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与佛教接触的过程中，受佛家思想影响又弃佛归儒

朱熹与佛教接触的过程中，受佛家思想影响又弃佛归儒

要：朱熹是程朱学派最杰出的一个代表，他在与佛教接触的过程中，受佛家思想影响，又弃佛归儒， 以儒为宗，批判佛教的教旨教义。 关键词：朱熹 辨析朱熹是中国历史上继孔子之后最著名的思想家、教 育家，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把居中国文化主导地位 的儒学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佛教作为外来文化， 自汉代以来从印度传入中国，就以博大的佛学体系影响 中国本土文化。朱熹与佛教接触的过程，受佛家思想影 响，后又弃佛归儒，以儒为宗，批判佛教的教旨教义。 一、朱熹排佛振儒及其原因 首先宋代佛教盛行，危及儒家的主导地位。由于宋 代皇帝对佛教的极力扶持，使得佛教比五代有较大的 发展，寺庙遍布海内，到熙宁、元丰年间全国寺院就已 达到３９０００多所，僧人３９６５００多人。而儒学发展到了唐 宋，由于经学发展停滞、墨守师说，而陷入困境，到了朱 熹生活的时代，佛学思想一度处在儒学之上（根据朱熹 上书宋孝宗《戊申封事》可以看到当时儒学排在佛老之 后）。佛教出世思想的泛滥，显然要冲击儒学伦理观念 和儒家理想的社会结构，危及儒学的主导地位，这必定 会引起朱熹为代表的儒家学者排佛和振儒。再则基于 宋朝的国策是安内重于攘外，重文轻武，导致对外关系 上的软弱无能，长期受辽、金、西夏等的长期压迫，使得 宋代民族意识较魏晋、隋唐时要高，所以宋儒学者历来 都重视“华夷”之辩，而华夏和夷狄之分在于文化，在于 道统文化，以及对孔孟之道的认同程度，这也刺激宋儒 要确立儒家道统论。

佛教一向被认为是“夷狄”之教化， （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杞县高阳高中，河南 杞县 ４７５２００） 不见名曰夷、听之不见名曰希、搏之不见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时苏氏曰：“人始有性而已，及其 与物构，然后分裂四出，为视、为听、为触，日用而不知反 其本。非复（性）混而为一则日远矣，若推而广之则佛氏 行’，此之谓也！”这里苏氏举出佛家偈语，把佛家思想拉入到了“性”。另外有些篇章虽没引用佛学原话，但观点 却受到了佛理的影响，如注解“道者，万物之与。善人之 宝，不善人之人所保。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入，人 之不善，何弃之有”时言：“朝为不义而夕闻大道，妄尽而 性复”（《道者万物之与章》），他认为即使人曾一度为不 义之事所蔽，但只要触及“道”，就会“复性”，就会回到善 的自我，这种解释明显由佛家“立地成佛”思想而来。苏 辙把“性”看成了佛道一体的产物。 再看援儒入“性”。《绝圣弃智章》中苏氏反驳了世 人一贯认为老子的“绝而弃之”与孔子以“仁义礼乐治 天下”相逆的看法，而认为两者应属同根。《绝圣弃智 章》的注释中他把孔于思想看作是“虑以后人”的“形而 —“器”，把老子哲学看成是“形而上者”—— “道”，二者只是形式上的差异，本质却一致。

《老子解》里多次引用《论语》、《孟子》等儒家名著的语句来充实 观点，如《希言自然章》中释老子的“故从事于道者佛家的出世思想，同 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乐得 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时 说：“孔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志于仁犹若此，而 况于志于道者乎？”这里就引用了《论语 里仁》的原话； 《为学日益章》中析“为学日益”时言：“孔子曰：‘多闻， 接了《论语述而》中的言语。此外诸如《绝学无忧章》等 章节都明显涉及了儒家的观点。这些都说明了注者主 观意识是认为儒道存在着同源性的一致，这种认识观 最终导致了苏氏在《治人事天章》中把“性”等同于了孟 “性”的上士之人比作“不悔者”的“贤哉”颜回。由此我们可知书中的“性”同时承载了道、佛、儒三家的思想， 范围上远远超出了老子“道”的原本之义。 苏辙的《老子解》，较其它注本的不同之处正是在 于解释原著的过程中，发挥了联想思维，就老子之 “道”，提相应概念“性”，欲用此解其“道”朱熹与佛教接触的过程中，受佛家思想影响又弃佛归儒，又在此基础 上引出了“复性”、“循理”、“心正”等一系列相关概念。 注解自成一家，观点鲜明，其解释很有可取之处。但由 于全书“主于佛老同源，而又引中庸之说以相比附”，所 以在这一观念主导下提出的“性”同时就具有了道、佛、 儒三派的思想，这是较老子“道”内涵的超越性，是该书 的思想价值所在，但同样也是其缺点，因为道、佛、儒三 者同一的观点是值得质疑的。

