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峰：论太虚大师的佛教心理学思想

刘峰：论太虚大师的佛教心理学思想

论太虚大师的佛教心理学思想

◎刘峰

一

西方心理学在近代衍生出的行为学派，以考察身体机能对外界刺激的反应活动作为理论起点，即“除‘有机体受外界刺激之反应活动’外，别无所谓心理者”。如此对中国传统的心识思想造成巨大的挑战，中国佛教首当其冲。因为以此观之，佛教的核心思想轮回与涅槃所依赖的理论基础将不复存在。积极推动中国佛教现代化的太虚大师对此深有警惕，直言“据是以观，若人身死，心亦随灭，如此则佛家所云‘生死轮回’之说云何可通……生死轮回既无，亦无解脱生死之涅槃法，此为佛法之大难关，此若不通，佛法无从安立”。继而，太虚大师以佛教唯识学理论为根基，对西方行为心理学展开理论上的辩驳，从而发展出一套颇具特色的佛教心理学思想。太虚大师认为西方心理学是一种“浅狭”的学说，“西洋之传统心理学，吾人向视为浅狭，谓其未足尽心理内容之深广”。对此，太虚大师是从它的研究内容以及研究方法和发展历程三方面具体说明的。

在对西方心理学的发展历史进行提纲挈领的勾勒后，太虚大师指出：“故其所云心理学者，由‘灵魂’而‘心’，由‘心’而‘意识’。故其始终立在与‘肉体’或‘外物’或‘客观’相对之一方面。为研究所谓‘灵魂’或‘内心’或‘意识’之学也”。在太虚大师看来，只将关注视域集中在与唯物主义物质论相对应的“意识”身上，而且是不包括孩童等在内的成人意识。这与中国佛教所关注的心理现象在范围和程度上不可同日而语，对于“心识”研究只能说“未实未尽”。

西方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以观察为主，主要是以对群体、儿童和动物的心理观察为方法，以物理上的条件反射等揭示人的心理现象，这一过程正是太虚大师总结的“于是渐变其研究方法，以观察为主而内省为辅，浸假取消内省而专主观察，以求合于研究物理的科学方法……”进而，为太虚大师所诟病的是，这种强势的行为心理学研究在一味追求客观有效性的驱使下，将不具备实测量化特征的“思想”和“动机”逐渐剔除心理学研究范围，“此派……而主张取消‘意识’……有借‘思想’以证有意识者则目‘思想’为‘隐微言语’而取消‘思想’。有语‘动机’以证有意识者则目‘动机’为‘迟延反应’而取消‘动机’”。如此情形在太虚大师看来，若还继续自称为心理学，乃名实“殊为不合”。

太虚大师对西方心理学和佛教心理学的研究范围及方法的差异进行分析之后，通过对西方心理学发展趋向的批判，即对行为学针对心理学的诘难，从理论上进行了回应。具体就是对二者的核心要义展开比较论述，首先太虚大师从行为学理论自身立场出发，指出行为学派的“行为”，是广义上的行为学，相当于在诸行无常、一切有为法这种意义上讲，即有情世间、无情器间均为其研究范围，而从色法角度可以发展出独立的学科——物理学，理应从心法角度可以发展出独立的学科——心理学；其次太虚大师指出心理学不但与行为实质不同，有“自德”（自身特征、属性），而且心理学的自德正是“自觉”。

这就是说，在太虚大师看来，“自觉”就是心理学、心识学最基本最重要的特征，是心理学之所成立的坚实基础，是心理学区别于行为学、生理学等学说最根本的地方，理应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同时也是心理机制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

二

太虚大师的佛教心理学思想以“自觉”为核心概念。他认为“自觉”活动要成功地发生和实现，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即认识能力、认识主体、认识对象，而此三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既是佛教心理学的天然组成部分，也正是现代“心理学”之所以成立的必要条件，当然也纠补了西方行为心理学名实不符的弊端。对此，他概括到“此自觉者，就有情而言，即于有情而云自觉；就眼识聚乃至‘藏识聚’言，即其一一自聚以云‘自觉’。究其根本佛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佛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则有一一心识，一一心所有法各有‘自觉’，故能‘自觉’，使无此一一各有自觉之心法，无‘自觉’之物质，又安能凭空突有‘自觉’耶。研究及说明此一一各有‘自觉’且‘能觉’他者之特殊事体，即吾人所谓‘心理学’”。显然，太虚大师的心理学思想是以佛教唯识学的基本理论架构起来的，进而他对其中的认识主体、认识能力和认识对象及各自的所指进行了周详的阐述。

