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伦理文化的价值取向是企业家精神的思想灵魂

儒学伦理文化的价值取向是企业家精神的思想灵魂

—、儒学伦理蕴含企业家精神文化的思想

中国优秀传统伦理文化有着无与伦比的生命延续力和非凡的包容会通精神。儒学伦理以“仁”为核心，延伸为“修身”，正心；“治国”，德治；“交往”，礼义；“经济”，正利；“管理”，人本；“目标”，和谐。魅力引人、以德服人、取信天下、道德制约、人力资本、内协外争构成了儒学伦理的基本框架。

儒学伦理概括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总体思想儒学伦理文化的价值取向是企业家精神的思想灵魂，天人合德是儒学伦理的理论基础,仁学是儒学伦理的核心内容。儒学天人合德的伦理思想、推己及人的道德思维方式，乐群贵和的心理定势,明义重公的价值取向，修齐治平的实践操作程序，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和民族品格，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文明本质。

儒学伦理的基本价值追求表现为：以德性修养为安身立命之本；以中庸为基本处世之道；以义利合一为基本的实践指向。在儒学伦理的影响下，中国社会伦理具有了中华民族精神的特性和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本质。

二、儒学伦理文化的价值取向是企业家精神的思想灵魂

儒学“天人合德”的伦理思想、“推己及人”的道德思维方式，“乐群贵和的心理定势”“明义重公”的价值取向，与时俱进的人文精神,“修齐治平”的实践操作程序与现代文明相适应,与市场经济相互补,与现代企业相融合,与当代社会相协调。

儒学的“义”与“利” 、“和”与“争”、“情”与“理”、“人”与“物”、“群”与“己”、现实与超越的互补优化等核心价值观念,以及儒学的约束“人性恶”、促使“人性善”、内化“人伦”、外化 “人道”的“人伦思想”都是中国企业家精神的丰富内涵和精神特质。

儒学文化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思想是企业家精神的灵魂。新时代的中国企业家应以德性修养为安身立命之本, 应“富而有德、富而有爱、富而有义”,先富带后富,肩负起共同富裕的时代使命。企业家创造财富,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是实现自身内外和谐与人生境界息息相关的自我精神境界的提高，是实现人生价值社会效益最大化的有效途径,是儒家伦理思想的精神所在。

儒学文化珍惜生命，肯定生命价值和现世价值，尽管儒学把利、欲看成社会混乱的根源，但她不排斥物质，也不排斥食色。儒学文化是有节制的文化，它教人知足常乐；儒学文化是利他和充满责任感的文化，仁、义、礼、智、信都是强调对他人的责任。孔子一生追求的就是“天下有道”，社会公义,义利并举,社会公利,社会大同,是儒家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追求。《周易·乾·文言》中说“利者，义之和”。

儒学关于“仁”的这一价值原则和取向，不论是从道德层面来理解，还是从近现代人权思想、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其价值和意义都是巨大的。儒学伦理是一种实践理学，儒学更强调社会实践和应用。儒学伦理的特点充分地体现在全部的道德理论和实践中。儒学伦理明辨义利的价值观，就是强调以义为本，义以导利，利以实义，相辅相成。它坚持将义置于利之上，即社会整体利益、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必需服从社会整体利益。义是利正当性的标准，“利”是“义”最终要实现的目的。没有“利”的“义”不能互补，没有“义”的“利”不能持久。“义”与“利”不相对立，而且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处于矛盾的对立统一中，而以“义”取“利”方能厚德载物。

崇道尚德的思想素质,反映在行为选择上,表现为明义重公的价值取向,即以道德作为判断行为价值的最高尺度,深明大义,见利思义,重义轻利,以义导利,义利并举,个人利益服从社会整体利益都是儒学伦理道德观念所孕育的现代企业家精神在民族精神中的积淀。明义重公的价值取向是儒学伦理对道德的弘扬,儒学的义利观、本末观、贫富观、奢俭观是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核心价值观和丰富的思想内涵。