用三者融合为一的“性” 来解释“道”，虽有新意，然与老聃的道家思想不符。另 外，苏辙用“性”来诠释《道德经》的做法，有的学者对此 提出了根本性的批评，宋人范应元就曾说：“读老氏此 竟用“性”换得“道”合不合适，“性”的内容阐述的又是否恰当，这些问题都是值得后人思考的。 参考文献： ［１］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价［Ｍ］．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６，Ｐ３９６． ［２］纪昀．老子解提要［Ａ］．四库全书［Ｚ］（第１０５５册）．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影印文渊阁本），Ｐ１０５５－１０８７． 哲学史学研究９７ ２００７年４月号中旬刊 作为政治家的朱熹在排佛过程中自然会诉诸民族感 情，而使得其思想更有情绪化的倾向。 二、朱熹批佛思想内容 朱熹批判佛教的核心之处是沿袭传统观点，从伦 理的角度指出佛教与儒教的冲突，他说：“佛老之学，不 待深辨而明，只是废三纲五常，这一事已是极大罪名！ 其他更不消说。”（《朱子语类》第３０１４页国易堂专业，卷一百二十 六）佛教“沙门不敬王者”、不尽孝道、不讲伦理的出世 主义和朱熹理学所坚持的儒家伦理常纲形成尖锐的冲 突，故朱熹以废除三纲五常作为佛老之学的主要罪过， 也是朱熹等儒家学者批佛的中心，他认为君臣父子、民 生人伦均是维系社会关系，使社会生活正常运转不可 或缺的基本原则。

而佛教却背弃父子君臣这些最亲最 重的人伦关系，故无补于社会治理，无益于正常的人伦 关系的建立，并以此影响了封建社会的稳定，所以朱熹 对佛教不讲人伦常纲的教旨教义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释氏之祸横流稽天”，甚而“欲火其书也”（《朱文公文 集》卷三十，《答汪尚书》）。 在哲学理论层面，朱熹批判佛教作为出世主义思 想的“空”论。佛教最根本的理论是一个“空”，而儒家者 讲一个“实有”。以此朱熹认为：“儒释言性异处，只是释 若释氏则一向归空寂去了。但空里面须有道理始得，若只说我见个空，而不知有个实底道理，却做甚用得。” （《朱子语类》第３０１５页）朱熹认为佛教的根本错误乃是 在于把整个世界都看成是空的朱熹与佛教接触的过程中，受佛家思想影响又弃佛归儒，所谓“色即是空”而本 体的内涵也是空无所有，因此，这种本体也不是实有， 只有儒家所谓的本体因为其中“万理咸备，含理在内” 才可以说是真正实在的东西。而佛家所谓的性却是空 的，不含任何内容在内，从而朱熹认为佛教把理或礼虚 了，自然就空了人伦。朱熹对佛教哲学“空”的批评，表 明虽然朱熹理学与佛学都讲理、讲性，但双方却以实有 与空无区别开来，哲学理论上的分歧同时也反映了世 俗文化入世与佛教文化出世的差异。

三、朱熹排佛特点分析 （一）虽然朱熹对佛教极力排斥，但仍与释氏有交 往。朱熹三十岁归儒后，还有“出入释、老之经验，甚至 有长期漂泊于儒、释之间者”。朱熹一生与佛教往来密 切，福建武夷山慧苑寺留有他“静我神”的木刻匾额，泉 州开元寺留有他题写的 “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 人”的对联。他和一些僧人常有诗酬往来，据《崇安县 供，泣于灵位。稽首如空，超诸一切。”（《历朝释氏资鉴》卷十一）从祭文可以看出，朱熹接触道谦以后，深受其 影响，打算弃儒从释。他还曾对道谦门徒的生活深为关 切。故朱熹虽然站在儒家体系立场排佛、斥佛，甚至深 恶痛绝骂佛，但仍粘于佛学，与释氏来往密切。难怪清 人颜元批评他说：“朱子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无异 于半日当和尚，半日当汉儒。”（《颜元集》）足见朱熹与 佛教的关系。 （二）朱熹排佛虽然习惯用“释氏之学”一词，但在 批判时仍清楚宗教性的“佛教”义理性的“佛学”和教 外别传的“禅宗”之间的差别。如《朱子语类》称“今释 子有两股：禅学，朱杨也；苦行，布施，墨翟也”（《朱子 语类》卷一一六，１页）。同时在批的过程朱熹也从不同 角度进行区分：“禅学最害道，庄老于义理绝灭犹未 尽，佛则人伦已坏，至禅，则又从头将许多义理扫灭无 余，以此言之，禅罪为害人之深者。

