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坛风流的时代：桃源隐地、士大夫情怀等四方面

一个文坛风流的时代：桃源隐地、士大夫情怀等四方面

文 / 第2期 ：作品整理

魏晋是一个文坛风流的时代。其政坛的混乱并没有当时掩盖文坛的辉煌，也正是这份混乱给文坛留下了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魏晋的过渡性必然对文学的过渡产生一些影响。这里从东晋末年田园诗人陶渊明的代表作《桃花源诗》出发，简单分析其作品意义的承上启下。

诗中描述了一个类似乌托邦的空想社会。里边没有战乱，也没有朝代更迭，更没有国家君臣、苛捐杂税，那里的人们过着自给自足、简单纯朴的幸福生活。诗中所表现的思想上承老庄儒道，却又经过作者的取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这里主要从“桃源隐地”、思想意义、作品形式、士大夫情怀等四方面入手简单做以梳理。

一、“桃源隐地”的承上启下

“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复湮，来径遂芜废。” 开头六句交待了桃花源形成的历史。秦始皇扰乱封建社会的正常秩序，贤人们纷纷逃离了那种乱世。商山四皓归隐山林一个文坛风流的时代：桃源隐地、士大夫情怀等四方面，贤达之人也渐渐隐退。出来的足迹已经被湮没，来时的道路也逐渐荒芜。于是，这里便形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

其实，“桃花源”春秋战国之时就已出现，这里的桃源圣地也是承先秦之乐土启后世之文章。春秋战国，也是一个动乱的年代，诸侯纷争、天下分割，人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的人们也都十分渴望能有一个现实的“桃花源”供其生活。这一愿望在《诗经》中得到了体现。《诗经·魏风·硕鼠》记载：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陶渊明道家思想的诗，莫我肯德。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魏人为反对“重敛”而逃亡的时候，就曾在心底幻想过“乐土” 、“乐国” 、“乐郊”等自由之地。这是他们反抗剥削与压迫，向往自由与幸福生活的真实写照。这也是他们心中的“桃源居”。无独有偶，而在后世的魏晋，陶渊明也在其作品《桃花源诗》和《桃花源记》中构造出了一个“桃源世界”，二者有惊人的相似，虽然当时人们明知那样的世界不可能出现，但这种美好的愿望却一直鼓励着人们不断探索，不断追求幸福。

同时，这种思想也广为后人所效仿，如唐·王维在其作品《桃源行》中便是以陶渊明的桃花源为源头来学的。其中的“渔人逐水爱山青，两岸桃花夹去津。” “山口潜行始隈隩，山开旷望旋平陆。” “樵客初传汉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居人共住武陵源，还从物外起田园。” “月明松下房扰静，日出云中鸡犬喧。”等句都可以在《桃花源诗》及《桃花源记》中找到影子。与之相似的还有唐代韩愈的《桃源图》、北宋王安石的《桃源行》等。另外像北宋王禹偁的《寻海人书》中记载了渔民的海上奇遇，南宋康与之的《昨梦录》记录了杨氏兄弟的奇遇，以一贯之，可见其思想的启下。

综上可见：“桃花隐地”的承上启下意义。

二、继承于儒道，却又不拘泥于儒道

“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俎豆独古法，衣裳无新制。 童孺纵历志，四时自成岁。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能。”桃花源中鸡犬相闻、和谐淳朴、简单自由无用智巧，这和陶渊明的儒道思想是分不开的。

在《老子》、《庄子》中有小国寡民的社会，那里的人们可以“甘其食，美其俗”。魏晋之时的少数思想家继承了这一思想并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无君无臣的思想。如阮籍的《大人先生传》中“盖无君而庶物定国易堂专业，无臣而万事理。”“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的观点。而到了陶潜这里，便成了“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的无君臣有邻里的和谐世界，这是他心中的理想社会，也是一种“自然”的社会。

