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思远：中华和合文化与和谐社会的和谐文化传统

程思远：中华和合文化与和谐社会的和谐文化传统

一、中华和合文化“和合”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和合”之境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追求的理想境界。已故文化巨匠张岱年先生曾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即中国传统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统一。程思远先生把中国传统文化命名为“中华和合文化”,认为“中华民族已经形成了运用和合概念与和合文化研究自然界的生成和人的生成，研究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研究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关系,研究人的身心统一规律和养生之道的文化传统”。“和合”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最富生命力的文化内核和因子。“和合文化”不仅要求个体身心和谐、人际和谐、群体与社会和谐,更要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体现为“天人合一”的整体哲学精神,强调“天人共存、人我共存”的辩证立场，以宽容、博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张扬着丰富的天道与人间和谐融洽观念，对于当前消解社会矛盾、人与自然的冲突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儒家和道家的和谐观中华文化就其本质来讲就是一种和谐文化。古代文化主体的儒家、道家等学派关于和谐的丰富思想,既形成了和谐文化的固有传统,也是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与和谐社会可资利用的宝贵的思想资源。

1.儒家的和谐观。儒家贵“和”尚“中”，认为“德莫大于和”。《中庸》有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论语?学而》有云“礼之用,和为贵”。《礼记?中庸》又有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和谐”思想发展到政治领域，就有儒家本源之一——《周礼》的“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的政治准则。“和为贵”和“贵和”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核心的价值取向。中华先民对“和”的理解是知情意的统一。儒家倡导推己及人,由近至远的思维模式，主张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八德。儒家主张，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要洞明“和实生物”之道；个人修身养性，要讲究“心平气和”之工；与人交往，要恪守“和而不同”之法；应对潮流，要坚持“和而不流”之则；治理国家，要追求“政通人和”之理；与国交往，要坚持“求同存异、和平共处”之规，最后的终极关怀乃是“天人合一、宇宙和谐”价值追求,这是中国古圣先贤们积千年之理论与实践而积淀流传下来的精华瑰宝。作为今人,要建设和谐社会,须高度重视和弘扬这一历史传统。儒家学说更看重“人和”。孟子所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是把“人和”看得高于一切。

儒家强调人际关系“以和为美”， 提出的仁、义、礼、智、忠、孝、爱、悌、宽、恭、诚、信、笃、敬、节、恕等一系列伦理道德规范,其目的就在于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和谐,并把这种普遍的“人和”原则作为一种价值尺度规范每一个社会成员。儒家还为中国文化指出一个“大同”社会的远景目标，以至成为中国历史上生生不息的价值之源。《礼记?礼运第九》中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儒家在此首先强调了“天下为公”的思想，描述了重诚信、讲仁爱、求友善、修和睦、选贤能、富庶安康、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等和谐理想社会的基本特征到了近代，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洪秀全设计出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令广大农民心驰神往的和谐社会蓝图。儒家还强调“讲信修睦”社会和谐观。所谓“信”,就是“诚信”。社会和谐必须以诚信为本。子贡问孔子治国之道,孔子讲“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并强调三者之中,“民信”最为重要,因为“民无信不立”。

所谓“睦”就是“和睦”。社会和谐包括夫妻和睦、家庭和睦、宗族和睦、邻里和睦、地区和睦、民族和睦国家太平。“政通人和”,“协和万邦”、“家和万事兴”,“和气生财”、“和衷共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等古语都是古代先贤们对社会和谐的体认和追求。为此,荀子提出“以善和人”的要求。孔子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做人原则,将其推广到整个社会,就成了儒家崇尚的“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人们“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以及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伦理法则。

2.道家的和谐观。先秦道家的思想体系中也蕴藏着丰富的和谐观念,其 “天人合一”自然和谐观、“理想真人”的人际和谐观,“无为而无不为”的政治和谐观等主张,对当前的和谐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有着很大的启迪。道家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和谐的整体。老子最先表达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他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理想的人格模式就是所谓的“真人”。“真人”要做到“贵生保真”、“少私寡欲”、“见素抱朴”。“真人”在处世时能淡泊名利。“真人”形随俗而志清高，身处世而心逍遥，从不为名利所左右，追求“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斯己矣”的人生修养。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博大精深，影响深远。其主要思想包括:以正治国，以无事安民，清静无欲，崇尚节俭等。老子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所谓“正”，就是为政有道而不欺、赏罚公道而不倚，即以正道治理国家。 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认为当政者要实现与民众之间的政治和谐，就需“无为”，这样才可使百姓“有为”，才可达到“民自化”、“民自正”,“民自富”、“民自朴”的理想治国境界。 “无为”正是为了“无不为”。君王只有通过“无为”，才可达到“无不为”的政治目的。即老子所说的“无为则无不治”。在老子看来百姓从来都很淳朴、诚实，只要为政者开诚布公、为政公道，天下百姓便自会拥护响应，政治和谐自然也就实现了。老子还指出:“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为政者若是居功自傲程思远：中华和合文化与和谐社会的和谐文化传统，贪图享受，穷奢极欲，必将导致国家混乱，天下衰亡。道家反对为政者因贪欲而追逐名利，倡导人们去奢崇俭、勤俭不贪，唯此天下才能长治久安。老子说:“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老子还主张为政者要精减政事，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百姓生活的干扰。