第一，认识主体。就“一一心识，一一心所有法各有自觉”而言佛家思想的核心内容，这是说各种心识和所有法表面看来确实是心理活动实现与完成的载体，但是究其根本，并非是心理活动的主体。因为在太虚大师看来，认识活动的根本内驱力是“阿陀那识”。就“阿陀那识”太虚大师首先给出它的三层含义：“能执取结生相续意”，功能是保持世界连续不断；“能执受色根依处意”，功能是维持个人一生及其与之所关联之世界的存在；“能执持诸法种子意”，功能是摄藏业种、法种及其分别现行的功用。综上所述，“意谓阿陀那识……为执持有情一期之主体”。

但是究竟何为“阿陀那识”？太虚大师以为：“不可于一切法外别求阿陀那识，须知天地人物全是阿陀那识，其所以为不见阿陀那识而见为天地人物者，以我法二执恒行故”。即阿陀那识作为心理学的基础并不等同于作为西方心理学基础的大脑生物机制，不是一个可视、可闻、可触的法体，但同时它又遍在于大千世界的森罗万象，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刻意执着对它的追寻本身就是“我法二执”的表现。

第二，认识能力。阿陀那识究竟是如何发生作用，即认识能力从何而来？太虚大师解释道：“各各现行诸法，皆由自类种子而起，均等流类，名等流种；业种即思心所种子。乃思心所心王及善染等心所活动之作用，以自现对自种，亦等流种……”意思是说，认识能力其实就是各类种子自身的变现和功能，而这些具体功能当然也理应有其载体，就是各类种子，但各类种子也应该具有可以容身的载体，不然种子变现理论就没有根基，“然种子为潜在功能，无有现行法体可得，若无一现行法体为之摄藏，即散失而不能存在，不能起现行，不起现行故，便失坏一切世间出世间法”。由此可知，太虚大师认为各类种子本身即为潜在的功能，而且这种功能都被阿陀那识所收摄。可是阿陀那识无形无体、无声无触，且不能追求、无法认识，如此岂不落于空谈？

第三，认识对象。太虚大师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心理学研究对象就是“自觉”。用西方心理学的语言表述就是认识主体、认识能力、认识对象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上分别对认识主体、认识能力即自觉的主体、自觉的能力“阿陀那识”进行了简要分析。太虚大师强调“有自觉的既能觉他亦可被觉”其意在指出作为认识对象的“自觉”其实也正是“阿陀那识”。

由此可知，西方心理学发展到行为派的阶段时，由于一味强调其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客观性因而对“自觉”作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极力地进行驳斥，从而对心理学存在的合法性进行诘难，此详情借用太虚大师的表述即可得知，“而汝但据‘自觉’为研究心理之对象，则自觉但为主观，而不是客观，既不能从客观为实验之观察，不唯不成科学方法所究明之科学，且既非‘被知之客观’，则不入于可知范围，在我俟‘可知范围中’，实无此自觉心理之一事，又安能有‘研究说明此绝无之事’的心理学耶？”

