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类社会发展具有不可忽略的共同性和一致性

摘要:人类社会发展具有不可忽略的共同性和一致性

摘 要:人类社会发展具有不可忽略的共同性和一致性。儒学的“仁爱”原则、“和而不同”理念以及“大同”之理想具有普适的超时空的意义,特别是在东亚经济的快速发展过程中,更需要倡导儒家的智慧良知。儒家是人类走向 未来的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

关键词:儒学;现代性;东亚文化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0)01-0001-06

1.在儒学研究中,儒学的现代意义与儒学现代意义何以可能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前者 是一个价值问题,后者是一个事实问题,但两者又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可统称为儒学的现代性问题。长期以来,我们比较多地关注了儒学的现代意义,对何以可能问题的研究则不是很深入;深入研究儒学何以能满足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问题,或许可以使我们对儒学的现代意义有一个更为充分的认识。

在儒学现代意义何以可能的问题上,有一种意见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儒学作为适应于传统中国家国同构、宗法制与专制叠加的一种国家意识形态,是农业文明和宗法制度的产物,儒学的政治保障和经济基础是王朝政治与小农经济。小农经济的解体、王朝政治的终结必然导致儒学的生存危机。世界上没有超时间的理论形态,也没有游离于政治与经济之外的精神文明,尤其对于一种世俗的道德学问更是如此。现代社会已不是农业社会,儒家文化已失去了它的生存条件,儒学已由原来的主流文化形态转变成为裂散的、漂浮的文化碎片,在现实处境方面也遭遇到了无法抗拒的毁灭性打击。传统儒学赖以生存的“土壤”变得越来越贫瘠化乃至虚空化,它已经失去了现实的影响力,也不可能有益于现代社会的发展。那种试图通过弘扬儒学来解决价值失范和道德沉沦、促进社会发展的想法,只能是人们的一种良好的愿望。

应该说,上述看法并非毫无道理。不可否认,儒学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产物,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有着质的区别,诚如韩非所说,“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 蠹》),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和习俗,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时代要求;时代不同,各个时代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也不应是一样的。在人类思想史上,任何思想、学说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每个时代的思想家、理论家,总是在他们所处的特定历史境遇下,面对他们那个时代的问题,为了解决他们那个时代的矛盾,而提出自己的思想主张、理论学说的,因而任何思想、学说都有其时代性和历史的局限性。古人有古人的时代性与局限性,今人有今人的时代性与局限性。人们不可能穷尽真理,而只能不断地认识真理、发现真理。人类思想的发展与延伸,也就是一个不断地吸收、丰富、完善和拓展已有思想认识的过程。儒学是儒家学者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以特有的话语形式来面对、思考和表达他们那个时代的问题而形成的学说,当然它也有时代性和历史的局限性,这是毋庸讳言的。

但是,当我们在谈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别、关注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问题时,似乎不能忘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就其作为“社会”而言,它们又有着不容忽略的共同性、一致性,人类社会的发展除了它的阶段性之外,还有一个连续性的问题。古人说:“今之于古也 ,犹古之于后世也;今之于后世,亦犹今之于古也。……古今前后一也。”(《吕氏春秋•长见》)今天跟过去的关系,就像是过去跟未来的关系一样;今天跟未来的关系,也就像今天跟过去的关系一样。古今前后具有同一性和一致性。这是我们的先贤在古今关系问题上的洞见,它深刻地揭示了古与今的统一性、不可分割性。在我看来,古今的统一性、一致性,首先表现为无论什么时代都是人类的时代,无论什么时代都有一些人类自身的、不同于自然界的问题;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时代之间都有一些跨时代的、贯通古今的矛盾和问题,不同时代之间有其内在的一致性。事实上,自人类产生以来就有生存与发展的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人的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的关系问题,个体与群体的关系问题,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问题,战争与和平、生与死、荣与辱、痛苦与欢乐的关系问题,等等。虽然这些问题在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但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抑或是将来,它们都普遍存在并将继续存在,都是人类无法回避、应当面对和必须面对的问题。

