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先知:杜甫诗歌中的政治思想》

《儒家先知:杜甫诗歌中的政治思想》

出自加州伯克利大学罗伯特·阿什莫尔门下的美国新生代唐诗学者师岱渭(.)，在其专著《儒家先知：杜甫诗歌中的政治思想》（:Fu’(752-757)）的开首，先为自己下了这样的一句利空判词：“一部有关杜甫的新书会是一个危险的命题，尤其是，若试图将杜诗作为政治思想来读的话。”

我们与其将师岱渭教授的开张之句理解为知难而上的自励，倒不如理解为他对杜甫政治思想研究的厚重传统已有深澈的认识。杜甫，是万世宗仰的中国诗圣。如果说，杜诗的历史价值，已自有孟棨的“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儒家思想文化强调，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等著名评语中为之加持；则杜诗的政治价值之高，只有复圣颜回、亚圣孟子等人专隆升祔、配享孔庙的现象差可比拟。

清人龚鼎孳谓：“诗之有少陵，犹文之有六经也。”又谓：“文无奇正，必始乎经。诗无平险，必宗乎杜。此少陵之诗与六经之文，并不朽于天地之间。”将杜诗与四部分类法里被人为圣化、单独列出的儒家典籍——经——进行类比，本质上是一个封圣行为，即给予杜甫以首席儒家诗人的地位。这一层意思，其实更早就被南宋人陈善在《扪虱新话·杜诗高妙》里挑明了说出来:“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诠杜诗而欲剖析其政治思想的其他层面，就相当于将老杜请下儒家诗圣的神坛，与章学诚说“六经皆史”一般，具有灭圣性。师岱渭所谓“危险的命题”，正在于此。

为了区别此书与此前诠杜著作之不同，师岱渭首先定义了一系列“我的研究并非……”。它不是一本有关杜甫的“生平与时代”，不是对杜甫作为忠臣或坚贞的人伦守望者的文学形象的分析，不是对成就了杜甫之伟大人格的历史或文化背景的研究，一言以蔽之，本书并不意图将杜甫作为一位文化人物进行解析——因为这类的先行研究业已很多，并且卓富成绩。在西方汉学的文学研究分支里，对杜甫的研究仍然很大程度上沿袭着中国的诗歌诠释传统，即诗歌“代表着诗人的实际经验，真实看法以及实在性格”。对诗歌研究过分强调真实性、真切性、现实性的批评，由白润德()道出，而为宇文所安(Ste⁃)及刘若愚(J.Y.Liu)所支持。自上世纪七十代后，汉学家们一直在探索一种“别样的”(alter⁃)诠解中国古诗的道路，这些努力，以宇文所安历时12年完成的《中国文学思想读本》为集大成者。

变化也的确是在发生中。今日的海外中国学的古代文学研究，呈现出一个新特色：其研究对象虽然是古典的，但其研究方法却多半是现代的。以2010年哈佛大学东亚中心出版项目()出版的四本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专著——罗伯特·阿什莫尔(⁃more)的《阅读的传送：陶潜世界的文本和理解(365-427)》、倪健(.B.)的《口头的呈现和纸上的书写：中国唐代诗歌的写作和流传》、陈威(JackW.Chen)的《唐太宗的君主诗学》、魏朴和()的《诸子文学之嬗变：从孔子到韩非子的早期中国思想》——而论，它们的共同点是：都注重细读文本，也都致力于从文本中重新诠释文学对象的思想表达。（徐艳：《多维的现代性——美国汉学新生代掠影》，《读书》2010年第8期）重新诠释的结果，往往会产生与传统的古代文学研究不同的认识。以陶潜这一魏晋文学人物而论，阿什莫尔在他的陶潜研究中儒家思想文化强调，高度重视对陶潜诗文中的典故意义进行破解，即在《癸卯岁十二月作与从弟敬远》一首诗中，阿什莫尔就一一分析了其中的“一言”“固穷”“契”“衡门”“栖迟”“希声”“箪瓢”等诸多出自儒家原典的典故。他将陶潜对典故的使用视作一个对话过程：不但作者与典故所来自的儒家原典文本进行对话，作者并且邀请读者也走进诗歌中来，与作者一起与那些儒家原典文本进行对话。

作为阿什莫尔的高弟，师岱渭继承了注重文本分析的师门传统。他坦诚地说：“我的重点不在于强调作为作者的杜甫，或作为诗歌主角的杜甫。要强调的是语言与诗的结构。”他对《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晦日寻崔戢李封》《三川观水涨二十韵》《羌村三首》等杜诗的分析，深入到叙事形式和修辞策略。师岱渭当然亦深知对文本过度诠释的陷阱，他并不以解构主义及后解构主义对文本进行无限度发挥的做法为然。他对杜诗文本的细密梳理，仍然出于这个超于文本的诉求：希望在其中搜寻到儒家以外的政治哲学渊流。师岱渭留意到，杜甫对《论语》中曾经非难过孔子的几位隐士的欣赏，超过了他对孔子及其弟子们的认可程度。杜甫相当留意当朝的兵事，对安史之乱的发生不仅有过预测、而且有过军事意义上的建言；他对农事的亲近，对田园的渴望《儒家先知:杜甫诗歌中的政治思想》，已经无限接近于陶潜的心境，而这一切，都与狄百瑞(y)所树建的“孔子会毫无犹疑去认同的笃学之士”的形象很不统一，因为后者是以“不认同稼穑、园圃和兵事”为特色的。

