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之声：现代民主和中国传统儒学的一些问题

大海之声：现代民主和中国传统儒学的一些问题

文/大海之声，大陆自由派学者

近几年来，随着中央领导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态度的转变，尤其表达了对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的敬意，中国大陆及其海外一些“新儒家”们顷刻炙手可热起来，他们像被打了鸡血，亢奋激动，宏论迭出，上天入海，搅天揽月，大有以中国儒学统摄全球世人精神生活、道德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气概，其忘乎所以、有恃无恐的狂想，已经到了罔顾历史、罔顾事实、罔顾常识的可笑地步。我以为，近期这些新儒家们抛出的一个接一个所谓“新论”，就像用肥皂沫吹起的一个接一个五彩纷呈的大泡泡，用别文件的普通大头针一戳，轻轻一响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近看网上发表的香港浸会大学教授周国正先生的文章《我反对西方民主和一人一票每票等值》，就感觉到尽管文章中对现代宪政民主制度中种种弊端的剖析非常深刻到位，抑或提出的针对性举措也很有价值，但遗憾的是他为儒学政治理念的“正名”及其“超常规”的阐发，委实像吹了两个肥皂沫大泡泡，在阳光下的确五彩缤纷，美妙无比，但是却经不起政治常识这根“大头针”轻轻一戳的。笔者不才，想就现代民主和中国传统儒学相关的一些问题上和周先生商榷。

儒家政治理念真能在“普世价值”上和现代民主平起平坐吗?对于这个问题，周先生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个答案，他是如何立论地呢?请看周先生如是说：“而且，从哲学的层面看，儒家的‘不平等观’其实更能凸显人作为人的主体性。近代西方的‘人人生而平等’固然是对人的尊严与价值的尊重，不过，这种尊严与价值是被动的，被赋予的，只要被生为人就自然具备，‘人’的界定纯粹根据生物意义上的标准，个人毋须有任何作为。相反大海之声：现代民主和中国传统儒学的一些问题，儒家却在生物意义上再设定社会-道德层面的要求;‘人’必须经过主动努力，把仁(同理心)、义(是非感)等人之作为人的潜质‘扩而充之’，才能在社会-道德意义上成为真正的‘人’;这并非天生，而是由个人自己去决定的。所以即使有人‘二足而无毛’(《荀子-非相》)儒家思想就是不公平，符合人的生物定义，但如果不‘扩而充之’，以致‘无恻隐之心’，那就‘非人也’，算不上社会-道德意义的‘人’。”

我以为，周先生这一段关于中西方的平等观的点睛之论，在逻辑上是非常荒谬的。其荒谬在对立论前提的倒置上。我们知道，西方“人人生而平等”的平等观，所针对的前提，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政治生活的极不平等，尤其是各种政治特权和政治等级所人为造成的人的血统上的不平等，或从娘胎里带出来的不平等。而这种平等观所倡导的理论和实践，正是消除人类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这种政治等级和政治特权，从而实现人的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而人类文明社会中几乎所有的政治不平等，都源于政治权力被极少数人长期垄断和独霸。我们不妨简单列举一下这些政治不平等有哪些主要内容。

其一，在人类专制社会，一个民族或国家最高政治权力的执掌者，可以说拥有社会的所有资源，并掌握所有社会成员的生杀予夺大权，可以风光无限，随心所欲，天马行空，呼风唤雨，满足自己的一切私欲。因而，这个最高政治权力的宝座，向来是野心家们的梦想，各方政治力量争夺的对象。然而，国家最高政治权力的执掌者，在专制社会从来只有两种方式产生儒家思想就是不公平，一种，由执掌者血缘关系中世袭产生，另一种，用暴力夺取。那种以为“天子”由“天意”产生、“圣贤”由“禅让”推举的想法，不过是儒学政治理想的梦呓而已;