儒学伦理历来把诚信作为商业道德的重要规范。孔子非常看重“信”，认为“人而无信八字百科，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即；“人无信而不立”孟子将“信”与“诚”相连，阐述了诚信的内在联系和规范意义；荀子将诚信从家庭伦理、朋友伦理扩展到了交易伦理；董仲舒将“信”与“仁、义、理、智”并列为五常，使其成为普遍意义的道德规范。道德修养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道德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

三、儒学伦理文化在东亚国家和地区建设现代化过程中的成功实践

儒学伦理思想随着文化交流传播至东亚地区，形成了具有本国、本地区特色的儒学，成为本国、本地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被人们称之为“东亚儒学文化圈”的东亚文明不断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贡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因而享有举世同钦的盛誉。

二战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国家和地区一系列“经济奇迹”的出现，就是儒学文化对东亚现代化过程中产生巨大影响和作用的最好佐证。日本能迅速蹿升与欧美列强分庭抗礼，归功于明治维新的成功，而明治维新能够成功，究其原因在于日本人十分看重阳明学中强调人的精神力量和意志、强调实践的做法，要求以实际行动变革社会。

很多学者基于不同的立场，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日本实现现代化的原因儒学伦理文化的价值取向是企业家精神的思想灵魂，都发现了由忠诚、献身、勤劳、节俭等品质凝结成的日本伦理与日本现代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并视其为主要原因之一。此外，儒学伦理精神还缓和了日本资本原始积累和产业革命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儒学文化对于日本的现代企业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松下集团在1920年创办了松下电器公司商学院，其教育方针便是融合了中国的儒学伦理思想哲学和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儒学伦理在日本企业内部的人际关系特别是劳资关系中的应用表现得更加浓厚。

韩国的现代化进程虽然参照的是欧美的价值观和经济模式，但儒学思想在韩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作为潜在的、根深蒂固的力量仍影响着韩国人的意识和行动，儒教作为主导型政治文化支撑着韩国模式。韩国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政府主导和干预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的施加得益于儒学伦理所强调的君、臣、父、子等下对上的服从与忠诚。

儒学伦理在韩国企业文化中也表现得非常显著。韩国企业除了强调社会责任和使命外，更加重视人本身和人的品质，这些观念体现了儒学伦理所具有的家庭伦理、人的自觉自律、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等内容。此外，韩国企业中表现出来的团队主义精神和职位秩序也是十分强烈的，也体现出了儒学伦理的导向作用。

20世纪中期，韩国政府进行了现代化的改革，同时也对儒学进行了革新，将传统儒学与西方价值观相结合，运用科学技术和管理方式从而推动了韩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儒学在韩国经济腾飞中起了重要作用。儒学与韩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及社会文化是高度融合的，是具有创造性的整合文化。

新加坡的国家主义渊源于中国儒家传统的整体主义的献身精神，又取自于其发展的历史经验。政府根据儒家的民本思想，大力加强提升国民的素质，这为新加坡现代化的成功提供了人力保证。根据儒家的贤政、仁政、德政的思想实行精英治国，推行廉政建设，为现代化事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新加坡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是以儒学伦理文化为指导思想的。儒学伦理的和谐、仁爱、礼义、忠诚等促进了种族和睦、社会的稳定，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较好的国内环境基础。新加坡在现代化过程中成功应用了儒学伦理解决了商业伦理和社会道德失衡的问题,它对传统儒学伦理的现代化改造和继承颇有独到之处、并成效显著,成为继承应用儒学伦理的成功典范。

中国台湾地区儒学伦理的一个显著特色是重道德实践，以台湾的商业伦理为例，其具体规范表现出了深厚的儒学伦理。除了被普遍认同的仁、义、俭、信、廉外，还有人提出“智”、“勇”、“强”等商业伦理道德规范。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和深入，台湾在新的时代继续继承着儒学伦理优秀的一面，同时又结合自身实际赋予了传统伦理新的内容。

四、儒学伦理思想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兴起和欧洲近现代文明发展的影响

从欧洲中世纪晚期以来，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文明，就已通过来华的欧洲人和到欧洲留学的中国人，传入欧洲各国。意大利的耶稣会士利玛窦，是最早把中国历史文化介绍到欧洲的文化名人之一。他将儒学的经典著作“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翻译成拉丁文在欧洲传播，他认为孔子的儒家思想同基督教的教义如出一辙。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们对中国儒学和其他历史文化典籍的介绍与提倡，在欧洲的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等著作，就受到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影响。伏尔泰认为儒学的哲学思想没有迷信和谬说，没有曲解自然，是最合人类理性的哲学。莱布尼茨从《周易》中得到灵感而撰写的二进制学说，为德国哲学增加了辩证的思想因素。费尔巴哈认为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是“健全的、纯朴的、正直的道德体现”，是一种高尚的哲学伦理。

