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为何具有如此大的“韧性”？孔子之礼与成人之道

中华文明为何具有如此大的“韧性”？孔子之礼与成人之道

【编者按】在人类文明史上，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中断而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中华文明为何具有如此大的“韧性”？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张自慧教授认为，这与儒家所尊崇的礼乐文化关系密切，与孔子所遵奉和倡导的“礼”与“仁”不可分离。孔子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思想建构了融“诗礼乐”于一体的儒家教化模式，也由此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文明类型。以下是她在“东方讲坛·思想点亮未来”系列讲座的演讲。

中国是世界上有自己独立起源的文明国家之一，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从未中断。中华文明为何具有如此大的“韧性”？在我看来，这种“韧性”肇始于中华先民的理性早慧，而这与儒家所尊崇的礼乐文化关系密切，与孔子所遵奉和倡导的“礼”与“仁”不可分离。今天的演讲，我将围绕“孔子之礼与成人之道”这个题目，与大家做分享交流。

“周孔之道”与孔子的“礼乐人生”

人们常说，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中国文明是“礼乐文明”。如果说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标识，那么礼则是华夏文明的文化标识。在敦煌莫高窟的一幅壁画上，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和女娲一人拿“规”，一人持“矩”，其意是为中华民族立“规矩”，这里的“规矩”就是后世的“礼”。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的基本治理方式是“以人文化成天下”，其具体手段就是以礼乐教化天下民众。孔子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思想建构了融“诗礼乐”于一体的儒家教化模式，也由此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文明类型。

在孔子的人生中，对其影响最大的人当属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周公。周公制礼作乐，拉开了礼仪之邦的文明序幕，被尊为“元圣”和儒学先驱。孔子崇拜周公，以周公之志作为自己的梦想和追求；他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被誉为“天纵之圣”和万世师表。司马迁有“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之说，他认为孔子是继周公之后500年，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另一位文化伟人。有学者指出，孔子是大圣人，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而他的思想源头却在周公那里。可以说儒家智慧点亮人生，周公与孔子是中华文明的奠基者，是礼仪之邦的开拓者，周孔之道形塑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和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

作为礼乐文化传承和弘扬的关键人物，孔子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他以“可施于礼义者”为圭臬删述“六经”上。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作《春秋》”。《诗》《书》《礼》《易》《乐》《春秋》即“六经”（因《乐》佚失，后来被称为“五经”），是中华文明的元典。在这些元典里，“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由于孔子以“可施于礼义者”为标准对“六经”进行删述，这就使“六经”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了以“礼”教化民众的功能，因此学术界有“六经皆礼”之说。从《论语》所映现的思想体系看，孔子在周礼思想的基础上，构建了儒家的伦理思想体系，奠定了中国文化“大传统”的坚实根基。

不仅是传承和弘扬，从某种程度上说，孔子的人生也可被称作“礼乐人生”。面对春秋时期礼乐精神的颓废，孔子援仁入礼，对礼进行了新的诠释。在《论语》中，孔子将礼提到了治国理政的高度，他主张“为国以礼”中华文明为何具有如此大的“韧性”？孔子之礼与成人之道，对民众“齐之以礼”。同时，孔子将礼乐作为教化民众、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相信个人和国家可以立于“礼”、成于“乐”。孔子的礼教思想对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形成和礼乐文明的繁盛居功至伟。

那么，孔子是怎么阐释“礼”“仁”之间关系的？我们来看看他与弟子间的对话。当弟子颜渊问何谓“仁”时，孔子回答：“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以此语为“纲”，询问其“目”，孔子回答：“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可以看出，礼是实现仁的手段和通向仁的路径。

从孔子的人生实践看，其人生也是以礼规约的一生。他将自己的人生分为六个阶段，“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儒家智慧点亮人生，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在这六个阶段中，“礼”是一以贯之的主线。“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学”的主要内容是“礼”，即掌握礼的内涵与要义；“三十而立”是立于“礼”，即让自己的视听言动合乎礼；“四十而不惑”是通过领悟天地人之道而不惑，而“礼以天作”“乐以地成”，从天地之道可以推衍出礼乐之道，遵行礼乐之道能够使人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最终使心灵秩序和社会秩序“中和位育”；“五十而知天命”中的“天命”不仅是命运，更是使命，是孔子“以天下为己任”、为国以礼、修齐治平的使命和担当；“六十而耳顺”是顺应天命，这种顺应是通过礼敬他人和仁爱天下实现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一种合乎礼、达于“时中”之理想境界。