对于此，太虚大师从四个递进的步骤进行回应。第一，指出行为学派的主客标准不明晰。如果以“自有情身”为主观而其余为客观，则客观应该是“他身”而非“自身”，因为行为学的研究对象是有情自身，必然要承认自身的客观实在性和可知性，这与自己将“自身”认定为主观自相矛盾。第二，指出如果行为学派承认“自身”为客观，那么与之对应的主观应当指何？这就从“客观自身”逻辑的推出与之对应的“主观自心”，太虚大师借助主客观相待而立再顺理成章地得出“主观自心”也为实然存在。进而，由“自有情身”可以从“主观”转成“客观”，理所当然“自有情心”也可以从“主观”转成“客观”。第三，针对行为学派认为身等有形体是恒续存在，即具有相对稳定性，因而可以研究，但是自觉的心理飘忽不定、内省互异，所以不能进行科学研究的论难。太虚大师以发展变化的角度指出身等有形体也是一个不断生灭的过程，而自觉内省的心理同时也具备相对稳定性，对其进行回应。第四，针对行为学派对自觉不可知的责问，太虚大师以“自证分”知“见分”为例进行回应和证明。进而，太虚大师以相对论及西方物理学的发展历程为依据刘峰：论太虚大师的佛教心理学思想，说明虽然“微隐之行为较粗显之行为为难知”，但并非不能知，所要做的是“更求能知之方法以求之耳”。

三

虽然太虚大师对西方行为心理学有诸多批评，但是仍然尊重它自身固有的价值。他指出就广义的行为学而言，心法不脱离行为，所以行为学自然也是心理学研究内容之一；就狭义的行为学而言，意行是心的行为、身行语行也和心理密切相关，所以通过“身行”研究心理也具有独特的意义。太虚大师通过正反两方面的作用，详细揭示了二者的相互关系。

首先，行为心理学端正了心理与肉身的关系。对于二者关系习惯上有两种倾向，一是在“一神教”思维下坚持心理是肉身之外的一主体；二是在身心一体的观念下，认为心理或存在心脏、或存在头脑。而行为心理学则坚持身心一体，而且心理关系身体的各个部分，这就相对科学地解决了心理与肉身的关系问题。

其次，西方传统的宗教、哲学自身普遍具有“神我灵魂”的色彩，强调人的身体里面具有一个起中枢作用的主宰风水大数据，决定着人的思维和言行。行为学则坚持所有心理活动都只是身体内外上下的具体活动刺激而引起的，这就剥落了“心”的神秘色彩。

再次，太虚大师指出传统佛教心理学思想，其用力点主要在八识中的第六识，但是对于和色根关系紧密的前五识及其相互之间发生作用的具体机制缺乏研究。相反，行为学派的“感觉、印象”说对于细化佛教心理学之前五识的研究大有裨益。此外，行为学派关于身体活动与心理作用关系的细致分析，对补充佛教心理思想的“身识”研究具有积极的作用。

最后，太虚大师指出西方传统心理学较少探究佛教心理思想之第七、第八识，因为他以为佛教心理思想的特点之一正是“藏识摄受身根实为自体，安危与共”。对于此虽然近代的“潜意识”思想和生机派的“隐德来希”说有所涉及，但舛误甚多，而行为学派则以独特的方式，对其具体的显发机理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究。

正是通过以上内容，太虚大师详密地阐发了西方行为心理学与佛教心理学融通的可能，对行为学派以其优势资补佛教心理学的地方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和评价。不仅如此，太虚大师还强调，研究心理学不能固守一途刘峰：论太虚大师的佛教心理学思想，诸如“内省法、群众意思测验法、他人语言忖度法、个人内心经验分析法……”凡是对研究心理有益助的方式方法都应该积极采用，“幸勿执一以求，亦勿一得自封”。进而他认为这种思路和观点对处理佛教心理学与其他现代学科的相互关系也同样适用，在他看来，虽然各门学科都具有自身的特性，但是决定其实质的都是背后所维系的心理学思想，所以他以一种宏阔的心胸强调佛教心理学的包容性和收摄性，总结出佛教心理学与现代科学相互关系的原则和方向。

太虚大师在对西方心理学的批判过程中，逐渐建立起自己以唯识理论为基础的佛教心理学思想，剖判缕析地豁显出二者的分际，进而对其相互之间的调适关系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在现代学术背景下，成功地使佛教心理学与西方心理学处于同一平台进行对话，既突显出佛教心理学的独特价值，又对西方心理学的挑战给予了有力的回应，积极地推动了传统佛教现代化的进程。

（全文完）

原文出处：《中国宗教》2012第11期，第58-60页

（作者单位为陕西师范大学宗教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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