西方的哲学家、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经济学家、宗教学者如莱布尼兹、康德、费尔巴哈、孟徳斯鸠、伏尔泰、狄罗德、霍尔巴赫、魁奈、歌德、席勒，耶稣会士利玛窦、金尼阁，“美国文明之父”、思想家爱默生，诺贝尔奖获得者汉内斯.阿尔文博士，世界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联合国原秘书长潘基文以及我国自汉代以来至20世纪50年代前的历代政治家、哲学家和当代政治家习近平都是充分肯定儒学伦理文化的人文精神、道德观念、价值取向、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以道德为人的重要本质属性，不仅表明对道德的尊崇，还是对人的存在的积极肯定。这种思想特质，与西方文明凸显的精神有着鲜明的区别。西方基督教文化对人的存在和现实生活给予了否定的评价。它的“原罪说”渗透到人们的思想深处，认为人一生下来就有罪，这种罪是由人类始祖遗传下来的“原罪”，现实生活中任何人都无法摆脱它的困扰，人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赎罪，只有上帝才是善的源泉，人只有与上帝同在，圃到彼岸世界才可能实现自己的完善。因而，从根本上说，道德与人的本性相对立，是对人的一种外在强制。尽管西方文化也强调道德的重要性，但它把人的道德完善引向外在超越之路，而中华民族在儒家学说的孕育下，走的是内在超越之路。中国人崇尚的是道德，而不是上帝。

五、儒学伦理道德观念是企业家精神的丰富内涵

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它并非纯粹的抽象思辨，而是一种实践理性。任何道德，只有在实践中得以贯彻，它才能发挥规范人的行为，调节人际关系，完善人的本质的作用。儒学伦理十分注重道德的实践，把“德”规定为“行道有得于心” ：要求内得于己，外施于人，在道德实践中促进人与社会的完善。因而，它以正心、诚意、修身为本，而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道德实践的基本纲领和目的，形成了尊德重行的优良传统。

道德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的方式，因而，它首先便表现为知识形态，是对客观世界的应然存在所作的价值判断体系。这就需要人们积极探索客观世界的实然存在中所蕴含的必然关系，从而在必然中去把握应然。但是，道德又并非单纯的知识，或者说，它不仅仅是一种精神意识，不能在意识领域内实现它对客观世界的价值判断。应然不等于自然；它需要主体通过实践活动去实现自己的价值判断；并且这种价值判断本身就是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对客观对象的感受的反映。因而，道德又总是具体表现为人们行为的道德修养、道德评价、道德选择、道德教育等实际活动。这就说明，道德包含着知与行两个方面原始儒家哲学原始儒家哲学，是两者的矛盾对立统一。

追求道德理想是人的精神境界的反映，同样一个民族的理想也反映着该民族的精神境界。人们对于自己的未来总是充满着希望，怀抱着某种期待，并根据自己的生活实际和特定的价值观念把希望和期待设定为一种理想，它既是生活的目的，也是精神上的追求与寄托。

中国人的理想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无论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上，都不仅仅把幸福作为理想，而是把道德完善作为最高理想。或者换句话说，中华民族不单纯追求物质生活的幸福，而认为精神生活幸福才是最高、最强烈、最持久的幸福原始儒家哲学，道德完善才是幸福的本质内容。

儒学伦理认为，道德实践包括“正己”与“施人”二个方面。正已是施人的基础，推己及人首先要求行为主体自身有完善的道德品质。只有己正，才可推之于人。否则，已不正，所推于人者便会与道德相违背，不仅于人无益，反而损人害己。

儒学伦理从不以“修身正己”为道德实践的主要内容和根本目的。道德所以有价值，即在于它有利于他人和社会。在此思想的指导下，儒家以积的入世态度、昂扬的进取精神，倡导经邦济世，把道德落实到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实践之中。从根本上说，道德的最大价值即在于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促进社会的发展与完善。

