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传》与《春秋》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公羊传》与《春秋》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首先历史有个谣传，说汉武帝“独尊儒术”，这是后人的过度解释。其实以汉朝开放的学术氛围，并没有禁锢学术的土壤，你以为是你大清？其实汉武帝做的事是“罢黜百家，表彰六经”，而且他推崇的是儒家公羊派，是非常铁血和强悍的哲学思想，跟后世宋朝以后发展出来的程朱理学有本质区别。儒家思想分很多流派，这一点被学术界忽略了。

《春秋》三传中的《左传》是先秦时代内容最丰富、规模最宏大的历史著作，这部书的特点是详于记事。《公羊传》与《穀梁传》一徉，不是历史著作，而是以解释《春秋》经文为主，因此《公羊传》的特点是重在释经。所谓释经，就是研究《春秋》的用词、造句，探求经文中隐含的“微言大义”，探寻孔子在编撰《春秋》时的思想感情。《公羊传》在释经时，从《春秋》所载的各条大事出发，引申开去儒家思想的历史，阐释经义，但也不完全紧扣经文，有时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为主，这些见解就构成《公羊传》的主要内容。下面谈谈《公羊传》的主要内容：

第一，宣扬“大一统”的民族观。这是贯穿《公羊传》的基本思想。《春秋·隐公元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书一开始就由“王正月”引出“大一统”这个观念。全书就在这个观念统摄下阐释《春秋》义理。所谓“大一统”的民族观，即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统一于华夏，统一于“中国”的观念。书中的“中国”指中原各诸侯国，它是一种理想，一种自民族、国家实体升华了的境界，这种境界有发达的经济、理想的政治、崇高的文化水平。《公羊传》宣扬的这种“大一统”民族观。是以“尊王攘夷”和“华夷尊卑”为出发点。

所谓“尊王攘夷”《公羊传》与《春秋》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就是尊崇周天王《公羊传》与《春秋》的主要内容是什么？，维护周王朝的“大一统”，诸夏认同，排斥夷狄异族。春秋时期，周王室逐渐衰微，天下诸侯相互吞并，争王争霸，各族纷纷内徙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在中原地区造成了所谓“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春秋·僖公四年》）的局面。倡导“尊王”，就是强调《尚书》所说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观念。因此作者在《春秋·隐公元年》解释“祭伯来”这条说：“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称使？奔也。奔则曷为不言奔？王者无外，言奔则有外之辞也。”因为四海之内都是周天子的土地。对于周天子来说，是没有“国外”的，所以不能说祭伯逃亡，说祭伯逃亡就表示周天子有“国外”了。《春秋·桓公代年》：“女在其国称女，此其称王后何？王者无外，其辞成矣。”也是这个意思，为了表示周天王的至高无上，天子所居的城。就是天下的中心，是世上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春秋·桓公九年》：“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何休注：“地方千里，周城干雉，宫室官府制度广大，四方各以其职来贡，莫不备具。”要尊崇周天子，诸侯就不应有膺越天子、膺越诸公的行为。《春秋·隐公五年》谴贵鲁隐公潜越本分，仿效三公的做法，在祭祀时献上六羽的舞，作者痛心地说：“潜诸公，犹可言也；膺天子，不可言也。”作者不能容忍得罪周天子的行为，得罪周天子，他的君位就应该被废黜。《春秋·植公十六年》：“卫侯朔何以名？绝。曷为绝之？得罪于天子也，”《春秋·庄公六年》又说：“卫侯朔何以名？绝。曷为绝之？犯命也。”何休注：“犯天子命尤重。”周天子天下无敌，诸侯是不能与周天子的军队交战的。《春秋·庄公五年》：“此伐卫何？纳朔也。民为不言纳卫侯朔？辟王也。”鲁庄公会同齐、宋、陈、蔡的军队攻打卫国，实际上是与周天子的军队对抗，因此要避讳。《春秋·庄公六年》：“卫侯朔入于卫。何以致伐？不敢胜天子也。”《春秋·成公元年》在解释“王师败绩于贸戎”时，说：“曷为不言晋败乙？王者无敌，莫敢当也。”《春秋·宣公元年》：“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曷为不系乎周？不与伐天子也。”也不允许诸侯随意招致天子。《春秋·僖公二十八年》：“曷为不言公如京师？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则曷为不言天子在是？不与致天子也。”同年又说：“天子狩河阳。狩不书，此何以书？不与再致天子也。”

《公羊传》中“攘夷”的观念更为强烈。《春秋·隐公七年》对于“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解释说：“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为大之？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不允许夷狄人抓走中原各诸侯国的官员。《春秋·庄公十年》：“蔡侯献舞何以名？绝。曷为绝之？获也。曷为不言其获？不与夷狄之获中国也。”《春秋·僖公二十一年》：“执宋公以伐宋。孰执之？楚子执之。曷为不言楚子执之？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春秋·昭公二十三年》：“此偏战也，曷为以诈战之辞言之？不与夷狄之主中国也。”《春秋·哀公十三年》：“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吴何以称子？吴主会。吴主会，则曷为先言晋侯？不与夷狄之主中国也。”可见，《公羊传》中排斥夷狄的说法充斥全书。鲁庄公时期，齐桓公首倡“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以成霸业。作者对齐桓公是高度赞扬的。《春秋·庄公二十三年》说：“齐桓之盟不日，其会不致，信之也。”《春秋·禧公四年》又称赞齐桓公，说：“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估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其言来何？与桓为主也。前此者有事矣，后此者有事矣，则曷为独于此焉？与桓公为主，序绩也。”由于齐桓公数次尊王攘夷的功绩卓著，作者对齐桓公成为霸主表示赞成。《公羊传》宣扬“大一统”的民族观，还以“华尊夷卑”为出发点。

