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老师：墨家的反差极大的现象耐人寻思

南怀瑾老师：墨家的反差极大的现象耐人寻思

墨家，在战国早期至秦末以轰轰烈烈地来，寂寂无名地却在乱世中以技、以守由达趋微，乃至分崩离析 。

墨子的门徒统称为“墨者”，也叫短衣帮，平日里穿短衣草鞋，闻鸡起舞儒家思想和佛家思想的区别，大搞武术训练，以吃苦为乐事。

墨家这种反差极大的存留现象 耐人寻思，其中既有墨家自身的组织特征所致，是否和秦时代的屠杀有联系。

苦行清修， 墨家弟子 的自我觉悟：

强烈的献身精神——“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 墨家弟子的侠义。

怀抱炽热的博爱之心，而不讲私情……墨家巨子以能者居首。

墨子 以阵势推演将战争平息：从教科书中每个人都学过“墨子救宋”的故事，墨子凭借沙盘演练，干净利落地说服了公输盘与楚王，打消了他们发动战争的念头。救百姓于纷争之下，（每一个战争，都有无辜平民丧生于战争下，被战争狎裹，而流离失所）。

墨家的独有排解纷争的魅力因此得到极大彰显。

只要墨家帮谁，谁就不会败，这种观念吸引了一众仰慕者。因此墨家学说在严苛的条件下，还是在纷乱世间感召到许多信徒，以追随墨家，为墨家为终极追求。

不接地气的墨家 规则实在太高，聚财必以分人，杀己以存天下。这种毫不利己，无私奉献的精神固然伟大，准入门槛的高极，限制了墨家在大面积的受众。致后继无人。

权力的轮替不以亲疏儒家思想和佛家思想的区别，也造成了墨家不为大众接受。如墨家巨子役，则卷入自家之纷争之中。致后继乏力。

儒家：

儒家倡导的准则主要以血亲、至亲为核心，从而推己及人，所谓的为父之慈，人子之孝，夫妻之义，兄弟之悌，朋友之信等等，都在纲常范围之内，比较容易让人接纳。此外，儒家还有诸如知错能改、见利思义等等教诲，并不使人“吃亏”太多。这即以自私自利之本能利用。

儒家：“节用而爱民，使民以时。”连有法家倾向的荀子也知道：“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黄老学派则更是大大方方地提出“天子藏珠玉，诸侯藏金石，大夫蓄狗马，百姓藏布帛。”其不限制民以有之享受。不倡导像墨家那样极端节制，这就使儒家受众广泛。

汉代文帝时，多方积极抢救被秦朝焚毁的文化典籍。儒家大师张苍增补《九章算术》；秦朝博士伏生背诵《尚书》；《礼记》《战国策》《楚辞》等著作也得到了重新修订整理。

但是墨家学派不在抢救之列。孟子就曾直接打压攻击过墨家：“杨朱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皇权的统治思想越来越受到儒家的影响。在休养生息恢复国力后，而汉武帝最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家一跃成为主流。在儒家的大幅扩张过程中，墨家的发展空间也被极大削弱了。

毫无疑问，在“独尊儒术”之前，墨家思想已经开始衰退。因为墨家的许多主张都在对抗与偏离传统精英文化中根深蒂固而又广泛认同的取向。比如，奢侈的葬礼，优雅的音乐，美丽的服饰等等。墨家所提出的“俭用”与“节葬”显得不合时宜。可一切又充满矛盾，许多墨家弟子作为当时的知识阶层，必须在精英位置上才能发挥才能。

尽管原初墨子本人并不去求得贵族的任用或供养，可战国时代面临生死存亡的王楚和士人 。并不都这么“高风亮节”。愿意跟随墨子学习的弟子丝毫不会掩饰欲望（人的自私本能）。对此，墨子仍要为门下弟子积极奔走：“子墨子使管黔傲游高石子于卫，卫君致禄甚厚，设之于卿”；“子墨子游公尚过于越”；“子墨子出曹公子于宋”；“子墨子使胜绰事项子牛”……全都是墨子为弟子求仕的经历。

墨家弟子无论拥有何等技艺与道德品质，其根本的生存方式还得与“士”保持一致。他们既有“志于道”的理想，仍要接受“从于王”的现实。可是“士”的生活习惯就与“俭用”“节葬”等理念格格不入。