其二，专制社会通常构建出森严的政治等级制，而上层等级享受着底层等级享受不到的种种政治特权。至于上层等级如何划定，则是按照各社会阶层或社会团体与掌握国家政权的核心集团亲疏远近的关系奠定划分的。比如中国的西周分封制中的诸侯、贵族阶层，就是根据掌握最高政治权力的周天子血亲关系中的亲疏远近层层分封的。在这种以王室血亲关系分封的上层政治社会中，那些王亲国戚诸侯贵族是由血统定身份，其享受的种种政治特权与生俱来，且可代代世袭，和个人的品德操行懒勤頹奋没有任何关系。而秦汉以后的官僚体制尤其是隋唐之后的科举制，虽然官员可以通过考试从布衣文人中选拔，使出身寒微的底层知识分子有了上升渠道，但一旦上升为官僚等级，便可享受诸多政治特权。况且大海之声：现代民主和中国传统儒学的一些问题，在中国皇权政体的官场，所谓人才选拔和“荐贤举能”的标准完全不是儒学政治理念想像的那样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一种“社会—道德意义上的真正的人”为尺度,而另有尺度。这尺度有三：之一：一切以皇家统治“千秋万代”延续下去的根本政治利益为准，所谓士大夫奉行的所有“仁义道德”之本，就是对皇家及其根本政治利益的绝对忠诚;之二：对皇帝本人的私心、私欲以及感官享乐的投其所好，竭力成全。中国历史上数百名皇帝以此标准“选拔”、“推举”出来的所谓“贤人”、“栋梁之才”，简直无以计数，这也是大量所谓“奸臣”、“佞臣”产生的根源所在;之三，官场自身的明潜规则。这些明潜规则，往往反映了官僚阶层自身的利益和内部关系。这些明潜规则的核心内容，无不是各级官员以权谋私以及官员之间的利益互动和相互利用，一句话，互动也好，利用也好，方向都是一致的，就是各级官员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手中权力寻租，以达到谋取私利的最大化。而正是这些明潜规则，产生了中国皇权官场延续千年的逆淘汰机制，即贪官横行，所谓“清官”几无立锥之地;

其三，即便下层社会，也分成若干等级，尤其最底层，作为人的权利和自由几乎荡然无存。比如中国四千年文明历史中，至少在清前各朝儒家思想就是不公平，都有一个由法律和社会观念界定的贱民阶层，即社会的最底层。卢忠帅先生在山东师范大学就读时的硕士论文《明清社会贱民阶层研究》中举例说，隋唐是中国皇权时代的鼎盛期，但贱民制度仍然森严。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类似，有多种类型，主要包括杂户、官户、工乐户、部曲、随身和奴婢等，其中杂户、官户、工乐户和官奴婢属于官贱民，部曲、客女、随身和私奴婢属于私贱民。贱民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十分低下：第一，贱民仍有物的特性，这主要表现为奴婢，可以被随意赠送、买卖、借贷、偿债等;第二，除杂户和太常音声人外，其他贱民都没有户籍;第三，婚姻方面实行内婚制;第四，在犯罪处罚方面同罪异罚，即对贱民犯罪从重处罚;第五，贱民身份是世袭的，贱民子女仍为贱民，且贱民对自己的儿女没有支配和处置权。

可见，在中国皇权时代的整个政治等级制度，都是围绕统治集团的根本政治利益划分的，而划分的标准、性质、方式、范围则表现为如下几个层次：以皇帝、皇室的血亲关系的亲疏远近、长幼尊卑划分;以整个政治统治集团权力运行的层级、网络和效能划分;以对全体社会成员因社会分工形成的在社会地位、社会伦理观念的落差，出于分层统治的政治需要划分。在如此森严的等级社会中，由于君主出于国家治理的需要，必须广纳人才，因而知识分子群体可以不问出身(当然贱民除外)通过举荐和科举等上升渠道进入统治集团，其他阶层的等级界限分明，大都由血统出身决定，阶层、等级之间的流动尤其由下向上的流动非常堵塞，而下层等级被剥夺的各项权利和自由，恰恰相当于上等层级所获得的特权。比如奴婢被视为具有物的性质，那么奴婢形同猪狗所失去的人的权利和自由，加诸到主人身上，就变成主人可以将奴婢像猪狗一样处置的特权。