告子说:“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食和性是人类生存的两大要素,凡是人的生命,不离两件大事:饮食、男女。一个性的问题,一个生活的问题。所谓饮食,等于民生问题;男女属于康乐问题,人生就离不开这两件事(参见南怀瑾《论语别裁》)。如何分析、评价这种观点暂且不说,这句话无疑道出了一个人类发生与发展的基本事实,“食”、“色”问题是任何时代的人都无法回避的。庄子说:“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为物逆旅耳。”(《庄子•知北游》)哀乐之情与生俱来而人不能却,且“人之生也,与忧惧生”(《庄子•至乐》),人的一生始终与忧愁相伴。不仅如此,人“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恭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庄子•齐物论》)人的生命旅程充满了苦痛,“富者,苦力疾作,多积财而不得尽用,其为形外矣”;“贵者,夜以继日,日虑善否,其为形也亦疏矣”;“烈士为天下见善矣,而未足以活身”(《庄子•至乐》。简而言之,无论穷人还是富人,是尊贵者还是卑贱者,都无法逃遁人生痛苦的缠绕。佛教有“四谛”说,“苦谛”是其中最根本的一谛,它认为人的出生是痛苦,年老是痛苦,死亡是痛苦,与不爱的人相聚是痛苦,和相爱的人分离是痛苦,欲望得不到满足还是痛苦。

总之,人的生命、生活就是痛苦,人生在世处处皆苦,苦海无边。叔本华认为,人生是痛苦,世界是地狱。“生命整个儿地根本就是痛苦,它是和痛苦分不开的”,“每一部分生命史就是痛苦史”[1](8)。“如果我们对人生作整体的考察,如果我们只强调它的最基本方面,那它实际上总是一场悲剧,只有在细节上才有戏剧的意味。”[2](413)我们且不讨论这些思想的正确与否,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理论触及了每个时代的人都必须面对的痛苦与欢乐的人生矛盾,而且这一矛盾的确是与人的整个一生相伴的;并且,这些学说对于人们正确认识人生问题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上述理论仍具有一定的思想价值。

不同时代、不同历史境遇下的人们对人类所共同面对的矛盾和问题的认识和思考,以及为此而提出的各种解决方法、措施、理论,既具有具体性、历史性,又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超时代性。即使是那些在后人看来是错误的认识,也并非全是人类精神的垃圾,仍具有一定的思想价值,因为它可以为人们正确认识那些问题提供必要的思想资料;而人们对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更具有超时代的价值,包含着恒久、恒常的生命力。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是如此,对社会的认识是如此,对自身的认识也是如此。自然科学中各种定理、规律的发现是如此,人文社会科学中各种原理、定律的发现也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基于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与矛盾而形成的思想、理论都有其普遍的、超时空价值的一面。也就是说,当我们在研究儒学有无超越时代的普遍价值和意义问题时,当我们关注儒学的生存背景并试图以此为据来凸显儒学的时代性和历史局限性问题时,我们不能割裂历史发展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不能不思考儒家所讨论的问题是否关涉了人类所面对的那些基本问题,以及它所给出的理论说明和解答对于不同时代的人们正确认识和解决那些普遍性的矛盾和问题是否具有一定的启发和指导意义。

2.儒学是孔子创立的、以“修己安人”为主旨的思想理论体系。儒家尚“仁”贵“和”,主张“天人合一”、“心性合一”、“知行合一”、“见利思义”、“为政以德”,奉行“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爱原则,提倡“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儒家哲学智慧,以修、齐、治、平为人生方向,以“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为社会理想。儒家的思想理论广泛涉及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群与己、古与今、知与行、义与利、生与死、荣与辱、苦与乐、德与刑、善与恶、战争与和平等这样一些人类所共同面对的矛盾与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贯通古今,延展到未来。传统社会的思想家、哲学家要思考摘要:人类社会发展具有不可忽略的共同性和一致性,现代的思想家、哲学 家要思考,未来的思想家、哲学家也不能不思考。诚然,由于境遇、视域、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不同,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哲学家对这些问题的认识、理论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 ,但这些问题总是回避不了的。由此所引出的问题是:古人、先贤对于那样一些人类所共同面对的矛盾与问题的认识、理论,他们所提出的一些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原则,对后人有没有启发、指导意义?更具体一点说,儒家对于那样一些矛盾、问题的认识和理论,他们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原则,是否为人们正确认识、处理这些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料,我们是否要从他们那里汲取一些人生智慧?

