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先秦儒学是以“言”（语言）为核心

我们知道，先秦儒学是以“言”（语言）为核心

我们知道，先秦儒学是以“言”（语言）为核心的，而两汉之后儒学的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儒学对“意”（意义）的重视上。

我们知道，言与意是一种哲学层面的关系，是对同一事物在不同时间和空间下的不同解释，有“言不尽意”之说。但从汉代至魏晋南北朝，“言”和“意”却被彻底地剥离开来了，即不以言意为限。

这种转变意味着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将先秦儒学的言与意作一次比较，看看两者在这一时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知道，先秦儒学是以“言”为核心的，这是因为先秦时期还没有形成系统的语言理论和思维方式。先秦儒学还没有将“言”、“意”区分开来。

当然，这只是就其主要内容而言。此外先秦时期最能代表儒家思想的是什么，先秦儒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重“思”（思维）。《尚书》中就有专门讨论“思”与“言”的部分，但也没有明确区分这两个概念。

《论语》中也有关于“思”与“言”的讨论。我们知道，先秦儒学是以“思”为核心的，而“言”是用来说明道理、解释思想的。到了汉代，由于文字系统的完善以及对《尚书》等儒家经典的大量注释，人们对“言”与“意”已经有了明确的区分。

汉代儒学开始走向以“意”为核心的阶段。但此后由于语言系统、思维方式的变化以及对儒家经典理解方式的改变等原因，儒学又走回了言与意完全剥离开来的道路。我们认为这是儒学从先秦儒学走向两汉儒学乃至魏晋时期儒学地位变化过程中最重要也是最关键之处。

一、汉代经学的“以意逆志”

在汉代，言意关系主要体现在经学上。先秦儒家经典，自《诗》《春秋》六部经，到汉初诸家，其解经方法主要是“以意逆志”。

所谓“以意逆志”，即是将自己的思想情感表现于言语中先秦时期最能代表儒家思想的是什么，以引起对方的共鸣。汉初学者如贾谊、董仲舒等人在解经时，就特别注意经文本身的意义和引申之义，将自己的思想感情与经文紧密结合起来。如贾谊《过秦论》：

及孝武即位，采众说，更定三代之书；初置太学，令师贾公辅等受业太常。官师既修，而贾公辅乃作《过秦论》，其略曰：

“及孝武立，广选良家弟子……诸生皆诵法孔子。至董仲舒、扬雄、王充、张衡等复为之传注。于是博士弟子及各地所献诸经师书凡百余万言。”

贾谊的这篇《过秦论》并非简单地引经据典、自说自话，而是在陈述秦亡的原因后指出：“及孝武立，广选良家弟子……诸生皆诵法孔子。而贾谊又在“诵法孔子”之后加上了“遂作《过秦论》”。

这表明贾谊所说的“诸生皆诵法孔子”不是指普通意义上的私学弟子，而是指那些已经接受过系统的儒家教育并能读诵经典的学者。显然，贾谊是为了强调这样一种观念：通过学习经典，不仅可以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和学问水平，而且可以使人知其然先秦时期最能代表儒家思想的是什么，知其所以然。

而在汉代经学上表现得最为明显的是“以意逆志”之法。

二、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辩”

魏晋时期，是一个思想解放、文化繁荣的时代。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们在解释语言问题时，不再拘泥于字词的使用，而是从更为广泛的角度出发，更加关注语言与人生之间的关系。魏晋玄学是以“言意之辩”为特征的一种思想潮流。“言意之辩”就是指用语言来表达这思想和阐明事理，这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重要的论题之一。

在魏晋玄学中，言意问题十分重要，它不仅是玄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玄学形成过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王弼在《老子注》中说：“‘言之不足故嗟叹之，不足故永怀之’。”这句话揭示了“言”与“意”的关系，认为“言”与“意”之间有一种内在联系，而这种联系不能用语言表达出来，只能通过“嗟叹”和“永怀”来表达。王弼认为，如果只是以语言表达出思想和事理而没有感情，那么这个思想和事理就是没有意义的，就不能引起人们的重视。

如果这样就会失去对思想和事理的重视。魏晋时期是玄学大发展的时期。玄学与儒家经学、道家思想及佛家思想相比，是一种新的思想流派。它反对儒家的“以意逆志”和道家的“以意逆心”，主张“言意相即”和“体用不二”。

但是魏晋玄学发展到后期产生了一种新趋势：玄学开始了对语言、概念、范畴等问题的探讨。由于当时儒家经学受到了社会上许多人的抨击和批判，玄学出现了一个向言意之辩发展的倾向。这一倾向首先表现在对语言和概念问题的探讨上。

