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异同文章 一说行|追寻沙漠中的泉水（之一）

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异同文章 一说行|追寻沙漠中的泉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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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襄先生所撰《追寻沙漠中的泉水（之一）——宗教与人类》（点击进入原文）提纲挈领地深入阐述了宗教之于人类关系的要津，有不少见解很具启发性，引起了我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研究及宗教比较研究者的兴趣和表达欲望。希望本文可以作为文襄君所撰《追寻沙漠中的泉水（之一）——宗教与人类》的补充及延深研究。

本文试着来探讨一些问题：

■儒家思想与宗教共通性与差异性的比较；

■儒家思想为什么没有发展成为宗教；

■在二十一世纪科学高度发达并快速发展的今天，宗教的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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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襄君在文中谈到：“汉语的‘宗教’一词是个自答式名词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异同文章 一说行|追寻沙漠中的泉水（之一），对这两个问题给出了极为清晰的回答：所宗所教。”可以讲，“有所宗”，即有纲领、有宗旨、有目标；“有所教”，即有行为规范、行动方针、思想框架。——这可以说是比效完整的关于宗教的定义了，也是积极意义上的定义。然而，宗教发展到今天，已经出现了诸多流弊，迷信、封闭、敌对、教条、呆板等消极意义，往往在很多人的认识中被或多或少地掺入“宗教”这个词的定义中。在现代社会，当一个无宗教信仰的人被指没有信仰时，往往会抱以“迷信、封闭、敌对、教条、呆板、失去自由”等消极词汇的反嘲。而儒家思想可以完全支撑信仰需求，并且几乎不会流于上述诟病。

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具备一切宗教的积极意义的功能。但是儒家思想却从未披上过宗教的外衣，尽管后世的儒家信奉者曾经在历史上作过将儒家进行宗教化改革的努力，却从未成功过。其主要原因在于，孔子于最初创立儒家思想体系时，就作了避免宗教化的思想构架搭建。不得不说，相对于其它宗教出现的宗教形式化、教条化、独裁专权化所带来的负面矛盾冲突来讲，孔子、孟子等儒家创立者更胜一筹。其实道家思想的创立者老子、庄子也完全类似，只不过后世的道家思想信奉者成功地进行了道家思想宗教化的改造。但是时至今日仍有“道家思想不等同于道教”的声音。可以说，是否被宗教化的标准在于：是否有问题讨论的禁区；是否有人与上帝（上天、本源、主、神）联结的垄断性通道；是否有刻意将上天、本源、主、神等概念神秘化、人格化并玄幻化的描述；是否有强制性、教条化、区别化及隔离化的行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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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为何没有成为儒教？

回答这个问题，值得作为入手处来深入研究的是《周易》这部典籍。《易经》的成书分为三大阶段。初始阶段由伏羲氏作八卦，当时并无文字，只是用图象来表达。第二阶段由周文王将八卦演绎成六十四卦，并给每一卦作了文字注释，称为：卦辞、爻辞，共计五千余字。第三阶段是《周易》的成书阶段，由孔子所作《易传》共7部10篇综合阐释和系统论述的文章，被后世称为“十翼”，共一万余字，分别是《彖传》上下篇、《象传》上下篇、《系辞传》上下篇，及《文言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各一篇。至此《周易》成书完成。《周易》文字的作者是周文王姬昌一系（可能包括周文王姬昌的弟弟周公姬旦）和孔子一系（可能包括孔子的几位学生），而孔子对于《周易》的文字从数量贡献上远远多于周文王。在中华文明系统中，普遍认为周文王、周公、包括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都是儒家、道家共尊的宗师性人物，或者说是儒、道两家未分水之前的代表性人物。实际上周文王、周武王也是当时的政治军事领袖。可以说，周文王与周武王之于中华文明的地位，类似于摩西之于犹太、基督教文明的地位，以及穆罕默德之于伊斯兰文明的地位。