孔子一生以礼乐教化为天职，他“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他告诫弟子“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要求学生“文之以礼乐”“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由此可见，孔子的一生是学礼、行礼、教礼的一生中华文明为何具有如此大的“韧性”？孔子之礼与成人之道，是承继、倡扬和推行礼乐教化与人文化成的一生。

“不学礼，无以立”与“学礼以成人”

今天，我们常说“礼仪”，但其实在我国古代，“礼”与“仪”最初是独立使用的，它们各自有着丰富的内涵。礼包括典章制度、道德规范和礼节仪式三层意蕴；仪包括准则、法度，典范、表率，形式、仪式，容貌、风度，礼品、礼物五种内涵。从本质上说，礼是一种道德规范，其实质是对他人的尊重。孔子曰：“礼者，敬人也。”《礼记》开篇即曰“毋不敬”，范祖禹说：“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如果说“礼”是发自内心深处对他人的尊敬，那么“仪”则是恰到好处地向别人表达尊重和敬意的具体形式。礼与仪合并在一起，就是礼仪，它是指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应该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准则。

礼仪、礼貌是为做大事而做准备的小事。“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对于一个人的成人与成才而言，视听言动合乎礼，既是提升道德修养的“入口”，也是由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的“门径”。荀子曰：“礼者，所以正身也。”《尚书》云：“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在儒家看来，“人无礼，则手足无所错（同“措”）也”；“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因此，孔子告诉弟子“不学礼，无以立”。

每个人“生而为人”，但并非“生而成人”，前者是自然人之概念，后者则为社会人之意涵。关于“成人”的内涵，古代典籍中多有记载，在儒家那里，“成人”是一个兼具道德性与社会性于一体的范畴。《礼记·学记》云：“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可以看出，“离经辨志”考察的是学习的志趣和能力，“敬业乐群”“博习亲师”“论学取友”考察的不仅有知识素养，更有交际能力和礼仪素养，此乃“小成”；而只有拥有了“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的理性智慧，方能抵达“大成”之境。无疑，礼仪修养和道德境界是成人的重要参数。儒家认为：“礼也者，犹体也。体不备，君子谓之不成人。”“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因此，当子路问何谓“成人”时，孔子回答：“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古代男子二十岁要行冠礼，其意是要告诫步入成年的年轻人：“成人之者，将责成人礼焉也。责成人礼焉者，将责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之礼行焉。……孝弟忠顺之行立，而后可以为人；可以为人，而后可以治人也。”可见，“成人”是一个很高的人生目标，不是到了一定年龄就自动生成的，而是需要经过不懈努力才能达到的境界。

马克思曾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一个人只有与周围人和谐相处，才能为个人成功营造良好的氛围。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必须遵循一定的行为规范和准则，这些行为规范和准则，就是礼仪，例如见面的称呼与问候、举手投足、仪表仪态等。当一个人能够严格践履礼仪规范时，其离“仁”的道德境界就不远了，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为仁”。对此，社会学家费孝通解释说：“克己才能复礼，复礼是进入社会，成为一个社会人的必要条件。”他认为扬己与克己是东西方文化差别的一个关键。

在中国文化中，礼仪是为人的标志，是文明与野蛮的分界线。《礼记》云：“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意思是说，如果无礼，那么人与禽兽也无异了。同时，礼仪是律己的规范和交往的准则，是规约人们言行举止、仪表仪态、语言谈吐的准绳。是否遵循礼仪的规范和准则，是判断一个人有无教养的重要标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和欲望，如果我们对自己的个性不加约束，任凭自己的欲望膨胀泛滥，就会伤害他人的自由和利益。因此，柏拉图提出了“灵魂马车”之说，提醒人们要用理性之马牵制和约束感性之马，做自己灵魂的主人；孔子也将“黄金法则”告知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一个人要自立于社会，成为社会人，就必须遵守作为“礼”的社会规范和交往准则；一个国家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遵守世界的“公约”和“公理”，必须尊重其他国家和民族。正如荀子所说：“人无礼不往，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

“文质彬彬”与“行礼以成君子”

