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的僵硬社会界限被打破，各国君王不需要是圣人

不是的僵硬社会界限被打破，各国君王不需要是圣人

法家的出现原因

春秋战国是个纷乱的时期，礼崩乐坏，曾经的社会制度和体系逐步瓦解，原有的僵硬社会界限被打破。

随着战争的频繁，各国都需要提升实力加强统治。之前的政府结构和职能无法适应新的形势。面对这样的情况，从孔子起的各派思想家都力求找出办法解决各国君王所面临的问题。但他们的建议办法往往不切实际，各国君王需要的不是怎样谋求民众福祉，而是如何解决眼前难题。在这些学派中，也有少数是懂得现实政治的，各国君王通常也愿了解他们的方略，待如上宾，甚至委以高位。

他们为各国诸侯出谋划策，富国强兵、封疆拓土。他们的理论是：君王不需要是圣人，只要实行他们提出的一套方略，一个仅具中人之资的人就可以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其中的一些人为他们鼓吹的统治方略提出理论根据，这便构成了法家的思想主张。

因此，如果对“法家”望文生义，以为法家便是主张法学，那就想当然了。法家的主张，用现代语言来说，是一套领导和组织的理论和方法。

韩非子生平

韩非子，战国末期法家思想集大成者。也是战国七雄之一韩国的公子。他的生平在《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留下了简单的记录。

“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

韩非是韩国庶出的公子之一。他沉迷于形名参同术和法术思想，创立了自己独有的理论，不过最后还是回归黄帝老子的思想。韩非天生口吃，不善言辞，但非常精通写文章。他和后来成为秦始皇宰相的李斯曾同在荀子门下，当时李斯自己也承认在学问上远不及韩非。

韩非子深入分析时代和国家衰弱的原因，专心著述，完成了富国强兵的法术理论，“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其后作为使者前往秦国。据《史记》记载，秦王赢政很早便爱读《孤愤》《五蠹》等文章，醉心于他的思想，非常渴望与韩非见面，甚至说只要能见到韩非死了都值得。所以秦王故意对韩国发动袭击，设计让韩非为纾国难而来秦国。见面以后，秦王果然十分中意韩非子，想要把他留在秦国。然而，已在秦国出仕的李斯和姚贾担心韩非子会威胁他们的地位，于是二人勾结向秦王控告，说韩非子其实受了韩王的密令，企图削弱秦国。

被投入牢狱的韩非子在狱向秦王申诉了自己的无辜，然而李斯先下手为强，让他服毒自杀。后来秦王后悔，赦免韩非子，但为时已晚。

李斯

韩非子的思想

中国人很早就开始从事农业，所以办事往往依循过去惯例，农民为所耕种的土地所束缚，很少离开。他们年复一年，按季节变化耕耘作物，凭过去的经验就够用了。因此，如果遇到新的事物，首先就想过去有什么经验可以遵循。

这个传统思维方式对中国哲学有着巨大的影响。从孔子的时代起，多数学派都要找古代的权威来支持自己的学说。孔子喜欢援引的古代权威是西周的文王、周公。墨子与儒家辩论时，援引比文王、周公更古老的夏禹。孟子为能凌驾墨家之上，往往援引尧舜，因为他们是传说中比夏禹更早的圣王。最后，道家为胜过儒家和墨家，又请出伏羲、神农，因为他们比尧舜更早。

这些学派在这样做的时候，事实上是建立了一种历史退化观。这些学派，思想主张虽然各有不同，但是，他们的历史观却有一个共同点：人类社会的黄金时代在过去，而不在将来。自古代的“黄金时代”以来先秦儒家哲学思想，历史是在日渐退化。因此，人的拯救不在于创立新的制度，而要靠退回到古代去。

先秦时期各主要思想流派中最后出现的法家，在这方面是一个鲜明的例外。法家深深懂得，每个时代的变化，都有它不得不变的原因，因此必须现实地对待世界。

韩非子认为，古代的人们比较纯朴，就此而言，或许值得称颂，但那是因为当时的物质条件造成的，并不是说，古代人们的品德就普遍比后代人高尚。古代，人少而物质相对充裕，所以不争，但随着人口变多，有限的物质就相对变少，生活更辛苦，但收获却越来越少。所以就有了争夺。

韩非子认为，新环境下产生的新问题，只能用新的方法解决，只有蠢人才看不到事实的变化，而这类蠢人是的确存在的。韩非子的书中有个寓言《守株待兔》，讽刺的就是这类人。“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始皇帝

韩非子的治国之道

法不阿贵，严刑重罚。韩非子认为，人生来就品性不好。就算存在为国家前途担忧、为热爱和奉献而活的好人，可终究是少数。大多数人活着除了满足每日的欲望、生活安乐以外，什么都不考虑。这些只考虑自身幸福的愚蠢民众，就是君主统治的对象。民众本来就具有卑劣本性，仁义的说教不起作用，反而对强权高压轻易屈服。考虑到人的本性，法术统治才是具备正当性的手段。