”（同上，６页）朱熹 亦从义理之有无，分批“佛学”与“禅学”。虽然朱熹总 体上对佛教、佛学、禅学的批评比较笼统，但对宗教性 的佛教以社会、经济、宗教信仰等角度，而斥以迷信、 欺世诳人；对佛学则往往斥以空虚、无用于世、不知穷 理格物等；而对禅宗的批评则多以其机锋、不重文字、 无义理等方面。 （三）朱熹在排佛过程“破”中有“立”，并站在理学立 场对佛学加以借鉴和吸收，以丰富新儒学思想体系。朱 熹的“理一分殊”论就是吸收佛教的“月印万川”说，朱熹 认为“本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 尔。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虽处可见，不可 谓月已分也。”（《朱子语类》第２４０９页，卷九十四）他把万 物各禀受一个完整的太极比喻为月印万川，显然是受唐 代永嘉法师（俗姓戴，名玄觉）《证道歌》的影响，他自己 也认为受这首诗的影响：“然虽各自有一理，又却同出一 个理尔……释氏云‘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 这是那释氏也窥见得这此道理。”（同上３９８页，卷十八） 朱熹在修为和修养方面也受佛教禅宗的影响，禅宗主张 “直指人心佛家的出世思想，见性成佛”，提倡“顿悟”与“打坐 ”，也就是 宋儒提倡的修养方法“静坐”，朱子对于“打坐”是持肯定 思量这一路，专一积久，忽有见处，便是悟。

大要只是把定一心，不令散乱，久后光明自发。……某旧来爱问参禅 底，其说只是如此。”（《朱子语类》第３０２９页，卷一百二十 六）他认为，禅定、静坐可使人专注一境，消除杂念，并认 为“禅坐”对于“居敬”功夫的养成大有用处。 四、朱熹排佛方式 在理论上，用考证的方法否定佛教经典。佛教传入 中国，虽经“格义”之阶段，但并非剽窃，朱熹的佛教发 展观上有许多本末倒置的现象，他在佛学剽窃道家的 前提下，对佛教主要文献进行批判。他说：“释氏书，其 初只有《四十二章经》，所言甚鄙俚。后来日添月益，皆 是中华文士相助撰集，如晋宋间自立讲师，孰为释迦， 孰为阿难，孰为迦叶，各向问难。笔之于书，转相欺诳， 大抵多是剽窃《老子》、《列子》意思，变换推衍，以文其 说。……只鄙俚甚初便是，其余增益附会者尔。”（《朱文 公文集》别集卷八，《释氏论》第３页）朱熹认为主要的原 始佛教典籍，除《四十二章经》、《法华经》、《金刚经》与 《光明经》外，其它几乎全是窃自道家，并经中国文人 “相助选集”而成。这里朱熹称佛经多为“中华文士相助 撰集”的“胡本”，恐不确切。依吕澄《中国佛学源流略》 讲，中国初期传译的佛经，大都是通过西域得来的。

至 于佛学抄袭《庄子》、《列子》，特别是《列子》，目前学术 界恐尚难以定论。但朱熹由佛教经典下手，从根本上否 认“释氏之学”的独立性与尊贵性，在排佛的方法上，用 考证的手段，由佛学的发展来斥佛，则是朱熹所首创。 哲学史学研究９８ ２００７年４月号中旬刊 要：格物致知是中国思想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朱熹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其作出了全面、经典的解释，为 中国思想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颜元是明清之际反理 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对格物致 知进行新的解释。朱子和颜习斋两人思想上存在很大 的差异，格物致知是两人思想差异的关键部分，也是两 人思想差异的根本所在。 关键词：格物致知 朱熹 颜元 格物致知，是中国思想史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它 最早出自于《礼记 大学》篇，是《小戴礼记》中的第四十 二篇，所谓“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大学》是 讲“大学之道”，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 学说，而格物致知是前提和基础，“物格而后知至佛家的出世思想，知至 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 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平天下”。关于格物致知， 《大学》中没有作出比较明确的解释，只说“此谓知本， 此谓知之至也”，正因为如此，格物致知这一命题，引起 很多争议，思想家们根据自己的知识背景，作出不同的 解释。

