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天命观发展性现实启示：孔子学说“天命”思想

儒家天命观发展性现实启示：孔子学说“天命”思想

【摘要】

天命观是儒家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论语》看，有关“天命”思想的论述零散，本文将尝试从不同的语境中分析孔门天命观包含的复杂语意、阐释儒家天命观历经两千余年发展所表现的强大生命力及其重要的现实启示。

【关键词】

儒家 天命观 发展性 现实启示

一、孔子学说儒家“天命观”

（一）冉耕“斯人斯疾”之命运

冉耕，字伯牛，鲁国郓城人，孔子弟子之一，名列“孔门十哲”。孔子十分器重他，《史记》载：“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儒家的智慧对当代大学生的帮助，皆异能之士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因恶疾，孔子亲往探望，见其垂危哀叹：“亡之，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在冉耕“斯人斯疾”命运的语境里，孔子指向的应该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外在力量，面对德行著称的伯牛之死，孔子、任何人也不能做出改变，即这种“命运”不决定于自己，也不决定于他人，仅仅取决于“命”。一定程度上，冉耕的“命运”可以体现在中国三世宿命观中的“生死有命”上，又接近于孔子所认为的主宰人生命的“天”，比如颜回死后，他说：“噫！天丧予！天丧予！”这里的“天”决定了颜回的生死，也决定了孔子的精神寄托的痛失。

天命观是儒家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论语》里记载有关“天命”的论述零散与模糊，孔子对“天命”的说法也并不固定，从冉耕“斯人斯疾”命运与颜回“天丧予”之死，可以看出孔子天命观中的“生死”以及有关“天”“命”“天命”三者语意有时候相近使读者难以理解其中孔子不同的天命观。如果单纯从儒家积极入世的态度看，“命矣夫！”“天丧予”似乎都是不同于“事在人为”的积极思想的，但在死亡的语境里这里的体现正是“天”和“命”的不可控制，也是孔子天命观的组成部分，所以只有从“天”“命”“天命”特定的语境里尝试发现三者细微的差别，才能理解孔门天命观中不同侧面的含义。

（二）从《论语》看孔子之“天”观

据杨伯峻先生统计，《论语》言“天”18次，言“命”21次。有关两者的论述在《论语》里是很模糊的，找不到具体的概念有所区分，希望从孔子具体的语境里能理解二者包含的复杂语意。

关于“天”，孔子对它的说法并不十分固定，冯友兰老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指出：“《论语》中孔子所说之天,亦皆主宰之天也。”孔子谈“天”时认为“天”是天地万物的主宰，是具有人格神特征的，所以孔子会在颜回死后，哀叹：“天丧予！”也因此，“天”是不能够得罪的，如《论语·八佾》中：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如果得罪了上天儒家天命观发展性现实启示：孔子学说“天命”思想，那么怎样祈祷都是没有用的，同样的《论语·子罕》中“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道出孔子的态度：天是不可欺骗也无可欺骗的。所以对“天”一定要有敬畏之心，其次要有如对神一般的敬仰之意，比如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唯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写出孔子对天的盛赞，这里的“天”就被人格化了，不仅是孔子对尧君继承天之德的肯定，实质更是孔子对天的绝对信仰。此外，因为天是万物的主宰，故其可以赋予个体某种使命，在面临危机时，更能体现出孔子对于天德的认可和对于“天道”的自我责任。比如孔子被围困在匡地时，他感慨说：“天之将降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钱穆先生颇有见地的点评：“孔子临危，每发信天知命之言。盖孔子自信极深，认为己之道，即天所欲行于世之道。自谦又甚笃，认为己之得明于此道，非由己之知力，乃天意使之明。”可见孔子的“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的秉承天意的责任感。

但另一方面，孔子对“天”的极少谈论又似乎在有意淡化“天”的人格神特征。在孔子时代，鬼神信仰是非常普遍的，但孔子对鬼神表示怀疑，如《论语·述而》中：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祗。’”子曰：“丘之祷久矣。”对鬼神存在孔子怀疑甚至不信。虽然他重视祭祀，甚至不能亲自祭祀，就等于没有祭祀，如《论语·八佾》中：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但这种祭祀强调的是参加祭祀的人，应当在内心有虔诚的情感。又如：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并非鬼神真的存在，而是因为关心人比关心鬼神重要，关心生比关心死重要，关心鬼神也是为了关心人，关心丧葬也是为了关心生命。他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主张“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他也认为“天”其实是“不言而行”的，犹如自然界一样，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所以，孔子少谈论“天道”，《论语·公冶长》记载：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三）从《论语》看孔子之“命”观