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作用和地位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如儒学中“以德治国”,“治国安民”、“明礼诚信”“祥和社会”、“协和万邦”等智慧仍然有益，是当今政治文明建设、和谐文化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源泉与根基。中国共产党要在世界文化大潮中保持其先进性，就要在走向世界、扩大开放建设和谐世界的过程中把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摆在关系民族振兴的战略位置。一个民族只有在努力发展经济、提升国家“硬实力”的同时，保持和弘扬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和壮大自己的“软实力”，才能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以说，我们能不能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事关中华民族振兴的大问题。“和合”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精髓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发展历史中，积淀和形成了自己独特而伟大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体系的支配，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最大。其一，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为核心的入世思想；其二，是以“仁、义、礼、智、信”为标准的道德观念；其三，是以“天、地、君、亲、师”为次序的伦理观念；其四，是以“允执其中”（《论语》）为规范的中庸哲学。但 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始终表现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居安思危、乐天知足崇尚礼仪、以和为贵等特征。孔子的基本思想是：以学习为先，以治平本，以仁为核，以和为贵。这种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是广博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中，“和合”二字最能体现中国精神文化核心和精髓。“和”，指和谐、和平、祥和；“合”是结合、合作、融合。“和合”是实现“和谐”的途径，“和谐”是“和合”的理想实现，也是人类古往今来孜孜以求的自然、社会、人际、身心、文明中诸多元素之间的理想关系状态。

中国传统文化中贵和持中的和谐意识，表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天人合一”，指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二是“中庸”，指人际关系，即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

“天人合一”旨在承认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反对将它们割裂开来。“中庸”则强调对待事物关系要把握一个度，以避免对立和冲突。提倡“贵和”、“持中”的和谐意识，有利于处理现代社会各种矛盾，以保持社会的稳定。

在中国历史上佛家的智慧就是哲学，以广泛深厚的和合文化为基础的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源远流长。老子提出“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 子》第四十二章），认为道蕴涵阴阳两个相反方面，万物都包含着阴阳，阴阳相互作用而构成和。这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论语?学而》：“ 礼之用，和为贵。”把和作为处事、行礼的最高境界。其他人如墨子、管子、荀子等先秦诸子也多有关于“和”或“和合”的论述。“和合”概念在先秦时期基本形成。随着“和合”概念的形成，中国的原创文化也经过“百家争鸣”，逐渐“和合”形成儒、道两大显学，并且在两汉之际“和合”地接纳了由印度原创的崇尚“因缘和合”“圆融无碍”的佛教文化。“因缘和合”论成为佛教的重要理论在历史上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此， “和合”概念被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道佛所通用，并成为其概括本身宗旨的核心概念，同时也被其他文化流派的思想家普遍接受并广泛运用。西汉董仲舒为适应“大一统”杜会发展的需要，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实则以儒家思想为本位，兼取道、法、阴阳五行说等各家思想，主张把礼治与法治相结合，明显受到燕齐文化的影响。

网友孔健在他的博客《“和合”文化有利于中国人的道德建设》一文中用通俗的语言诠释了儒道佛“和合”文化的精神趣旨。他写道：我把“合和”文化解读为一种健全的心。“和合”一词中的“合”，应该是指人的多种精神诉求的集合。道理很简单，只有在具备两个以上要素的情况下，才能谈得上“合”；倘若只是单一要素，根本就谈不上“合”了。多种要素凑在一起，有可能发生冲突，也未必就一定发生冲突。即便发生冲突，也未尝不可以化解。成功地化解冲突，便进入了“和”的状态。所谓“和”，应该是指多样性的统一，是指冲突的化解。显而易见，这种意义上的“和”，有别于“同”，故而孔子力主“和而不同”。要想把人的多方面的精神需求统一起来、协调起来，进入“和”的心态，绝非易事，仅靠一种学说，显然也是不可能做到的，必须综合运用多种学说。在传统文化资源中，对于和合心态的养成，儒释道三家都是不可或缺的元素。三教分别满足中国人精神生活中某方面的需要，帮助人们养成和合的心态。儒家的精神趣旨，可以概括成三个字，那就是“拿得起”；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有为”；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张“。儒家主张立德、立功、立言，主张干事，主张积极有为。孔子、孟子为什么周游列国？还就是找事干！他们忧国忧民，古道热肠，心怀天下，都是呆不住的圣贤。

