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发展的“丛林”，自坑儒后为儒家强势崛起

儒家发展的“丛林”，自坑儒后为儒家强势崛起

汉武帝有赫赫威名，布仁于四海创新国学，杨威于西域，奋四世之余烈，驱匈奴，抚南越，使胡越同心，天下怀德。作为封建早期的雄主，可以说汉武帝的许多功业不仅限于当朝，而是功在千秋。其中有两件影响尤为深远，一是崇儒更化，二是开通西域。

那么，儒家思想在汉武帝开通西域的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它是否对汉朝开通西域的实践和后续统治有何益处？这正是说来话长。

汉武帝以前儒家思想的发展

我们知道，秦汉儒家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两件大事，一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二是汉武帝独尊儒术。历史上，两件事的接续其实并不突兀，在这两次高峰和低谷之间，尚还有一些儒家发展的“丛林”，自坑儒后为儒家的强势崛起积蓄力量。

1、思想准备

首先，秦代儒法已经相互影响，学说上，两家相互博弈，但应用上，秦代统治者也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儒家的思想。这就控制了儒法争端的后果，为儒家在焚书坑儒后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应当说，在国家大事上，秦代固然严刑峻法，倚重法家。但在治理民众方面，尤其是引导民间风俗的转变上，秦代统治者果断采取了儒家的策略。

举例来说，巴寡妇清不仅是商业奇才，而且是秦始皇唯一表彰过的女子。然而秦始皇的表彰是“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贞妇”的背后，是一整套彼此息息相关，紧密相连的纲常伦理秩序。

其次，黄老思想和儒家的冲突不及儒法，两家也在相互竞争，彼此影响。黄老的治国之术部分吸收了儒家的学说，在思想上，黄老也就不能完全否定儒家，因此，这又为儒家在草野的发展提供了喘息之机。

司马谈说黄老“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这表明各家相互渗透是一种历史趋势。

儒家的伦理思想、德政理念或许为最原始的道家所不屑，但是治世统治者倾心的，因此，作为一种统治思想，黄老不可能否认儒家这些学说，进而也就不能从根本上打击儒家。

第三，儒家思想内部也在不断争鸣。如果说战国时期儒家和百家或儒家内部的争鸣尚属于学术范畴，那么必须承认，汉初的争鸣更多的意义在于儒家内部“竞选”一个最为统治者喜爱的学说，来达到他们历史性的野望。

公羊和谷梁的争斗，固然有董仲舒的私人恩怨在，也是儒家内部面对帝王的垂青，竞争上岗的过程。

2、经济政治基础

汉初黄老的休养生息为帝国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军事实力，汉朝因此迈入历史的新阶段。但黄老已经不再适合，治国的根本思想需要转变。一方面，汉代的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在黄老的宽容下商业获得了良好发展汉朝儒家思想对后世的影响，这就损伤了更多人的利益。

另一方面，黄老清静无为，就意味着它往往在对外战争方面是软弱无力的。汉匈矛盾日益激化，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社会问题频繁涌现的当时，黄老已经不足以解决问题，控制局面了。

而儒家经过长时间的韬光养晦，思想上有重振旗鼓的渴望儒家发展的“丛林”，自坑儒后为儒家强势崛起，政治上也有相当的实力，一朝得遇明主，飞鱼化龙。儒家思想在汉初的大本营主要是齐鲁，而黄老在地方上主要是荆楚之间更有力量。

政治上，得到了包括皇帝在内的一部分贵族的支持，另一方面，儒家的传播与黄老不同，它不仅限于贵族之间，还重视在普通民众间的传播，因此相较于黄老，有广大的群众基础。

西汉管理西域的思想先导和制度设计

1、王者吊民伐罪

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子又曰，诛其罪，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

子还曰：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

于是上曰：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

上述言论，观者应各有所得。

儒家在后世人眼中，历来是温文、迂腐的代名词，但汉初，尤其是汉武帝时期却不是这样。要言之，儒家为汉武帝的扩张提供了令人心悦诚服的充满大义的理由。

张骞通西域，起因是寻找大月氏，共同讨伐匈奴。汉匈世仇否？是。胡虏教化不足否？是。那么，汉奋四世之余烈，雪白登山之耻，吕后之辱，可乎？可。胡地苦寒，百姓仓禀不足，礼义不彰，所谓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君主行王道，教而化之可乎？可。

于是兵指西域，汉朝先为遏制匈奴，抢夺西域的控制权，后为教化远方百姓，扎根西域，细致管理。

2、管理制度在西域

开辟西域以后，汉武帝确立了几项管理西域的制度，一是设校尉统兵靖边，二是屯田，三是确立质子制度、朝贡制度。

在边疆需要军事长官的坐镇，这不必多说，汉武帝于是设立了与匈奴僮仆都尉相对的使者校尉汉朝儒家思想对后世的影响，保护边疆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汉朝在西域的利益。

