文化的统一和地域的统一，都是形成共同民族认同的重要前提。

儒家的大一统思想是通过思想的统一，以达到政治的统一；通过文化的统一，以达到天下的统一。“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由此，儒家的“大一统”便构建了一个以道德为城、以仁义为郭的政治文化场域。在这个场域里，面对不同肤色、不同习俗、不同宗教的群体，儒家主张“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礼记·王制》）。开放包容一直是我们的大国格局，“和而不同”一直是我们的大国气象，但是，“不同”的前提是“和”，是建立在和谐、合作、尊重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和”的前提被打破，如果一个国家政策只有开放包容的一面，没有“多元一统”的一面，那么这个国家、这种文化会因缺少统合力而走向解体。因此，面对匈奴的不断侵扰，西汉王朝首先对其进行了精神上的感化和物质上的优待，但匈奴仍毫无收敛、不思悔改，汉武帝终于痛下决心，举兵伐之，并取得决定性胜利，换得国家的长治久安。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谈道：“中国以偌大民族，偌大地域，各方风土人情之异，语音之多隔，交通之不便，所以树立其文化之统一者，自必有为此一民族社会所共信共喻共涵育生息之一精神中心在。惟以此中心，而后文化推广得出，民族生命扩延得久，异族迭入而先后同化不为碍。此中心在别处每为一大宗教者，在这里却谁都知道是周孔教化而非任何一宗教。”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和谐完整地存续至今，儒家思想，尤其是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对此居功至伟。儒家“大一统”思想以统一为纲，确立有序的社会制度以达到治平天下的目标，是儒家的一个核心思想，也是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为历代思想家和仁人志士所继承与发扬，成为几千年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