孔子是个呆不住的人暇不暖席，褥子垫儿还没有坐热乎，他又走了。他积极地找事干“知其不可而为之”，用现在的话来说佛家的智慧就是哲学，就是“拿得起”。儒家好比是粮食店，是精神的加油站，激励人前进。任何人都离不开粮食店，可谓须臾不可离。“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人没有饭吃，活不成；没有精神食粮，同样也活不成道家的精神趣旨是“想得开”。用两个字来说，叫做“无为”用一个字来说，叫做“弛”。道家的趣旨与儒家似乎相反，实际上互为补充。学会紧张，是一门学问；学会放松，同样也是一门学问：对于人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人白天干事，这是“张”；而晚上睡觉，需要“弛”，否则会失眠的。人不能总是“张”，也不能总是“弛”：需要张弛有度，相互配合，各得其所。古人非常明白这个道理，主张把两方面统一起来，践行“文武之道”。《礼记?杂记下》写道：“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我们在诸葛孔明身上，可以看到儒道互补成功的范例。他的人生信念是“宁静以致远，淡泊以明志。”“宁静”、“淡泊”体现出道家的趣旨，“致远”、“明志”则体现儒家的趣旨。当你身陷逆境的时候，道家还会告诉你：不要陷入到精神痛苦之中不能自拔，要想得开，要看得远，要明白“祸兮福之所伏，福兮祸之所倚”的道理，要掌握安时处顺的生存技巧，因而具有劝慰的功能。

道家好比是药店，当人遇到了精神困惑的时候，光吃粮食是不行的，还需要吃药。买药就得上药店。佛教精神趣旨是“放得下”。用一个字来说，那就是“空”。“放得下”是禅宗讲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富家子弟带了一大笔钱为了成佛，遍访名师，终于遇到了一个高僧。这个高僧是一位禅师，他告诉那个小青年：“你不是想成佛吗？我告诉你有一个地方，你到那里就能成佛！”小青年迫不及待地问：“在哪儿？”禅师说：“你没看那里有一个粗木竿子吗？你爬到那竿子顶上，你就成佛了。”小青年信以为真，把钱袋子放在地上，赶紧就往上爬。等他爬上竿子的顶端，回头一看，那个老禅师把他的钱袋子背起来走远了。老禅师问那小青年：“成佛了吗？”小青年一下子领悟到：把什么都放得下（包括成佛的念头），那就是成佛了！所以，“放得下”三个字，可以用来表示佛教的精神趣旨。用佛教的术语说，“放得下”就是看破红尘，去除我执和法执，把精神追求的目标定位在彼岸的极乐世界。佛教并不是反对男婚女嫁，只是不认同世俗的爱情观。按照佛教的说法，两个人结为夫妻，乃是因缘所致。“因缘和合，幻相方生”，关情何事？放下恼人的情吧，不要再为情所苦了！佛教是一个精品店，它要化解人生中的烦恼，达到精神上的解脱，主张在对永恒的极乐世界的向往中，使心灵得以净化。

拿得起，想得开，放得下，人的方方面面的精神需求，都可以在中国哲学中得到解决。假如有一位未婚的男青年，碰到一位自己心仪的姑娘。这时，儒家会鼓励他：小伙子，赶紧往前冲，大胆地追求她。“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男青年认认真真地追求姑娘，有可能成功，于是乎引出一段缠缠绵绵的爱情故事；但也有可能失败，没有求到。遇上后一种情形男青年精神上肯定十分痛苦，“求之不得，吾寐思服”，“悠哉游哉，辗转反侧”，睡不着觉，欲罢不能。怎么摆脱困境呢？这时，道家会这样安慰他：小伙子，想开一些吧，失恋了就失恋了吧，没什么不得了的，天涯何处无芳草，从头再来吗！至于佛教，也许会这样开示男青年：施主，看清楚了，美女果真美吗？“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你干嘛把那美女当真呢？按照佛教的说法，美女根本谈不上美，美女的美，不过是假象而已。你看她长得“皓齿樱唇”，那并不是诸法实相。青春是短暂的，也就是那么几年。再过几十年，你去看那个美女，难道她还美吗？在佛教看来，光“想得开”还不够，还要“放得下”，也就是别把美女当真，别往心里放。儒道两家是中国固有的学问，主要是讲人生哲学。儒家告诉人如何堂堂正正地度过一生，道家如何轻轻松松地度过一生，至于人死后怎样，两家都不怎么在意。