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创立者，一生“宪章文武”（《礼记·中庸》），即以周文王、周武王的精神为传承、为宪章。《礼记·中庸》中描述记载：“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由此段文字可以看出孔子视周文王、周武王的精神为大政方针、为天枢北斗。并且孔子一生述而不作，终其一生亲经其手留下的文献只有《诗经》《春秋》和《周易》。而《周易》的主要内容是对宇宙、人生最根本最深邃认识的论述。所以，《周易》属于儒家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根本性经典之一。

作为中国乃至于整个东方世界起源最古老、传承年代最久远，最受各家、各教派、各地区人群普遍尊崇的，也是最具神秘性的经典——《周易》，从不曾被成功拉入任何宗教体系中，包括以太极八卦图为图腾的道教。这也是因为《周易》文字的作者文王与孔子，在下笔时就考虑并进行了避免宗教化的思想构架搭建。《周易》是诸子百家共同认可、并均视为圭臬、且共通共用的一部经典。这说明中国本土文化中很早就有超越宗教性的思想。或者说宗教在世界其它地区代表着最文明最进步的标志的时候，中华文化文明中就有了具备一切宗教积极功能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异同文章，但更具前瞻性、先进性的思想体系。

这种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刻意避开宗教化的意识，不但存在于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为代表人物的儒、道两家，甚至影响到由古印度传播到中华大地的佛教中的禅宗。禅宗在佛教系统中被普遍认为是最高深的一支，同时也是最活泼灵动、最不拘形式的一支。这里须补充说明的是，禅宗在中华大地上能够快速广泛地传播至今，其原因就是中华本土文化中，本身就具备不拘一格、心领神会、直取最上的文化精神，这种人文气质可以说与舶来的禅宗一拍即合。在历代禅宗大师们的言行中，我们能够看到很多反对及刻意避免呆板、宗教化的痕迹。历史证明，正是因为禅宗具有这种意识，才使其成为佛教中最具生命力的一支。佛教在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历经战乱，然而在统治阶级灭佛运动等毁灭性打击之后，禅宗总是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带头复兴、重整旗鼓。

刻意避免宗教化、教条化的立意，在儒家思想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可以这样讲，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人数，从来没有大比例少于任何宗教所影响的人数，同时这种影响的深度、广度也从来不曾低于任何宗教。由此引发一个思考：儒家思想作为与其他各大宗教同等功能、同等规模的思想理论体系，受其影响的人群从未因其系统与其它宗教思想认识上的分歧而发生过流血冲突；更从未听说过受儒家思想体系影响的人群之间因思想的发展、系统的分化而发生流血冲突的历史事件；历史上也从未听见过“为孔夫子而战”的声音。相反，无数史料表明，儒家思想常常成为因利益争端而发生流血冲突的各方之间的调和剂、缓冲器；相比之下，伊斯兰教、基督教，都不乏其成为发动战争、流血冲突的理论依据、教义支持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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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与其他宗教的异同

文襄先生讲到：“任何宗教教派都在试图以不同的方式解读人类的命运，都在声称自己是‘上帝’（造物者）的唯一、合法的代言人。但是，在万物有灵基础上演变出来的宗教都带有很强的地域色彩－尽管所有的宗教都声称适用于全人类。所有宗教遵循的善行和基本原则，确实是对普世价值的解读和折射，是人类文明共同结晶焕发出的光彩。尽管如此，人类至今并没有统一的宗教形式，没有任何迹象证明人类有意愿采用一种宗教作为世界语言。”本人认为这是文襄先生的真知灼见之一。顺着这个思路再看下去我们不难发现，世界上几大宗教的基本元素乃至基本构架是完全类似的，各大宗教所表达的诉求都是为了救赎人民，所宣传的方法都是为了使人弃恶从善，只因地理地域、习俗习惯的差异，各宗教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

但须强调的是，笔者认为，各大宗教的元始精神，即真实的内核是高度一致的。即各大宗教在元始初衷方面、对宇宙人生的认识及态度方面，不存在根本的方向性差异，只是外在形式上的侧重点不同，在于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的差异性。笔者还认为，造成各大宗教现状大相径庭的原因，是各宗教人群本身的差异化造成的人的原因，不是因宗教创立、教义理论的立论而产生的宗教的原因。或者说，各大宗教创立者在创立其宗教的时候就面临着亟待解决这些问题状况，即各民族、各人群因地理地域、习俗习惯、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而形成的人的差异性所引起的一系列矛盾冲突。或者说各大宗教创立者都不约而同的将解决上述问题作为其重要的教化功能和目标。