据杨伯峻先生统计，《论语》言“命”21次。孔子言论关于“命”的含义，比较多的偏向于“命运”之意。

“命”即“天命”，指“天的命运”或者“天意”，孔子认为的“命”，是一种外在力量，人生受外在力量的支配。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比如伯牛重病之死，颜回个体生命的短暂，人皆无法左右。孟子所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孟子·万章上》)这里的“命”也带有必然性和不可改变的特点。因此，孔子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认为“道”能否实现不取决于自己，也不取决于他人，而是取决于“命”。所以孔子在利和命之间，孔子非常重视“命”，而不“言利”，如《论语·子罕》：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孔子非常重视“知命”，他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一个人如果不“知命”，他就不能够称得上是君子，即把“知命”作为成为君子的必要条件。联系孔子有关君子的其他言论，可以发现君子几乎是孔子一生理想的投射，把“能够感知自己命运”作为实现“道”和应对“天”的最终途径，说明孔子认为的“命”是终其一生努力可以达到的人生理想。因此，人不仅要“知命”，而且需要积极地去努力，“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虽然孔子也曾感慨“时命不济”，他说：“美哉乎，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但结合孔子极重视人事的思想来说，这种“时命”也只是暂时的，可以磨练人的意志，人在其中的有作为一定能解决这种局面。

（四）从《论语》看孔子之“天命”

儒家提出“天命”的概念，首先与政治有关联，《论语》所说在当时皆士人面向、服务于君主的理想，这是阅读研究整部《论语》包括孔子周游列国思想的重要前提，儒家所说“天命”，要求为政者要按照自然规律治理天下。“天”是主语，是天子帝王；“命”是命令， 即天子发出的命令。(《朱子语类》) 即认为人类社会也应该如自然万物顺应自然一样，而天子治理天下, 必须奉天之所命。为此, 儒家提出的个人修身以应对“天命”，不仅百姓要修身, 帝王也不能例外, 而且君子是天下的表彰，更应该服从天命，如元代的熊禾说:“古人立教，法天而己。” (《熊勿轩先生文集·附录》)， 只有把“天”作为最高的准则和最普遍的准则，顺承天命也就是不违反百姓，如此国家安宁、百姓才能和谐，天下才能实现“有道”。

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儒家天命观发展性现实启示：孔子学说“天命”思想，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可以看出个体一生的追求中，“知天命”作为人生某一阶段的一个定数，且这个定数是由“天”注定的，因此要成为君子，需要对“天命”保持敬畏之心，《论语·季氏》中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且“畏天命”是首要，孔子在这里的“天命”强调天人之间的关系，是最需要重视的事情。孔子敬“天”，当提及“命”时，多和人事结合起来，指如何在“天”意的指导下更好地处理人事。充满着关注现实和人生的务实精神。所以孔子更注重的“天命”，是在“天意”之下的现实的生活。

二、儒家天命观的发展性

（一）儒家天命观的发展历程

儒家自孔子创立以来，至今两千余年，优秀无数，传承不断，各有其发展历程，儒家的天命观也在这两千余年里有着充分的发展。从孔子起系统化发展下来，历经秦朝打压，汉武帝董仲舒的扶持，又在魏晋时期受到冲击，在宋明时具化，一直延续至今，深深影响着每一个国人。

世人皆知，儒家天命观是自孔子时期传承下来的，自然而然的也把天命观的起源代入到孔子身上。然，事实并非如此，事物的发展皆有一个萌芽。而儒家天命观的萌芽正是受了先秦宗教及巫神祭祀的影响。

先秦夏商周时期，对天命都有一个不同的诠释。

自夏启开始，原始部落的禅让制便改为了父传子的世袭制度，宗教意识也发生相应改变。祖先崇拜也是夏对天命的一个主要诠释，如《尚书》有云：“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而“祖”与“社”于夏人而言是进行祭祖之地，是神圣的地方，可见夏人对祖先的崇敬。

