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思想的主要特点及其人文文精神

：中国佛教思想的主要特点及其人文文精神

外来的佛教经过数百年的演变发展，最终完全融人了中华传统文化之中，成为其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中国佛教既继承了佛陀创教的基本精神，同时又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佛家的思想特征，吸收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内容和方法，为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而有所发展，有所创新。在漫长的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佛教形成了它鲜明的不同于印度佛教的思想特点与文化精神。中国佛教思想究竟有哪些特点？这些特点是如何产生的，又对中国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哪些影响？中国佛教文化的基本精神如何？对这些问题，人们可以见仁见智，有不同的看法。但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却是有意义的。它不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而且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佛教文化的历史价值与现代意义。本文即根据学术界的有关看法，并结合笔者自己的研究，试从以下九个方面来概括一下中国佛教思想的主要特点及其人文精神。

第一，中国佛教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融会般若性空论为特色的心性学说佛家的思想特征，并在中国佛教思想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这种心性学说远承印度佛教而形成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主要张显了将人的内在心性作为解脱之道的思想。从哲学上看，佛性论实际上是佛教的心性论，主要从探讨解脱主体与解脱途径的角度对心性问题作了特殊的发挥。在印度部派佛教中，就曾对宇宙万法的实有假有、心性的净染等问题展开过广泛的讨论。大乘佛教时期不仅出现了倡导“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涅槃经》，还形成了佛性如来藏思想，强调“如来即在众生身内”，是一切众生成佛的根本依据。虽然这种思想与“无我”说不合而在印度佛教中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但它传人中土后，由于与传统的灵魂不死观念和儒家的心性论有异曲同功之妙，却受到了中土人士的欢迎。东晋时，道安的“宅心本无”、慧远的“法性论”就都有抬高“心性”在解脱中的作用的意向，而僧祗等人更把般若空观与涅槃佛性结合起来理解，使反本求宗、依持心性佛性获得解脱逐渐成为中国佛教的基本理论。到了晋宋时的竺道生，进一步以空融有，空有相摄，把非有非无的般若实相与众生的本性(佛性)从理论上会通起来，从而把成佛从对外在的宇宙实相的体认转为对自身本性的证悟，更突出了众生的自性自度。

特别是竺道生强调“无我本无生死中我，非不有佛性我也”，既使佛性常住而又不违背印度佛教的“无我说”之精神，同时又使传统的“神不灭论”披上了佛教思辨的外衣而获得了新的理论形式，并成为生死轮回的主体。竺道生倡导的“众生皆有佛性，顿悟即得成佛”的佛性论思想以它特有的魅力而盛行于中土，成为中国佛教中最深人人心的思想之一。南北朝时期的佛性论的主流就是从涅槃解脱的角度把常住的佛性与“冥传不朽”的“心神”等联系在一起，以“神识”、“真神”等来表示业报轮回的主体和超凡人圣的解脱之因。梁武帝的“神明成佛义”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反映了中国人对心性佛性的一种理解。隋唐时期建立起来的中国化的佛教各宗派的理论也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佛性(心性)建立起来的。无论是天台宗的“性具”，还是华严宗的“性起”：中国佛教思想的主要特点及其人文文精神，无论是唯识宗的“五种性”，还是禅宗的“识心见性”、“见性成佛”，心性论始终是各个宗派学说的重点。隋唐佛教对心性论的探讨不仅对佛学本身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在客观上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学术由本体之学向心性之学的转向。随着宋明理学被定于一尊，佛教在中土的发展日趋衰微，但佛教探讨人心佛性的思维途径和宗教修行方法，却渗透到宋明新儒学的方方面面佛家的思想特征，无论是对程朱理学或是陆王心学，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直到近代，不但唯识学重新复兴，禅宗的“即心即佛”思想也依然盛行。禅与唯识的结合，在近代开出了“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潮流：中国佛教思想的主要特点及其人文文精神，这种心性论强调“心力”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成为近代社会变革运动的理论武器，这真是值得人们深思的一种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