因此，周先生用儒家学说的“不平等观”对近代西方“人人生而平等”的平等观的颠覆，在逻辑上的荒谬可以归结于如下几点：

第一，“人人生而平等”的平等观至少有两层意思，一层：人类社会的阶层等级无论分出怎样的高低贵贱，但是作为“生物意义”上的人的底线不能突破，即人不能被当成猪狗对待。也就是说，所谓“生物意义”上的人的平等，实质上代表的就是人道主义的底线;另一层，即便作为生物意义上的人，面对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时，也有起码的平等标准，即血统上的平等、人从娘胎里刚出来时的那种平等，只有在这条同一“起跑线”上，人们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竞争，包括人的主观努力对“仁、义”潜质“扩而充之”的竞争，才算公平;

第二，儒家学说的“不平等观”尽管没有认为人的不平等可以突破人的“生物”底线或曰人道主义底线，即这种不平等可以将一部分人视同猪狗，甚至在理念上提倡“仁者爱人”，即“爱”所有的人，但其主张人在面对社会政治生活时应该具有血统上的不平等，即从娘胎里带出来的不平等。儒学竭力崇尚的西周分封制，就是以“天子”血缘关系中的亲疏远近进行分封，定制政治生活中的等级差序和高低贵贱。因此，一个人刚从娘胎里出来，其未来的身份、社会地位以及尊卑贵贱就已经注定，其个人修养德性可以通过“个人主观努力”提高，但其身份贵贱地位高低何须“个人主观努力”?这种不平等观的要害在于：只要承认人类社会政治生活中人的血统上的不平等是合理的，或者从理论上为这种不平等提供合法性根据，那么其社会实践后果必然导致人道主义底线的突破，即默认政治等级链条的上端可以将下端的人们视同猪狗。比如，中国数千年君主专制历史中贱民阶层的产生，其社会意识形态背景恰恰是主张社会政治等级差序的儒学至少在一大半时间内作为国家学说占据着统治地位，掌控着官方或主流的社会文化意识。

第三，主张人类血统上的不平等，即人的生物意义上的不平等，是人类社会一切专制制度的政治产品。因为专制者要想获得将手中的政治权力在自己的血脉中代代传承下去的天然特权，要想维系自己的“家天下”长治久安，万世一系，就必须制造出政治生活中的等级差序，制造出种种政治特权，制造出对社会成员分层统治的政治态势。而支撑这一切的主要基石，就是血统上的不平等，或从娘胎里带出来的不平等。而主张人人生而平等，即人的“生物意义”上的平等，人的血统上的平等，针对的恰恰就是人类政治生活中血统上的不平等，以及由这种不平等衍生出来的一切专制主义的政治特权和政治等级;第四，“人人生而平等”，即人的生物意义、血统上的平等，或由这种平等所获得的尊严和价值，绝对不是周先生所说的那样，是“被动的，被赋予的”，“只要被生为人就自然具备”，“个人毋须有任何作为”，恰恰相反，这种生物意义或血统意义上的平等，人类至今都没有完全实现，至于这种平等所理应获得的“尊严”和“价值”，也从来没有人主动送给过那些因血统上的不平等而失去这些尊严和价值的人，更不用说这些不平等的受害者“个人毋须有任何作为”就会“被动的，被赋予”人的尊严和价值;