韩非子认为，阻挠君权强化、造成国家衰弱的罪恶元凶是占据国家要职、夺取君主实权、中饱私囊的权臣。君主采用了形名参同术，就能戳破权臣的阴谋诡计。

掌握治国“二柄” 。就是掌握赏罚两项大权。韩非子认为，人性趋利而避害。“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人性之中，都有所爱憎，因此，赏罚便能发挥作用。便能做到令行禁止，于是治世之道便已具备了。

孔子

法家与儒家

在法家与儒家那里，人没有贵贱，高下之分，在法律和君权面前都一样。儒家坚持以“礼”治国，“礼”不仅是对统治贵族，对庶民百姓都有要求，这是对人心善的一种表现。将庶民地位提高，并对庶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一点，儒家是革命的。而法家是将贵族地位降低，靠奖惩来统治一切人。只有法，没有礼。儒家属于理想主义，法家属于现实主义先秦儒家哲学思想，法家在儒家眼里是残酷，粗野，缺乏人性。法家则指责儒家不切实际，迂腐守旧。

法家和道家

“无为而无不为”。这是道家的思想，它也是法家的思想。在韩非子看来，君王应当具备的一项品质便是“为无为”不是的僵硬社会界限被打破，各国君王不需要是圣人，自己表现出“无为而治”：韩非子说，君王应如“日月所照，四时所行。云布风动：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韩非子·大体》）。换句话说，运作良好的政府工作机制，君主是不需要做任何事情的。而执政掌权所要办的事情却都办了。

道家和法家代表中国思想传统的两个极端：道家认为，人本来是天真无邪的。法家则认为人生来性恶；道家鼓吹个人绝对自由，法家主张社会控制一切。但是在“无为”这一点上，二者是一致的。

后期道家对法家所主张的治国之道，也持同样的看法，只是说法略有不同。《庄子·天道》篇中称帝王之德在于“乘天地，驰万物，而用人群”。在这一段里讲“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在区别“无为”和“有为”之后，又说：“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君主的存在就是为统治天下。因此，他的作用和职责不在于做任何事情，而在于发号施令，让别人为他做事。换句话说，他的统治方法就是：以无为而用天下。另一方面，属下的职责和作用则是接受命令，按令行事。属下的作用便是被使用去做事。

《庄子·天道》强调，统治者应该什么都不想，因为如果他一旦去思想任何事情，就表明还有他未曾想的事情，而他的职责本应该想到在他统治下的一切事情。因此，君王就应该不想、不说、不做，只命令别人替他去想、去说、去做。这样，他便可以无为，而凡事都由别人办好了。但是，《天道》篇也对法家进行了批判，法家的治国之道要求君王公正无私。他应当赏罚严明，即便当罚的是亲人朋友，也不徇私；即便当赏的人是仇人，也不歧视。如果君王不能公正无私，哪怕只失误几次，整个机制便将崩溃。而这个在现实中一般人很难做到，所以法家宣称只要具有中人之资，便能治国，是不实际且矛盾的。

历史幻影

这就是韩非子矛盾之处。既设立明君难得出现的前提，用法治手段也能让平庸的君主治理好国家。但如果没有明君的出现认可法家的价值，任用法术之士，法家又该如何呢？明主和法术之士，韩非子描绘的这两种人，唯有他们具备无私的睿智，不被欲望迷失双眼，不在恐惧面前退却先秦儒家哲学思想，毅然为国家前途深谋远虑，是纯粹的实干家不是的僵硬社会界限被打破，各国君王不需要是圣人，是清教徒式的人。只是事实上，这种人确实不多。韩非子尖锐的理论下也存留一片巨大的幻影，即把一切托付给出现明主与法术之士的偶然性。其实这是他这个现实主义者的表像下掩盖着的理想主义者的灵魂，

赵高

而之后秦国的现实也暴露这个致命缺陷。韩非子死后，他的理念被秦始皇继承下来，秦始皇和李斯把秦国变成了一个军事机器，实现了统一。然而，接下来登场的是秦二世胡亥和赵高。这对最糟糕的搭档却走上了横征暴敛和恐怖统治的道路。结果，起义在各地蜂起，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大秦帝国在短短十五年后就灭亡了。也宣告了法家的失败。

在宣告法家失败的同时历史还不忘嘲笑了一把韩非子的理想主义。赵高的崛起就是因为其对法律的熟悉，经过始皇帝的严格筛选而成为胡亥的老师。而他所教的就是《秦律》和《韩非子》。

而这中人之资的君主胡亥和“法术之士”赵高，却是以法治国、强国的大秦王朝的掘墓人。如果韩非子活着，又会作何感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