通过文本间的比对，师岱渭展示给读者，杜诗中有清晰可循的庄老、陶潜、屈子甚至佛家的渊源。即使在儒家范畴之内，杜甫的思想亦未必然仅限于“拳拳的忠君爱国思想、炽烈的忧世忧民的情怀、鲜明的正义感、弥满天地的对万类博大的爱”（刘文刚，《杜甫学史·绪论》，巴蜀书社，2012）等主干，师岱渭认为，儒家思想毕竟是个汇纳百川的深厚集合，杜诗中的忠君、爱民、忧国、正义、笃于五伦、博爱于万物万类等政治思想，并不是都是儒家原教旨主义的，而是注入了相当的整合因素。

比如，宋人黃徹在比较了《孟子》七篇与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胡为将暮年，忧世心力弱”“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几时高议排金门，各使苍生有环堵”“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等诗句之后，曾下结论“愚谓老杜似孟子，盖原其心也”。对于这个广为古今中外杜甫研究者所接受的定论，师岱渭的看法是一分为二的。他首先承认，孟子与杜甫的共同之处在于孟子所谓“恻隐之心”为“仁之端也”，但是孟子对“仁”的寄予是在“王道”，因此也就造成了原教旨主义的儒家学者永远都会等待着某位“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的“齐宣王”有朝一日会发展他的“仁之端”，从而王天下。他们只会将对仁的期望寄予给政体，或者政体的具化者——君王。这个过程泯灭了“仁”的呼吁者自身。师岱渭认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诗，正是代表着对这种儒家理想的打破。当仁王的出现已经不再可恃，这广大的恻隐之心惟有着落在诗人自己身上，他不再等待，而是化身为一个同情的英雄，上自庙堂，下到村野，无限广阔的政治与社会的领域，都成为他的仁心的关注。

师岱渭教授现任马萨诸塞大学安姆斯特分校东亚系主任。他在学术身份之外，曾经有过长期的驻华外交官的经历。1995年，他正在维吉尼亚外交学院学习中文之外的第二种外语——俄语，等待被派驻去圣彼得堡的美国领事馆。恰在此时，他接触到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中诗专家和翻译家齐皎瀚()。齐皎瀚译中诗，最重还原韵律之美，其翻译理念与我国翻译家许渊冲所取十分近似。齐皎瀚所诠释的中诗的唯美世界，将师岱渭从外交官的人生轨迹上又一次带回到象牙塔。

此处有个有趣的现象，笔者认为应该好好解读一下。西方汉学传统里，从威妥玛、翟理思、高罗佩、福兰阁以降，产生了不计其数的外交官出身的汉学家。笔者以为，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对中国的认识——由于有过长期的生活工作经历——会比较立体、比较综合与开阔，既见涓流之细，又见江河之全，与纯粹的院校训练出来的汉学家不同。有关院校型汉学家的不食人间烟火，有个关于明史专家贺凯()的笑话一直绕梁不衰。话说上世纪五十年代，贺凯在芝加哥大学求学，经由一番悬梁刺股，苦读文言文若干年，终于毕业了。他拿到洛克菲勒奖学金，前往台湾进修。那时飞机票仍然非常贵，穷学生国际旅行多是乘船。贺凯在基隆下船，到处打听下一步怎么走，然而那些讲闽南话的台南佬没一个人听得懂他在搞什么鬼。据说基隆码头至今难忘的一幕是：一个抓狂的老外，提着个大箱子，逢人就咆哮说，“吾欲之台北！吾欲之台北！”

贺凯学问深邃，在密歇根大学任教期间曾经担任过黄仁宇的指导教授。我们今日翻译中国古代、特别是明代的职官制度，仍以贺凯的译本为准。许多不可思议的古涩官职名称，贺凯都给出了准确完美的英译。这样的一位古汉语大师，肯定不至于连基本的问路对话都不会；“吾欲之台北”在汉学界被当作笑话说儒家思想文化强调，不过是意在标识院校型汉学家重语文训练而轻实际应用的一种呆气。

外交官出身的汉学家还有一个特点，当他们的研究涉及中国古代思想史时，他们会相当注重政治的基本面，而在政治的平台上，他们又会关注多家学说的共同作用(syn⁃)。笔者认为，接触过中国的现实政治《儒家先知:杜甫诗歌中的政治思想》，有助于他们理解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实践的多重性格，也会有助于他们理解，先秦诸子的门户分野其实并非那么泾渭分明。我们都知道，仅仅在秦汉之交，中国传统政治就经历了法、黄老、儒三家的角力；而以典籍与实际政治的关系而言，道家学说付诸政治实践的津梁，有时甚至可以是法家的典籍，《韩非子》中之有《解老》《喻老》篇，正能证明这一点。师岱渭本人在杜甫研究之外，亦相当关注当代政治思潮中的先秦思想渊流，特别是法家的影响。他在杜甫研究中能够跳出儒家框架，并不奇怪。

还原杜诗政治声音中的多样性，是本书的诉求。严格地说，《儒家先知》一书并不涉及对杜诗、或所引其他中国古诗的审美性批判。但是，中诗美感在英文中的还原，在本书中却是处处可见。师岱渭教授的文字华美精致，理性思辨的利刃，分花拂柳擘出一道道诗意的景观。对于想要了解海外中国古典诗歌研究方向的读者，此书是一部不容忽视的力作，它标志着文本解读派的持续风力；对于仅仅想找一部中国古诗英译读本浏览的读者，此书亦有相当高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