儒学的一切道德理论活动和道德实践，都以此为最终旨归。它反对道家独善其身的避世，更反对佛教超越现实的出世，而主张积极入世，把道德贯彻于现实社会生活之中，并在道德实践中实现道德的价值，完善社会、健全自我，其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较鲜明地以其实践理性体现出来。

面对灾难、痛苦、混乱众多的世界，很多文明都从消极的立场出发，主张和指导人们如何逃离现实。而儒家思想则从肯定人的现实价值这一前提出发，主张积极面对现实世界，即使这个世界非常的不堪。人们应积极向上、奋发图强，努力去消除世界的灾难、痛苦和混乱。

由此，儒家思想一方面主张和提倡应以“治国、平天下”为人们努力的方向，具备为社会大众贡献才智的人生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又主张人们要有不怕艰难险阻，百折不挠，坚毅不拔，永往直前的顽强意志和精神。“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积极向上、奋发图强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也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本质和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鲜明特质。

六、企业家精神是推动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生产力要素

纵观古今中外人类发展史，创新发展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企业家作为经济社会的市场主体,自觉自愿的承担着创新发展的时代使命和相应的社会责任。古今中外历史和现实充分说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如果没有企业家,或者说没有企业家的创新动力、创新环境、创新活动,这个国家或地区的生产力发展一定是落后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是落后的。经济社会发达的生产力主要是由企业家创造的,是企业家开拓进取、自强不息、敢于冒险、勇于担当、底励前行、创新引领和全体劳动者共同参与的过程和结果。他们为经济社会创造的公共财富，保障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

创新的思想灵魂和动力来源于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是推动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第一生产力。正如英国汉学家李约瑟所述：“中国古代的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四大发明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且这些发明经由各种途径传至西方，对世界文明发展史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周易思想到莱布尼兹的二进制学说，从鬼谷子的创新思维理论到让·巴蒂斯特·萨伊的创新学说定义，从商鞅变法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创新与发展一直都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推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与发展的时代命题和永恒的主题。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和命脉,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力量，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主要的重要力量。基于儒学伦理文化充实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家精神,具有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对国家和民族怀有崇高的时代使命感和相应的社会责任感，把企业发展与民富国强、民族兴盛、市场繁荣、社会和谐、文明进步、共同富裕、人民幸福紧密结合在一起。

七、弘扬企业家精神推动经济社会创新发展

改革开放激发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活力，催生出了一大批中国民营企业家,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创造了社会生产力,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进入新时代中国企业家特别是广大的民营企业家在爱国、敬业、创新、诚信、奉献社会等方面更加主动的承担了相应的社会责任,在开拓国际视野、参与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也在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自信、能力和素质。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正在主动适应新时代国家发展战略,他们必将成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生力军。

开拓进取、干事创业、勇于创新需要强大的自强不息的精神激励。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有胆识、勇敢创新的民营企业家队伍已茁壮成长，形成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时代特征、民族特色、世界水准的中国企业家队伍。广大的民营企业家主动为国担当、为国分忧、为民造福,他们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敢于拼搏、开拓进取、务实创新、勇毅前行，为国家和人民创造积累了丰富的社会财富、创造了众多的就业岗位、促进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继续书写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华彩篇章。

企业家是人类文明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国家经济引擎，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是国民就业和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是科技进步、产业革命、技术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和社会各项事业创新、发展与进步的促进者、引领者、推动者，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创造者,是国家和地方政府财政税收的主要贡献者,是实现社会和谐发展、共同富裕的主力大军。如果社会各界都能尊敬和重视并肯定企业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做出过的巨大贡献。那么中国的企业家一定会为新时代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其不可替代的智慧和力量。

（本文作者：陈爱清，儒商，四川大学管理学博士、客座教授，四川大学MBA企业导师，四川大学全球校友创业家联谊会常务副会长兼东北创联会长，中国运筹学会企业运筹学分会理事长，华信产业集团董事局主席[1]，乐山师范学院客座教授，跨喜马拉雅研究中心学术顾问和兼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