书中“华夏”与“夷狄”的尊卑贵贱观念是十分强烈的，夷夏之防限域较严。（（春秋·成公十五年》就说：“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乎天下，曷为以内外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可见亲疏之意很明显。吴楚被认为是夷狄，因此吴楚之君不能称“子”，不书葬。《春秋·宣公十八年》：“甲戌，楚子旅卒。何以不书葬？吴楚之君不书葬，辟其号也。”作者处处贬低夷狄。《春秋·禧公二十一年》目夷谏宋襄公说：“楚，夷国也，强而无义。请君以兵车之会往。”《春秋·禧公二十七年》：“此楚子也，其称人何？贬。曷为贬？为执宋公贬儒家思想的历史，故终禧之篇贬也。”《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吴子使札来聘。吴无君儒家思想的历史，吴无大夫，此何以有君？何以有大夫？”《春秋·昭公五年》：“秦伯卒。何以不名？秦者，夷也。”《春秋·昭公十六年》：“楚子诱戎曼子杀之。楚子何以不名？夷狄相诱，君子不疾也。”然而对中原各诸侯国的恶行，则采用避讳的方法。《春秋·襄公二年》：“遂城虎牢。虎牢者何？郑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则曷为不言取之？为中国讳也。曷为为中国讳？讳伐丧也。曷为不系乎郑？为中国讳也。”《春秋·襄公七年》：“曷为不言其大夫弑之？为中国讳也。”《春秋·襄公八年》：“夏，葬郑僖公。贼未讨，何以书葬？为中国讳也。”可见，《公羊传》贵华夏贱夷狄，内诸夏外夷狄，华尊夷卑的观念是比较牢固的。

华夷的区别，《公羊传》的标准是文化和族类。文化居首，族类次之。秦、楚因不遵行“尊王”和“诸夏亲慝”的原则，而被斥为“蛮夷”；祀，夏后，族类应是正宗的夏人，因用“夷礼”而遭鲁国的讨伐，被贬称“子”；吴，是周的同姓，吴太后的后裔，因其称王，贬称为夷狄。至于断发文身的越人，更被称为“蛮夷”。从文化的标准而言，《公羊传》认为华夷是可以互变的。蔡、陈、许等国虽为“中国”，因为他们所行“非礼”，因而贬称他们为“新夷狄”。《春秋·昭公二十三年》：“戊辰，吴败顿、胡、沈、蔡、陈、许之师于鸡父。……此偏战也，曷为以诈战之辞言之？不与夷狄之主中国也。然则曷为不使中国主之？中国亦新夷狄也。”何休注：“中国所以异乎夷狄者，以其能尊尊也。王室乱。莫肯救，君臣上下坏败，亦新有夷狄之行，故不使主之。”同样，吴王的行为合于礼时，就尊为“吴子”,“非礼”时，就不称“子”。《春秋·昭公二十三年》：“不与夷狄之主中国，则其言获陈夏馨何？吴少进也。”吴国的行为稍为有些进步，就加以肯定。《春秋·定公四年》：“吴何以称‘子’？夷狄也而忧中国。”同年，其行为“非礼”，就贬：“庚辰，吴入楚。吴何以不称‘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舍，大夫舍于大夫舍，盖妻楚王之母也。”吴王为什么不称“吴子”呢？因为吴国又重新恢复了夷狄的本性；吴王住进楚王的宫中，吴大夫住进楚大夫的家里，还有人把楚王的母亲当作妻子可见，“礼”是区别华夷的最高标准。在这里，“中华”主要代表的是文明和先进，即所谓“贵中国者，非贵中国也，贵礼义也。”

第二，大复仇理论。《春秋》大复仇，意思是《春秋》极为推崇复仇。

孔子在论语里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论语宪问》：“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孔子的意思和“大复仇说”是一致的，对于怨仇，是必须复仇的，而对于恩惠德行则需要回馈同样的恩惠德行。

《公羊传》里梳理了春秋时期很多复仇的例子，而《公羊传》也通过褒贬义例，对这些案例进行了非常清晰的评价。这些例子大概有三类：

第一类是国君复国君杀祖之仇，如齐襄公攻打纪国，提出的理由是齐国的先祖被当时的纪国国君害死；

第二类是个人复国君杀父之仇，如伍子胥的父亲哥哥都被楚王杀害，伍子胥最终返国复仇，掘坟鞭尸；

第三类是臣子为被乱臣贼子杀害的君主复仇，比如赵穿弑君，赵盾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晋国的史官有责任在史书上写“赵盾弑君”。

综上，《春秋》大复仇的意思，就是对一些杀害先君、先祖、先父的人进行复仇的行为予以推崇、表彰。

所以汉武帝攻打匈奴，就指出这是为了复当年吕后被单于侮辱的仇，这就是理论基础。

可见，汉武帝推崇公羊派儒家，不仅是为了加强皇权，更重要的是推崇其中的大中华民族价值观，以及用武力征服解决问题的铁血尚武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