因此，为了争取社会政治生活中人在“生物意义”上或“血统意义”起码的平等，人类已经抗争、摸索、苦斗了几千年，而全人类各个国家和民族在同一个方向上所作出的这种努力，实质上就是如何彻底铲除所有形式、性质的专制制度以及由这种制度派生出来的一切政治特权和政治等级制度。如今，几千年苦斗的初步成果已经收获，那就是现代政治文明中的现代宪政民主制度。也就是说，只有在现代宪政民主制度下的公民社会，才有可能达到人的生物意义上或血统意义上的平等，也只有实现了娘胎里带出来的平等，周先生所说的“个人主观努力”或各人“仁义潜质的扩而充之”层面上的公平竞争，才有可能真正实现;第六，由此可见，能否实现人在生物意义或血统意义上的平等，实质上是一道分水岭，它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中分出过渡中的野蛮和文明、兽性和人性。也就是说，在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只要还有一部分人被他们的同类视如猪狗，或过着猪狗一样的没有任何人的尊严和价值的生活，那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社会还没有摆脱野蛮状态，这个国家的社会成员还没有完全从兽性中解放出来，这个国家的人们还没有最终获得“生物意义”和“血统意义”上的平等。而人的生物意义和血统意义上平等的一个本质标志，就是每一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和自由，或者说每一个人都拥有平等的“人权”。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学说的“不平等观”究竟是停留在这道分水岭野蛮的这一边，还是进步并抵达分水岭“文明”的那一边，恐怕已一目了然了吧。既然如此，两种平等理念分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阵营，有着截然对立的政治主张，它们在对人类社会进步的意义上，怎么可能等量齐观，平起平坐呢?

这里要补充一句：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平等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在人类关于平等的无数梦想中，仅仅是为数极少的、能够真正实现的“人人平等”，而人类绝大多数的人人平等梦想，具有乌托邦性质，恐怕是永远实现不了的。为什么呢?因为人类社会政治生活中出现的不平等，主要是指全体社会成员政治权利的不平等，无论怎样因历史条件而异，都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既然是人为地产生，也能人为地铲除。其中没有任何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或客观规律。

不仅如此，还有其他两个原因：其一，在一个人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同时，并不妨碍甚至剥夺其他社会成员共同享受这一份平等的权利和自由;其二，这些权利和自由，不过是人作为所谓“生物意义”上的人所起码具备的“人权”，而如果没有这种起码的人权，则人在“生物意义”上已经形同猪狗了。比如言论自由，如果人失去了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发表意见的自由，那和沉默的猪狗又有何异呢?在这个问题上，周先生又出语惊人，且看他怎么说：“而且就算我们也是基督徒，但按‘上帝的归上帝，西泽的归西泽’这政教分离原则，也不能得出现世中人人政治权利也必须相等这结论，一如我们不能给予每人相同的工资、相同的财产、相同的土地;也没人会对一个外科医生说：上帝视你我平等，你可以为病人施手术，那么我也可以为病人施手术。”周先生所举的两个例子，统统是人类不可能实现的平等，因为这样的平等所遇到的障碍不是人为的，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或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和客观因素，那就是人的智力、能力和体力差异，这样的差异决非人为造成，而是天生的，是无法违背和以人力逆转的。因此，人类社会中所有因人的智力、能力、体力差异造成的不平等，是永远无法消除的。然而，人的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平等却完全是另一回事。我反过来问周先生，宪法中关于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条款，有哪一条不可以人人同时平等地拥有，又有哪一条某一些人“不配”拥有，另一些人却配拥有?或者又有哪一条某些人拥有了就会影响另一部分人同时拥有?那些不配享受政治权利和自由的究竟是哪一个阶层的人?或者他们不配享受的是生命权利，还是人身自由?是财产权利，还是言论自由?是结社自由，还是选举权利?周先生敢在他的文章中划出道道来吗?

当然，周先生的确说过，一人一票的自由或权利当然无话可说，但每一个人手中的这一票却不应该是等值的，因为人的“德性”有异，“君子”、“小人”的素质有异，君子的一票就应该含金量高，小人的一票含金量就应该低，因为周先生有一个奇怪的逻辑——君子选出的当然是君子，小人选出的必定是小人。难道你想把国家、人民的命运交给小人而不交给君子吗?毕竟，世上小人居多、君子罕见嘛。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