这表面看可以说是以老庄为核心，但其实是对儒、道两家进行了合理的取舍，在他们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他常把儒家虚构的淳朴无争的上古之世与道家宣扬的小国寡民的社会模式结合成一体，并作为理想的世界来歌颂。不仅在《桃花源诗》中如此，在他其他一些诗作中也如此。如在《劝农》诗中说：“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在《时运》诗中国他又说：“黄唐莫逮，慨独在余。”《饮酒》中的：“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只是同样的思想，在《桃花源诗》中达到了顶峰。在他的思想里，有儒道的精华而又去其恶劣的习气。他有律己严正负责公正的儒家情怀，却不为那种虚伪的礼法和破碎的经文所陷；他爱慕老庄那种清静逍遥的境界，而又不与那些颓废荒唐的清谈名士同流。而我认为：他之所以为陶渊明，就在于他独有的性格、时代环境，以及各家思想的精华混合调和而成的那种特殊典型。而这种典型不容许旁人模拟，也不受任何学派限制，自然清水芙蓉。

三、农事田园诗的继承与创新

“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余荫，树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无王税。”桃花源中的人都是亲自耕种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是他们的生活规律。而陶潜正是参加了劳作才会在诗歌中创作出大量带有田园风味的农耕之作。正如苏轼所说，他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食，饱则鸡黍以迎客。”也正是这份不做作的安然与闲适，贵真之秉性，让他在那个年代仍能守住一份纯静，真正做到悠然相随、秋菊相伴吧。

而他的真隐并不像其他人一样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真的亲力亲为。他真正在“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中体验农事，在“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中享受农家之乐。在“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多疲，庶无异患干”中真正体会农民的艰辛与不易。然而正是他的这份真性情让他的诗歌在沿袭汉魏以来的文人五言诗的抒情化、个性化的发展方向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真实、自然。

陶渊明将自然”提升到一个新的风格境界，摆脱了玄言诗枯燥无味却又富于哲思，避免了山水诗“模山范水”的繁冗、割裂，保持了汉魏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的特色。他不像同时代的诗人如谢灵运，把山水作为外在的客体进行描写，而是把田园中的人和田园融为一体，形成不一样的境界和情趣。如《饮酒》（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陶渊明道家思想的诗，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以通俗的语句写出了“心”与“地”的关系，因“心远”故“地偏”。也因心灵远离尘嚣，故作者可以在纷扰的闹市中固守一份宁静。这便比单讲玄理的玄言诗多了一份自然与和谐，好像一切都在情理之中，既不牵强也无附会，无论于当时的玄言，还是先前的农事诗，都是一个极大的创新。

同时，也正是这份农事劳作，让他可以在农耕中有所感、有所思。把农事诗引入著作一方面继承了《诗经》中农事诗的创作传统。另一方面一个文坛风流的时代：桃源隐地、士大夫情怀等四方面，在当时，除了《诗经》中的少数农事诗外，在几乎没有先例的条件下，增添了诗歌农事的题材，无形中拓宽了诗歌的天地，对诗歌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四、士大夫精神的永续和发展

“淳薄既异源，施复还幽暗蔽。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一个淳朴静美、一个浅薄混乱，所以桃花源也不愿呆在这污浊的世间，只是悄悄一露便又迅速隐蔽。而整日游走于世俗之内的人，又怎会懂得尘嚣之外的人的人的志趣呢？此时的作者又是多么希望自己能够乘风高飞寻找与我志趣相投的人啊！

可见，作者早已厌恶这种污浊的气息，既然改变不小世界陶渊明道家思想的诗，便也不能让世界改变了自己。不能沾满世俗的俗气，所以，唯有隐居能够保持我品德的高杰，如他常在诗中写的“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遥遥相溺心，千载乃相关。”等诗句来效法长沮、桀溺等人。但现实往往不尽人意，即使绝望之时，仍不忘心中所持，就像他《咏贫士》中说的：“知音尚不存，已矣何所悲。”大概是诗人绝望之时的呐喊吧。

他的这种耿直士大夫情怀让他真正做到了归隐田园、把酒桑麻。同时后续文人在自己仕途失意、官场烦闷之时也会选择回归自然，在士大夫的精神堡垒中与山水为伴、竹兰为友，静静经营这份精神上的安然如苏轼、辛弃疾等人的作品。陶渊明的人格无疑是高尚的，他的清高耿介、洒脱恬淡及质朴真率更是魏晋文坛上的一抹清丽，而他的作品也做到了属于自己风格的承上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