佛教是从印度引入的学问，主要是讲人死哲学。佛教为人设计了“终极关怀”之所，标示出超越的精神取向，告诉人如何干干净净地辞别尘世。人死哲学与人生哲学似乎相反，惟其如此，才构成互补关系：倘若悟不透死，焉能悟透生？综合运用儒释道三家学问，连生死大关都能勘破，还不算是心态和合吗？儒道互补，讲出“张弛和合学”；儒释道互补，进一步讲出“生死和合学”：三教共同培育和合心态的形成。张载在《西铭》中说：“存，吾顺事；没，吾宁也。”这可以说是对和合心态的写照。他所说的“事”,就是干事，涵摄儒家“拿得起”的趣旨；他所说的“顺”，是指化逆为顺，涵摄道家“想得开”的趣旨；他所说的“宁”就是无所求、无愧疚，涵摄佛教“放得下”的趣旨。

“和合”文化的一个显著特性就是：文化中发生冲突，只是一时之变，要求调和，乃是万世之常。认为西方文化似乎冲突性更大佛家的智慧就是哲学，而中国文化则调和力量更强，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乃在最能调和，使冲突之各方兼容并包，共存并处，相互调济。注重和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

“和合”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是古代中国人处理自然界和精神界关系所持的基本思想，季羡林先生对其解释为：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类；天人合一合，就是互相理解，结成友谊其突出特征是：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服从自然规律，人性即天道，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律一致，人生理想就是天人谐调。在古代中国人看来，自然过程、历史过程、人生过程、思维过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这一思想特征贯穿了“天人合一”观念源起与演变的基本过程，贯穿于古代的哲学、科学和艺术中。 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认为宇宙间有四大，人居其一，人以地为法则，地以天为法则，天以道为法则，从一个侧面确立了人与天的相互关联。庄子提倡“与天为一”。《庄子.达生》云：“弃事则形不劳，遗生则精不亏，夫形全精复，与天为一”。抛弃世事，忘怀生命，使形体健全，精神饱满，从而达到与天合为一体的自然无为境界。《周易.文言》明确提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时，与四时合其序， 与鬼神合其凶吉，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的顺应自然的 “与天地合德”的思想。汉代董仲舒甚至以“人副天数”的观念为基础建立起天人感应的谶纬神学体系。《春秋繁露.阴阳义》即云：“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在宋代理学中，“天人合一”思想更趋成熟、精致、完善。张载直接提出“天人合一”命题；《正蒙.诚明》云：“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可以成圣”。

中国医学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则提出“天人相应”的命题，强调人与天地相应， 与四时相副，与天地如一。天人同构，人体的小宇宙与天地的大宇宙相对应。书中列举了诸如“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等等 。 在美学上，和谐化诗意关联的“天人合一”思想，深刻浸渍了中国古代审美境界论，使得古代中国人特别强调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的合一。

其次，“和合”文化中和谐化辩证法的普遍运用，使得中国美学智慧特别注意以对应性、相融性、辩证性、和谐性来理解和处理一系列审美范畴的展开与构架。纵观中国古代美学基本特征（如强调真善统一、情理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有限与无限的统一、认知与直觉的统一等） 和中国古代审美理想 （如儒家对“和”、道家对“妙”、佛禅对“圆”的追求）,无不是“和合”文化在审美层面的诗性展开和逻辑延伸。这表明，中国诗性智慧和审美意识与“和合”文化有着一种特殊的亲和性和关联性。“和合”文化，是中国古代诗性智慧之根。

中庸之道是“和合文化”在为人处世方面的具体准则，它在儒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视作一种人生和道德的至高境界和追求目标。 “中庸”最早见于《论语》。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他的“五美”之说实际上也是讲中庸：“君子惠而不费程思远：中华和合文化与和谐社会的和谐文化传统，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