宋明时期，理学家们把“格物致知”和“穷理尽性” 结合起来，把格物致知从道德修养范畴分离出来。从认 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对格物致知进行重新解释。朱熹 集理学之大成者，沿袭二程的思路，对格物致知进行全 面解释，赋予格物致知新的内容。此后，哲学家们不断 反思这一哲学命题。明末清初，思想家们提出了较理学 家们不同的格物致知思想。颜元，颜李学派的创始人， 是明清之际反对理学的主力军。他从实学的角度出发， 否认理学家尤其是朱熹的格物致知观点。正是由于两 人完全不同的观点，本文从格物致知这一命题对两者 进行简单的比较。 朱熹，集北宋五子之大成，以二程思想为直接来源，同时吸收儒、释、道三家之学，成为理学一代宗师， 朱熹和颜元格物致知思想之比较 （苏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 ２１５１２３） 朱熹认为，排佛振儒必须要借助上层阶级的力量，只有统治者对佛教采取严格限制的政策，才能达到抑 佛扬儒的效果，所以他极力上奏朝廷批佛事宜。隆兴元 年，孝宗召朱熹，朱熹奏事于垂拱殿，第一奏论格物知 之道，斥佛老之虚无，第二奏论复仇，第三奏论孝宗误 信用佞臣（《朱文公文集》卷一三，《癸未垂拱奏答》）。朱 熹把斥佛老之虚无排在误信用佞臣之上，可见朱熹对 佛教的态度。

淳熙十五年，朱熹在批评孝宗的调和儒、 释曰：“彼老子、浮屠之说，固有似于圣贤者矣，其实不 儒）固非老佛管商之陋，所能仿佛其万分也。”（《朱文公文集》３９页，卷一一）朱熹上书此封事，反对孝宗主张以 佛修心，以道养生，并认为释、老兼融管商，是造成国家 千疮百孔的原因。 朱熹复兴、创办恢复书院抵消寺庙的影响。佛教寺 院的增多，使得全国上下过分崇佛，这必将危及维系人 心的儒家教育的地位。从而这也刺激了朱熹等儒家学 者排斥佛学寺庙和振兴儒学的激情，他们鉴于官学发 展的限制和内部腐败，私人创办复兴书院，以抗衡、取 代佛道寺庙宫观。淳熙六年（１１７９年）朱熹知南康军州 事，下车伊始，便发现昔日称胜的白鹿洞书院已成为莽 莽荆榛，荒凉废坏，而历经战乱的寺庙却大多修复，“钟 鼓相闻”，便深为不安，更感责任重大。他说：“窃惟庐山 山水之盛甲于东南，老佛之居以百十数，中间虽有废 坏，今日鲜不修葺，独此一洞乃前贤旧隐儒学精舍，又 废坏不修至于如此，长民之吏不得不任其责也。”（朱熹：《申修白鹿书院状》，《白鹿书院志》卷二）便派员筹 措兴复书院之事。他针对社会、朝廷崇佛轻儒的倾向， 着重指出：“今老佛之宫遍满天下，大都至逾千计，小邑 亦或不下数十，而公私增益，其势未已，至于学校则一 相绝，至于如此，则邪正利害之际，亦已明矣。

”（朱熹： 《延和殿奏事》，《白鹿书院志》卷二）由此可见，朱熹复 兴、创办书院确实是想以此来遏制佛教势力的增长，并 寄希望于书院之能化民成俗，劝导士子尊孔读经，希圣 希贤，使儒风濡沫于众人的精神世界。 总之，朱熹排佛思想表明其出世主义的佛教信仰 与中国宗法社会的矛盾，危及了儒家的主导地位；朱熹 一生虽排佛不遗余力，但思想却与佛教多有暗合，这也 说明文化是多元的，儒、释、道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 缺少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１］丁钢，刘琪．书院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 社，１９９２年版，２４页． ［２］范寿康．朱子及其哲学．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 版，１９３页． ［３］蒋义斌．宋代儒释调和论及排佛论之演进．台北： 台湾商务印刷馆，１９８４年版，６７页． 哲学史学研究９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