三、《论语》《孟子》中的“言意关系”

在中国古代，儒家的思想往往会通过《论语》《孟子》等著作体现出来。《论语》是孔子的弟子们记录孔子言行的著作，其中不少内容带有哲理性质，也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

其中涉及言意关系的章节主要有：“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一章被视为儒家哲学思想的基本框架之一，即提出了一个学习与思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观点。

孔子在这里首先强调学习要思考，要有问题意识，然后再去学习和思考。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这段话也是儒家思想的基本框架之一。

在这一段话中我们知道，先秦儒学是以“言”（语言）为核心，孔子认为自己到了“知天命”的阶段。这个“天命”是什么？孔子认为自己到了知命之年。在《论语·为政》篇中有一句“知命”：“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其中的“不知命”意思是说对自己的人生使命不了解或不清楚。

孔子这里说的“知天命”与道家讲的“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意思是一样的，都是指对自己人生使命的认识或了解。这个认识或了解并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理论上或是书本上，而是要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实现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论语·为政》篇中有一段：“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

四、魏晋时期的“言尽意”与“得意忘言”

《汉书·艺文志》中的《诗品》《书品》两部书，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已无踪迹，而在刘勰之后，则出现了专门的品评诗歌的著作。在《文心雕龙》中，有一篇名为《诗品》的篇目，是刘勰对于诗歌创作、鉴赏经验的总结。

刘勰在《诗品·序》中说：“夫言之无文我们知道，先秦儒学是以“言”（语言）为核心，行而不远。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他认为诗歌的作用在于“志”与“言”，用语言去表达诗人内心的情感与思想，并以此作为衡量作品优劣的标准。这是刘勰对于诗歌本质特性的认识。

而《文心雕龙·序志篇》中说：“夫气之清浊有体，言之长短有别；辞之阴阳有体，言之寒暑有体；声之长短有体，言之节奏有体；色之黑白有体，言之明暗有体。”

刘勰认为诗歌的结构形式、声调长短、色彩黑白、声音高低等都是不同于现实世界的精神世界在现实生活中的反映。同时，《文心雕龙·序志篇》中还提到了对于诗歌语言形式的要求：“夫气清则响绝，言少则义显；声轻则疏畅，气浊则沉郁；味短则多韵短，言长则多调长；声寡则清而不浊，言深则淡而不薄。”刘勰认为诗歌语言应当做到“言不尽意”、“贵在言外”、“意在言外”。

他还将诗歌中所使用的词汇分为三类：言词、雅词与隐语。言词是指诗人直接用来表达诗歌思想情感的语言，主要是指诗人直接用语言来表达情感，或者说诗人通过语言来传达自己的感情。而雅词则是指一些在诗歌中出现频率较高，而又比较雅僻的词语，它们的使用比较文雅、优美、含蓄、典雅，但同时也很难用语言来准确地表达诗人的情感。

隐语则是指那些在诗歌中不直接出现，而是通过词语、句子的使用来传达诗人内心情感的词语。

在《诗品·序》中，刘勰还说：“诗者，所以明心见性也；言之者，所以传情达意也。”他认为诗与人之间最重要的纽带便是心灵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所以说诗歌最重要的作用便是使人“明心见性”。

同时，《文心雕龙·诗品·序》还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故《诗》可以兴，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刘勰认为诗歌起于心而又作用于人的心灵世界之中，所以说诗歌创作最重要的作用是使人“兴”与“观”。

作者观点：

儒家学说在先秦时期是作为一种思想而存在的，但是到了汉朝，特别是到了董仲舒之后，它就以一种经书的形式出现了。这是因为，孔子的儒学不只是一种思想，而已经发展成了一种体系，也就是变成了一种经书。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把儒家学说称之为经学的原因。当然，在魏晋时期，在刘宋时期，它还处于一个比较低的地位上。

到了宋朝，儒学经过董仲舒的改造之后，逐渐地从经书中走了出来。到了元代和明代的时候，儒学又重新回归到了经学这个地位上。但是到了清代之后，儒家学说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又开始下降了。这就是儒家学说在中国社会中所经历的一个发展和变化。

参考文献：

1.张惠言《尚书故》：《张氏集解》卷四引《尚书》《左传》《春秋左氏传》。《释文》，中华书局，1984年版。

2.许倬云：《说“中国”——中国近现代史的开端与终结》，第356-357页，三联书店，1992年版。

3.张光直：《中国思想与文化的深层结构——对“传统”的再认识》，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4.李泽厚：《魏晋风度与竹林七贤》，载于《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

5.董仲舒：《春秋繁露·言意之辨》，中华书局，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