何谓“中庸”？据宋儒说，不偏不倚谓之中，恒常不易为之庸。儒家文化的这种中庸之道塑造了古代中国人的中庸之德，使古代中国人形成了中庸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处事作风和人格境界面对现实人生很多具体的两极选择，人们试图有效地在对立的两极之间找到了一个均衡的支点，并使对立双方归于统一。在生活实践中，守中、不走极端，成为古代中国人固守的人生信条。在今日的语境下，“中庸”就是要正确把握度并协调好各种关系，以益于社会的和谐稳定持续进步。中庸之道的真谛在于：坚守中正，寻求适度，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

协和万邦是和合文化的又一实践。“以和为贵”、“亲仁善邻”、“协和万邦”这是中华民族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传统道德基础。从中国先秦时期老子主张大国理应谦下(“大者宜为下”、“大国者下流”)，到西汉董仲舒主张“洽四国”，唐高祖李渊主张对周边邻国行“宏仁恕之道”，等等。和睦相处，消弭战祸，“化干戈为玉帛”始终是中华民族的美好愿望和实践目标在这种和合文化的影响下，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极少对外用兵。中国与世界各国和平相处、睦邻友好、共同发展的原则至今影响深远。和而不同是“和合”思想的另一个特征。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指不同事物之间的搭配、融合、平衡达到最为圆满程度的一种状态。就是到了今天，我们讲一个领导班子要和谐，有要战斗力，必须在年龄结构、知识结构、性格结构、性别结构等方面互为补充；音乐要和，五音的高低疾缓臻于完美，就称为和；饮食要和，五味的多寡浓淡搭配得宜，也称为和；身体要健，阴阳之气平衡饱满，也称为和；德行要和，处事不刚不柔曰和，为古代五德之一。

可见此种“和”的境界有三个特点。第一，它是一种至善的状态；第二，它是由不同事物之间构成的一种完美的关系；第三，这多种事物在和合的关系中保持着原有的个性，而不必舍弃个性一刀切成一堆齐刷刷的火柴棍儿。和而不同，“和”异于“同”之处，就在于它保留了其中每一种事物的个别属性。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在中国追求和谐、崇尚和美不是一家一派所倡导的思想，而是诸子百家的共识，可以说，和谐思想内蕴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背景下，我们讲世界和平、政治和谐、社会和谐、党内和谐，都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中找到根源，现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思想，使我们获得历史的智慧与现实的启迪，这种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当然是要继承并发扬光大。可一段时间外国文化大肆入侵，美国 大片、韩剧漫天飞；在国外一些不良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下，社会上出现了一些道德缺失、精神扭曲现象，甚至是否定自己的传统文化,不加分析的照搬西方文化，确实是令人担忧。芬兰总理说：“我担心我们不会亡国，但会亡种。”没有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就失去了民族的根本，也就丧失了自己，丧失了民族的灵魂，当然也就丧失了民族之种了。提升到这种高度来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使每一位有民族自豪感的中国人能清醒地认识，来增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自信力和自觉性。当然，在这个信息社会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我们不可能封闭。我们对外国优秀的文化也不是排斥的，相反的是要吸收借鉴消化创新。要“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要坚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深入人心，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不断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的新局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同一太极

西安同一太极拳交流培训中心是西安市教育部门批准的、“五证”齐全的太极拳专业培训机构，是陕西省武术协会团体会员，被太极拳发源地河南温县授予“中国太极拳西安培训基地”，被中国武术协会授予“中国武术段位制培训考评机构”。校长吴颖锋毕业于西安交大，师承陈全忠大师，是陈式太极拳第12代代表性传人。精通陈式太极拳老架（大架）系列拳械套路，被授予“国际太极拳文化传播大使”，“国际太极拳名师”，“中华太极拳杰出传承人”，“温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陈式太极拳大架）代表性传承人”。现任陕西省武术协会副秘书长，兼任中国温县太极拳研究院名誉院长、西安市太极拳总会副主席、西安陈氏太极拳研究会副会长、焦作市太极拳协会理事、商洛惠州等太极拳协会顾问等。 执行校长薛奇英， 西北大学生物学学士、工商管理硕士，师承陈全忠大师，陈式太极拳第十二代传人，中国武术段位制指导员、考评员。同一太极开设成人班、少儿班，教练员提高班、武术段位培训班、推手班、太极内功养生班、企业培训班、英语太极拳培训班（主要针对外籍学员）。

报名学习

【西安同一太极拳交流培训中心】

【地址】：西安市含光路南段淘宝建材城1号(2楼“同一太极”)。

【交通】：坐车（205、210、212、225、219、312、32、5、706、716、905、908、921、922、928、教育专线等）；开车：楼下有停车场（下午下班后免费停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