“君子”是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家文化乃至中国文化就是“君子文化”。几千年来，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君子已成为中国人追求和向往的人格理想和精神境界。那么，何谓君子呢？君子是中华礼仪之邦在礼乐文明的浓厚氛围中培育出的人格高洁、形象典雅的士，是人生品行的标杆。在《论语》中，“君子”一词出现了106次；在孔子删订的《诗经》中，“君子”出现了180余次，其中以“君子”为主角的诗篇有40余首。所以，学者辜鸿铭认为，“孔子全部的哲学体系和道德教诲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即‘君子之道’。”

其实，“君子”的本义是“君之子”，乃是阶级社会中对上层贵族的通称。古代“君子”与“小人”相对应，君子指士以上的上等社会的成员，小人指士以下的庶民百姓。后来封建制度被破坏，二者的关系由社会阶级的区别转化为道德品格的区别，这一转化始于孔子“礼下庶人”的私学教育。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道德品格意义的“君子”和具有平民意识的孔子密切相关，是他为出身低微的人们架起了一座通向“君子”的桥梁，为中国古代的道德教育和人才培养树立了一个有形的标杆；甚至可以说，孔子用他的智慧和行动勾画出了“中国人”的理想形象。孔子之后的孟子、荀子以及其他儒家学者，皆以其对“君子”的理解，继续完善着君子的内涵，追求着理想的人格。

“君子不器”，成己达人。“君子不器”，意思是君子不能像器皿一样，只有一定的用途，而应“士志于道”，能够心怀天下，有高远的理想和追求，做到成己达人。孔子多次谈到“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士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不以“器”为目标的君子，以“大道”“大义”“大仁”“大礼”为追求，是孔子心目中“以天下为己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士”，是孟子心目中“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文质彬彬儒家智慧点亮人生，然后君子”。就一个人的形象而言，孔子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即质朴多于文采，就会显得粗野；文采多于质朴，就难免流于浮夸。只有质朴和文采配合适当，才能成为君子。孔子强调“过犹不及”，主张“允执其中”。他将“中庸”视为“至德”，《礼记·中庸》更是借孔子之口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在其心目中，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能做到“不忧”“不惑”“不惧”；“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和而不同”，“周而不比”，“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君子喻于义”，内心坦荡荡；君子“行己有耻”，“讷于言而敏于行”等，而这一切分寸和适度的把握和掌控都是通过践履“礼”而达到的，因为“礼，时为大”，“礼以制中”。因此，“时中”是君子不可或缺的品质。

君子以礼修身，温润如玉。有一次，子贡向孔子请教：君子以玉为贵而以珉为贱，这是为什么？是因为玉少而珉多吗？孔子回答：这并不是因为玉少就认为它贵重，也不是因为珉多而轻贱它。从前君子将玉的品质与人的美德相比。玉温润而有光泽，像仁；细密而又坚实，像智；有棱角而不伤人，像义；悬垂就下坠，像礼；敲击它，声音清脆而悠长，最后戛然而止，像乐；玉上的瑕疵掩盖不住它的美好，玉的美好也掩盖不了它的瑕疵，像忠；玉色晶莹发亮，光彩四溢，像信；玉的光气如白色长虹，像天；玉的精气出于山川，像地；朝聘时用玉制的珪璋直接通达情意，像德；天下人没有不珍视玉的，像尊重道。《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因此，君子以玉为贵。孔子把玉的品质比作君子之德，生动形象地说明了仁、义、礼、智、信“五德”是君子必备之道德素养。

总之，孔子所遵行和倡导的“礼”，依于天道，顺乎人情，既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又是中华文明的标识。奠基于周公、成熟于孔子的礼乐教化思想，是中国古代独特的教育模式；而以此为基础所形成的“人文化成”理路，则是中国社会治理的基本范式。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指出，世界上有两大文明，一是源于古希腊文明的西方文明，一是源于中国礼乐文明的东方文明。中华民族崇尚和平，反对武力；崇尚“王道”，反对“霸道”。正是这种以“生生之谓盛德”、以“礼宜乐和”为特质的礼乐文化，使中华文明充满“韧性”，洋溢着勃勃生机与活力。在21世纪的今天，孔子之礼仍具有现实价值，通过与时俱进，其依然可以成为国人“变化气质，涵养德性”的成人之道。

【思想者小传】

张自慧，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东方讲坛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礼文化、伦理学、先秦哲学。出版专著《礼文化与致和之道》《礼文化的价值与反思》《道德失范与文化救赎》《象牙塔之魂：核心价值观与大学文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