殷商则是神权与王权相结合的一个国家，殷商每年占卜祭祀次数也较多，除了用来占卜打仗能否获胜，农作物收成如何以及天是否下雨等事，有疾病以及做了什么梦也要占卜，换种说法，大概是为了多与“鬼神意志”保持联系。对鬼神的敬仰，商人每年祭祀的次数也多，从而衍生出祭祀文化，逐渐衍生出较完整的祭祀体系，西周的礼乐文明 也是受殷商的祭祀文化所影响，甚至可以说，儒家的天命观主要源自殷商的祭祀文化中的天命思想。于商人而言，他们的天命及祖先及“上”，这个“上”乃上天之意，也可理解为上天有一个最高统治者。殷人认为“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商颂》），认为商得王权，乃天意所为，甚至在纣王面对西伯声望越来越高时，仍认为“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史记·周本纪》），认为自己乃上天命定的大王，地位不可取代。

然而，于西周而言，西周同样敬祖，崇拜祖先，但对他们而言，至上神非祖先，而是天，认为“天是主宰人类祸福的全能神，每个人的生死寿夭、穷通祸福、利禄爵位都由天帝主宰。”当初武王初讨伐纣王时，到了盟津，却撤兵，言：“女未知天命，未可也。”（《史记·周本纪》）攻入朝歌时，对朝歌百姓说：“上天降休”（《史记·周本纪》），认为他攻打纣王是上天对朝歌百姓的赐福，等等。西周认为自己称王乃“受命于天”，而西周取代殷商，乃是天命转移的结果。在汲取了夏商灭国的教训上，周公等人认为“天惟时求民主”（《尚书·多方》），从而在今后的政治上加入伦理道德的制约，以保民心。这时西周的天命观则加入了“人”的概念。

至孔子时期，受前人的影响，孔子的天命观更具有人的色彩，面对鬼神则保持一种敬畏之心，“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对天命观的理解更加倾向于现实意义，认为人应该知天命，畏天命，顺天命，以人为本，人本思想较重，重视人的伦理道德，礼乐文化。在孔子看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儒家的智慧对当代大学生的帮助，“未知生，焉知死”，等等，这些都表示孔子对人的重视，也奠定了孔子天命观的思想基础。然而，孔子在一定程度上是避开了鬼神之说，换句话来说，就是对天的概念并不详细，对天命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是模糊了的，这也对后世儒学受到佛道的冲击埋下了伏笔。

因孔子的思想并不能适应春秋战国这一战乱的年代，故此，在汉武帝以前，儒家天命观及儒家思想是受到打压的。在汉武帝时期，董仲舒适应国家政治所需，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提高了儒家的地位，也进一步促进了儒家天命观的发展。董仲舒的天命观则是在以儒家思想为主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合了道家与阴阳家的思想，将君权神化，适应帝王所需。面对汉武帝的求问，提出“天人三策”，主要建议有“君权神授”、“天人感应”、“天人合一”以及“春秋大一统”。面对汉武帝的提问，董仲舒则是以《春秋》为基础来解释，“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汉书·董仲舒传》），从而建立起“天人感应”学说。这一时期的儒家天命观，则将君权神化，重视神的地位，以上天之意束缚纲常伦理。

而发展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受战乱的影响，以及政治斗争的迫害，儒家学子消极避世，在闲暇时，钻研书籍，颇受道家思想影响。又因儒家天命观神化，难以对现世给予解说，对现世无对策，不敌佛道思想，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直到隋唐时期，深受佛道思想冲击。

但发展至宋明时期，儒家学子经过不断的努力，将儒家天命观具化为人的伦理纲常，发展为理学。理学是中国古代精致、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影响至深至巨。理学的天理是道德神学，同时成为儒家神权和王权的合法性依据，理学以儒家学说为中心，兼容佛道两家的哲学理论，论证了纲常名教的合理性和永恒性，至元朝成为官方哲学。并且理学把孔子时期对鬼神的避之不谈在这一时期有涉及。将以往儒家天命观的虚化压实具化，为理学寻找人性、人道为根据，使得儒家天命观的影响力更大，不易受到冲击。发展至今，儒家天命观的可谓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理论，具有思辨性。这一时期的理学家认为“理”是世间万物的本源，先于天地而存在，认为“先有理，后有气”，其经典理论则是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以达到维护统治，束缚纲常伦理的管教。当然，宋明时期的天命观的使命感也深刻影响到了民族气节，如张载曾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历经两千余年，儒家天命观仍在现代有所发展，也在国家政策以及青年身上有所体现。如我们的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将全球的命运连接在一起；又不断倡导青年们时刻铭记历史，主动承担历史使命，使得一代代的青年使命感浓厚。