如“兼爱”，被认为是墨家思想的核心，也是最早提倡人人平等的学说。可是，那个时代恰恰是最讲究等级的时代，墨家一句口号就试图消灭社会等级，显得太过理想。

相较而言，儒家则没有提及绝对平等，反倒用“人皆有恻隐之心”建立起共情与理解的基础。墨子的兼爱起源于“天”普爱众生，相当粗疏。从根本上说，就是原始社会的低级平均主义，与“不患寡患不均”的朴素观点接近。可这都与墨家自身所处的立场相违背。

个体观念的错位使得儒家有机可乘。在世卿世禄制度下，以“学而优则仕”为目的的学人哪还听得进去墨家思想，更不会为墨家摇旗呐喊了。（阶级的局限性，不管其思想的平民性有多少，也不管他们如何为民奔走呼号，他们都没有勇气与原有的阶层彻底决裂。这种决裂体现在个体观念上）。

自汉魏以来，儒家几乎对墨家思想集体禁言，使得墨家成为所谓“绝学”。

墨家虽然从历史洪流中消亡，但从先秦至现代 ，最热切于救世者莫过于墨家的侠义思想，只有侠义一脉， 才真正做到了不可为而为之。墨家弟子扶弱抑强，力阻战争，将并不强大且难持久的有限力量全然倾注，在乱世的黑暗中迸发出灿烂的光火。这种侠义精神不会磨灭，永恒地流传了下来。

墨家的世俗学说，却有着出世般的禁欲规定。然而，佛教能为信徒提供一套灵魂救赎的法门，享受心灵的愉悦。在完备的体系下，虔诚的佛门弟子可以为了追求永恒的极乐而暂时忽略现实的艰苦。这些许诺，墨家做得远远不够。

墨家只是很虚妄地提出了鬼神观念用以劝人行善，且以督导与威吓为手段，很难激起民众自觉，无法形成信仰的基础。

不靠形而下的物质动机，也不靠形而上的精神慰藉，仅仅是理想主义和自我感动，无法维系普遍而长久的吸引力。

墨家最后只能是“言之无文，行而不远”，逐渐人才凋零。

儒家重教育，孔子作为万世师表，坐下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其中又有不少弟子效法孔子，周游各地讲学，开枝散叶。而墨子及其学派则全然不同，大思想家只有墨子一人。其弟子以及再传弟子，只会擅长制造兵器和城防守备。以墨子毕生行迹来看，他不是一位教育家，更像是一位反战斗士。《墨子》53篇中仅《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5篇记述墨子生平言行之迹，间有师生问答。另外在《备城门》等11篇专论防御之术的记录中，略有师生往来的只言片语。

从雪泥鸿爪中，可一窥墨子对接班人的培育模式，其中最为典型的一则有关教学的记述是在《鲁问》当中。

“鲁人因子墨子而学其子者儒家思想和佛家思想的区别，其子战死南怀瑾老师：墨家的反差极大的现象耐人寻思，其父让墨子。子墨子曰：‘子欲学子之子，今学成矣，战而死，而子愠，而犹欲粜，粜雠，则罔也。岂不费哉。’”

说的是，鲁国有人把儿子送到墨子那里学习，结果儿子战死，父亲便来责备墨子。墨子说：你要让你的儿子向我学习，现在他学成了（墨家精神），作战死了，你却因此愤怒，犹如想卖米，卖完了，就愤怒了。岂不荒谬？

重技能而疏学术，人、或家、国，人以什么去战，墨家重技能，而疏远思想。殊不知在战争洪流之下人民需要的是安定，是去战争的勇气。

儒家就以疏导思想而存：君以臣为荣，臣以君为要，辅助君主立国，才能立家安身，儒家的“人治”主义，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南怀瑾老师：墨家的反差极大的现象耐人寻思，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封建专制为了加强统治， 重视儒学教育，推崇程朱理学，把它视为维护封建统治的舆论工具，极力加以推广。

儒学教育有官学和私学两种形式。官学系统，中央设书院，是为国家最高学府。中央直接管辖的教育机关。地方各道和邑设有乡校。这些学校都由国家提供一定的土地和劳动者，用以作为办学的经费。私学是各地的儒家学者创办的私塾或书堂。私学日益发展，成为李朝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影响。

儒学在中国存在几千年，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

儒学现代意义：

一，当前处于中华民族的全面民族复兴，此时此刻，必须回顾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珍视儒学精髓而发扬。

二，新世纪，我们的国家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明白儒学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古’，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之下儒学的自主地位。”

适应我们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