如果要谈儒家思想与伊斯兰教、基督教的实质差异性，笔者认为最大的差异在于：与神性、本源、道体的联通管道在儒家思想中从来都是自由、平等、开放的，能否与之联通交感取决于每个人自己的认知水平和行为规范，即所谓“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诗经·大雅·文王》）相反，寄望于外因的认识和行为是被否定的。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这种与神性联通的自由、平等、开放的通道，虽然不利于在形式上聚拢信仰人群，但放眼历史来看，确极大避免了很多宗教流弊。

文襄先生所谈到的：“所有宗教遵循的善行和基本原则，确实是对普世价值的解读和折射，是人类文明共同结晶焕发出的光彩。尽管如此，人类至今并没有统一的宗教形式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异同文章 一说行|追寻沙漠中的泉水（之一），没有任何迹象证明人类有意愿采用一种宗教作为世界语言。”为什么各大宗教的原始教义和教化方向如此高度一致，但发展至今各宗教人群、乃至同一宗教不同派系之间却似乎愈发大相径庭了呢？探其究竟，一言以蔽之——“人心不同各如其相”。这里的“人心”指尚未真正教化成功的“人心”；“各如其相”指各自会很坚固执着地按照各自的心性（即认知、习性、习惯），去实施各自人群的行为。这是形成所谓宗教差异化现状的根本原因。值得强调的是，那些尚未真正教化成功的人群，往往会堂而皇之地用自己宗教信仰的教义来要求对立一方，并且在教义中寻找支持一己私利的理论依据。这种自己站在“教义、圣义”的制高点上，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现象，自古至今从未少见。这种现象往往会在有冲突的宗教或教派之间产生负面连锁反应，即互相批评、贬损、否定等，这无一例外会加重矛盾冲突和彼此的不信任，同时也会强化各自的自我标榜、封闭和拒绝。这无疑会恶化各宗教及教派间的差异化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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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宗教如何发展

看到文襄先生讲到“人类有时候会有一种恍惚认为宗教是解决世间问题的万能良药，药到病除。其实历史与现实给出了很悖反的答案。”我不禁想到一个问题：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政教合一的政权组织会更迅速地滑向更肆无忌惮的独裁专断。而中国的儒家思想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都一直对历代历朝政治统治者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历史上，儒家对中国政治影响的分量及一贯性，完全类似于基督教对西方世界政治影响的分量及一贯性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异同文章，比之于伊斯兰世界也具有同样的类似性。然而不同的是，儒家思想并没有像基督教、伊斯兰教那样穿上宗教的外衣，这使得中国历史上省却了很多因政权与神权交错而产生的麻烦。

我们可以试论，孔夫子当年并非没有条件建立以自己为主导的政治军事力量，听命于他的学生中有很多都是当时诸侯割据争霸时代中“国际”知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商业家……可谓人才济济，并且孔子本人在当时也颇具“国际”影响力和突出的个人威望。很明鲜，孔夫子是有意拒绝宗教化路线的。孔子、孟子等儒家思想创立者智慧地认识到，思想理论的宗教化是弊大于利的。以孔夫子为代表的儒家人物留给世界的儒家思想，直至今日仍旧是平等、自由、自主、包容、积极的，是人们可以用来探求真理、道体、本源的康庄大道。

至此，谨以南怀瑾先生的一段话作为本文讨论宗教问题的结语：“我曾经在香港对宗教人士演讲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异同文章，提到二十一世纪之时，所有宗教的外衣都必须脱掉，所有宗教的大门都必须打开，而且各宗教要联合起来共同服务，追求人生、宇宙的真谛，二十一世纪的文明，才能够建设。我说也许言之过早，但是你们可记录下来，将来必定如此。为什么呢？假使不脱掉宗教的外衣，不打开宗教的大门，还是闭关自守，对所有宗教而言，便有八个字的定论——‘关门主义，自杀政策。’”（《论语别裁》上册，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1996年6月第二版，P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