至于屯田，起初，汉武帝发挥种族天赋，安排一部分中原官兵移民实边，在西域开垦田地，这就是“屯田”，半兵半农。

其后桑弘羊建议汉武帝应该加大这种官兵屯田力度，于是大批汉族官兵来到了西域，潜移默化地使中原王朝在西域的统治更加稳固。

质子制度、朝贡制度可谓由来已久，都是前朝为维护中央政府权威、增强中央与地方的交流而设，历史证明这是良策。

这些制度同样体现了儒家思想。儒家的以农为本有效地扩大了汉朝统治在西域百姓间的影响，增进了两地的民间交流，儒家将伦理关系发散到政治上，发展了封建时期的质子制度、朝贡制度。

所谓封建时期的新制度，就是与三代时期有所不同，有新发展。这一点发展，权且还说西域。西域各城邦为了向中原王朝表达政治上的臣属关系，将将来可能继承王位的长子送到中原皇宫作人质，又称为“侍子”。 ——与侍郎相似。

在长安期间，他们深受中原文化熏陶，学习礼义，与中原贵族、士子交游。年轻的继承人将青春的大半时间埋葬在长安城，回国后，他们挟大汉之威，顺理成章登上王位，传播王化。朝贡制度则除却简单的经济交流外，还增加了中原动植物的生物多样性。

儒家思想对汉武帝开辟西域的影响

1、为汉武帝开辟西域提供了思想武器

汉武帝时期，前辈的积累已经十分丰厚，举国上下为战争做足了准备，武帝本人也有很大的野心。这样，儒家在前线打仗的作用不大，那么，他们想要赢得皇帝的青睐，打一场思想的翻身仗，就必须在理论上下功夫。

应当说儒家发展的“丛林”，自坑儒后为儒家强势崛起，整个汉代外交的过程就是与匈奴战与和的过程，任何对外交往最终都会指向这一目的，西域也是一样。从地图上，我们能够直观地看到西域对汉朝和匈奴都是极为重要的，抛开经济不谈，军事上，谁掌握了西域，谁就为对方送来卧榻之虎、达克摩斯之剑。

要开辟西域，首先就要服务于这一军事目的。于是儒家祭出公羊学的大复仇主义，从道义上论证汉匈战争不是抢夺资源、互相伤害的无义战，而是复高皇帝、高皇后的“祖仇”、“国仇”的正义战争。那么开辟西域因此十分重要。

但这样未免太单薄，开辟西域诚然可以断匈奴一臂，那么不断可不可以，节省开辟西域的物力财力去经营辽东可不可以？

于是儒家又论证了开辟西域的必要。

这一点我们可以求助张骞，张骞的历史功绩是开通西域，但史书上的盖棺论定是，发现大夏。大夏者，罗马也。但夏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夏商周之始。同时夏是尧舜禹禅让之后的第一个王朝。

这就意味着，夏可以说是圣王之嗣，是比汤武革命后的商周更正统的存在。现在圣王之嗣流落在外，作为新王朝，我们当然要关怀，要交流。这是选择西域而不选辽东的道义上的原因。

而开辟西域后的统治，就更让儒家大显身手了。教化百姓，是君主的责任，武帝君临天下，看到远方昏君庸臣统治下的百姓受苦，安能不行王道？

2、将西域纳入中华文化辐射圈

这一点，就要说到汉武帝统治西域时采用的充满儒家色彩的招数。

儒家的包容性，至少在古代，可谓独步天下。武帝实施的政治、经济、军事上全方位的统治政策，有助于增强中原与西域的交流，确定西域百姓对中原王朝的认同感、凝聚力。

从军事政治发力，最终目标是思想统治。而思想的统治与中原一致，这才是汉朝能够长久统治西域，匈奴经营许久，却只能一朝拱手相让的关键。

当内地的人口因为政治需要去建设边疆汉朝儒家思想对后世的影响，他们带来的不仅是劳动力，还有先进的技术，多样的思想观念，多彩的民风民俗。他们会自发地相互交流、彼此融合。

当屯田大规模推广开来，内地来的人们就有了生活的底气，有恒产者有恒心，屯田不仅是解决戍边军民的生产生活问题，还潜移默化地将小农经济带来边疆，改变了西域原本的经济结构。

当西域小国进入中原王朝的朝贡体系，继承人都受到大汉教化，则不仅为新国王对汉朝的忠诚增添了保障，还为中原提供了插手西域的借口。

这是从政治经济到思想的全方位改变，我们不妨称其为有机融合。这比“执干戈舞”高明得多。或曰，汉皇行王道，施教化，执干戈舞，西域乃服。

小结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对汉武帝开辟西域有作用首先是竞争力提升了，才能够在军国大事上施加影响，有黄老和儒家此消彼长的历史背景在。

儒家也确实在汉武帝开辟西域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主要是为汉武帝的扩张和统治寻找符合大义的理由，使人们更积极地参与到开辟西域、管理西域的活动中。

开辟西域不只是军队的功劳，也不只是战争的结果。在这样影响深远的活动中举国上下、各行各业都参与其中，而儒家也因缘际会，有“文艺轻骑兵”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