（二）儒家天命观的生命力

儒家天命观历经两千余年的发展，中间有受到重视，也有受到冲击、打压，那么，又是什么能让它一直发展下来呢？为何它的生命力如此旺盛？

在先秦时期，历经夏商西周的影响，主要是巫神祭祀的影响，民众心里接受度高。在上文提到，儒家天命观的起源是祭祀文化，三代的发展，其时间之长，让巫神祭祀走入群众心理，百姓对祖先崇拜度高，民众在特定的生活环境中已长期形成一种特定的价值观，在潜意识里已经蕴含接受。再加上孔子私人讲学，将自己的观念传播，逐渐波及整个民族，奠定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换句话来说，儒家天命观只是把民众的心理活动系统化了。

而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更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抓住了帝王心理。其“春秋大一统的”提出则是顺应了当时国家内部的不安定所提出，维护大一统的需要。以及他所提出的“君权神授”、“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更是直接与皇权挂钩，使得儒家天命观的影响力，从上至下，重视命运与使命，让百姓心理觉得“人在做天在看”，加强天命观对群众心理的影响。当然，董仲舒这些思想能提出也正好是适应了当时的时代背景，汉初总体来说，国力强盛，封建统治稳定，内部一些矛盾需要儒家来融化。而汉武帝在听取了董仲舒的建议后，将儒家教育与选官连接起来，扩大了学儒群众基础，且儒家寒门子弟众多，学儒就相当于入仕，从而推动了天命观对众人心里的影响。而后世科举制的发展完善，愈发使得儒家子弟众多，且有韩愈等人能者辈出，自身影响力大，护儒心坚定强大，使命感强，为儒家天命观的发展保驾护航。

但儒家天命观在魏晋、隋唐时期是受到了佛道冲击的，但儒家弟子及儒家思想适应性强，懂得灵活运用，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且儒家思想兼容性强，儒家天命观也是如此。道家是中国本土道教，本就有着一定的影响基础，而佛教凭借着自身思想以及不断吸收我国本土学派思想，迅速在我国扎根。且由于社会的动荡，儒家思想本身在思辨理论方面存在不足，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不能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而长期分裂的政治格局为佛教的接收、渗透提供了契机，统治阶级甚至将佛教作为巩固统治的工具。且佛教本身的轮回说具有强大的欺骗，人们为了逃避现实，寻求精神寄托，更加促进了佛教的发展。这也导致了儒家思想受到冲击，但在思想迸发的时候，各家思想也更容易互相借鉴，互相融合，儒家天命观也是如此。儒家天命观在历经了几个朝代的发展吸收，解决了自身的思辨性不足的问题，逐渐形成理学，而广义的理学泛指以讨论天道性命问题为中心的整个哲学思潮，这使得儒家天命观得以继续延续发展。

而儒家天命观发展到今天，也离不开被我们需要，尤其是其中的使命。随着地球村的建立，我们国家不断吸收西方文化思想，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本国文化，一定程度上是缺乏文化自信的。而儒家天命观的使命在两千余年里早已扎根每个国人的心底。国家的呼吁以及鼓励，使得国人心中使命感的种子萌芽迸发，这也有利于促进国家的发展。

总的来说，儒家天命观的生命力强的原因有三，一是自身适应力强，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二是在民众心中扎根，群众基础广，三是能顺应历史的发展，抓住历史的潮流。

三、儒家天命观的现实启示

(一)儒家天命观对古代士人、君王和社会的影响。

儒家天命观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在不同的时代形成了适应不同时代的统治思想，对不同时代的士人、君王和社会也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汉代时，为了适应当时的社会情况与统治者统治，儒家天命观有了一定改变，董仲舒继承了“天人合一”，尤其是天命思想后提出了“天人感应”论，而“天人感应”中的天命论对当时的士人起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对董仲舒本人来说，他在此时天命观的影响下，构建了一个自己的政治理想——王道思想，他主张君权神授，累德行善，以仁德作为王道的核心。他称君王的权力是天赋予的，而君王必须以德约束自己。同时他还将君王施政与自然现象联系起来，若有自然灾害，百姓受苦，则为君主德行有亏，施政有误而致。

“天人感应”中的天命论对汉代的君王也起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君权神授以及“人受命于天”的思想让当时君王对天下的统治变得更加容易，同时也让君王形成唯我独尊的观念，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汉代君王的行为也会受到一定的约束。“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以贼害民者，天夺之。”（董仲舒《春秋寒露》）君主是为民而生，需得累德行善，造福百姓，否则其君主之位不保。所以当天有异象或是有自然灾害发生时，君主一般都会被认为是德行有失，上天对其不满，而此时即使没有过错，君主也必须发布罪己诏以求上天原谅。

“天人感应”中的天命论对当时的社会也有一定的影响。人们相信君权神授，个个听从君主的命令。三纲五常被作为行为准则，道德标准，人们相信只有遵从这些秩序，才不会受到上天的惩罚，因此社会变得更加稳定。

宋代时期儒家思想发展为程朱理学思想，而程朱理学中的天命观则变为了“命与理、性为一”且“此时的命是一种内在性的超越”，对宋代的士人来说，此时的天命观对他们的影响更体现在心性上，当时的士人更加注重道德修养，讲求格物致知并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对宋代统治者来说，程朱理学中的天命观帮助其更加容易地教化百姓并让其牢牢地控制了百姓的思想。对当时的社会来说，程朱理学的天命观让百姓思想被紧紧地束缚着，一方面让社会中的人思想一致，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又让整个社会停滞不前。

（二）天命观对当代中国的影响

在当代中国，儒家天命观主要包含两种含义，一种是命运，另一种是使命感。

从国家层面来说，儒家天命观指的是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共同命运，即世界的走向以及国家在国家群中作为一个个体所具有的使命感。

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儒家的智慧对当代大学生的帮助，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国家个体的命运往往与其他国家的命运相联系，就像在许多灾害中，一个国家受难，其他国家也不能置身事外，笔者把这称国家的集体共同命运，而每个国家在其中都应该有个体使命感。中国早在2012年已经意识到“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的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并提出“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自觉地承担起大国责任，参与和引导全球治理。一种个体使命感促使中国为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而努力。

从个人层面来说，儒家天命观指的还是个人的命运以及作为国家这个整体中的个体所应具有的使命感。

从个人命运角度来讲，“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虽然我们总说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但难保不会遇到命运的捉弄，因此，个人使命感在此就显得格外珍贵，个人使命感是一个人在正确认识了自己的身份之后，产生的对自己、对国家、对整个人类社会的责任感，个人使命感促使个体在为国家作出贡献的同时实现自我的价值。这种使命感在大部分认同自己中国人身份的人身上都有，这是我们的祖辈留在我们基因里的。因此对于拥有无法预测的命运和对集体怀有使命感的个人来说，孔子“知天命，畏天命，顺天命”的智慧就显得如此重要，也就是个人应当知道自己人生一切当然之道义与职责，明白在坚守道义履行职责的时候不可能完全一帆风顺，也不一定最终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但仍要尽力而为。

【参考资料】

《朱子语类》朱熹

《熊勿轩先生文集》熊禾

《孟子》孟轲

《中国哲学史》冯友兰

《论语译注》杨伯峻

《论语新解》钱穆

《史记》司马迁

《中国儒学史》程志华

《中国思想史》张岂之主编

《高中历史辅助教程》柳合青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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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百科对宋明理学的解释】%E5%AE%8B%E6%98%8E%E7%90%86%E5%AD%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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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重承诺，本论文为作者独创，如有抄袭，责任自负。

【欢迎点击批评：2019年冬读《论语》研究成果】

【虫洞碎玉】

自从2008年秋天开始，我带领本科二年级的学生读《论语》，迄今已经十三年了。我在学校的三水校区带领学生读《论语》，三水校区位于佛山三水云东海森林公园，环境清幽，远离市区，是一个读书做学问的好地方。跟随我读《论语》的每一届学生，表现都很努力，我自己也在反复阅读中收获颇多。

《论语》是一本耐读的书，读一遍有一遍的收获，读的久了，便觉得在现实中，我们说的很多话，都是多余的。这样读下去，我自己产生了暮气。这就容易使学生产生暮气，所以，我要将《论语》的研读引向现代学术体系，特别是引向与现代学术机制相关联的方向，这样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因读《论语》带来历史的洞穿感而沮丧，避免因人性的滞着感让人过于冷静而缺乏热情；另一方面也为了适应学生未来发展的需要，让他们尽早的熟悉现代学术规则。

于是，这两三年，我便组织学生建立学术研讨小组，引导学生进行现代的学术讨论。近三年来，随着经验的积累，我看到了一些变化，特别是在研读过程中，我看到学生一年比一年更进步，他们研讨的成果学术性更强。我希望这样的阅读，在我余下来不到五年的教师职业化教学中，能够持续发展，得出一些有益的经验，供同道者参考。这样的阅读，更希望能给跟随我读《论语》的学生带来一些收获，在他们未来的学术与人生中，起到建设性的积极作用。

田泊识于2021年元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