这里,我想特别说明的是,人类所共同面对的矛盾与问题是解决这些矛盾与问题的思想、理论具有超越性的前提,但思想、理论超越性的程度(大小、多少、高低)则并非以是否触及人类所共同面对的矛盾与问题而定。一种思想、理论是否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意义,不仅要看它是否触及人类所共同面对的矛盾与问题儒家哲学智慧,更重要的是还要看它是否能够帮助人们解决超越时代的问题,要看它的理论、思想对于不同时代的人解决人类所面对的共同性的问题是否具有指导意义。那种有益于人类解决超时代问题的学说必然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意义,其超越性意义的程度也是由此决定的。从人类思想发展史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思想学说也都从理论上解答了人类所共同面对的问题与矛盾,但有些思想、学说、学派却如昙花一现, 在人类思想史上匆匆而过,很快便进入了历史的博物馆;而有些思想、学说却如恒星闪烁,超越时代而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乃至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之所以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别, 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们给予社会需要的满足程度不同。

在中国先秦思想史上,名家学者适应战国中期社会新旧交替过程中所产生的调整名实关系、重新统一思想的需要,以及学术争鸣中锻炼理论武器的要求,他们专注于名实关系的考 察,着意于概念、命题的辨析,致力于判断、推理等逻辑问题的研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名实之辩理论。名家的名辩理论以其较高的思辨水平促进了中国古代认识论和逻辑学的发展,具有较高的思想理论价值。但是,虽然名实关系也是一个带有普遍性、超时空性的问题,名家学者辨名析理的初衷和目的也是为了解决因“名位失守”、“名实相怨”而引发的社会治乱问题;然而,他们的辩说的纯理论色彩相对说来较浓,如其“坚白”、“同异”之辩及“卵有毛”、“鸡三足”、“火不热”等所谓“辩者二十一事”,这些论题与现实社会生活的联系不太紧密,因而其实际意义亦即社会的影响力、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不是很高,所以当时的许多学者对此非议颇多。荀子指出,“坚白同异”之类的辩论虽然很明察,但君子不参加,因为对此类问题“不知无害为君子,知之无损为小人。工匠不知,无害为巧;君子不知无害为治。王公好之,则乱法;百姓好之,则乱事。”(《荀子•儒效》)名家之学“甚察而不急,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荀子•非十二子》)荀子之论代表了时人对名辨之学的普遍看法。有鉴于此,名辩理论的“合理内容”被其他学派吸收、融摄之后,便失去了其独立存在的意义,名家的命运便终结了。魏晋玄学所讨论的“有无”、“本末 ”、“体用”、“动静”、“一多”等论题,也是一些带有普遍性、超时空性的问题,但由于玄学偏于抽象地论证“礼法名教合于天道自然”,这种清谈的玄理虚无缥缈,莫测高深,其传播、影响仅限于社会的文化精英层而无法在整个社会广泛流传,因而它也不能充分地满足社会的理论需求而为佛教所融摄。显然,只是理论地说明一些带有普遍性、超时空性的问题而不能充分地满足社会的理论需要,其思想理论也就不具有恒久的意义和超时空的影响力。

儒学之所以具有普遍的、超时空的意义,其原因不仅在于它理论地解答了一些人类所共同面对的问题与矛盾,更重要的是,它在很大程度上给予了社会需要以理论的满足。在先秦思想史上,儒家虽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儒学只是百家之学中的一学,孔孟之学也曾被视为“迂阔”而不见用于当世道、墨、法诸家对儒家之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在诸子百家中,儒家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一家,是“世之显学”。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适应汉代封建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和封建统治者积极“有为”、全面“更化”的要求儒家哲学智慧,汉代统治者辨别利弊、比较得失,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儒学从此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学的这种由“私学”而“官学”、由“官学”而“国学”的变迁,一方面说明它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需要,有益于社会的更化发展,另一方面也说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需要儒学。这就是为什么儒学在长期的发展中,在保持其基本精神、基本原则、基本原理不变的前提下,不断丰富和更新着自身的思想内容和理论形态,以满足不同社会的理论需要,从而保持其持久的生命力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当今 时代,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紧张、失衡的情形下,建立在对人类遍存问题与 矛盾体察基础上的儒家学说――和谐理论、仁爱思想、天人学说等能够为人类和谐、和平、合力、合生的渴望给予一定的理论满足,这也就使它获得了巨大的现代价值,成为促进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重要的文化力量。简言之,儒学的超时空价值,儒学的现代意义,是以它能够最大限度地给予社会需要以理论满足来实现的。

儒学之所以具有超时空的意义,之所以能够给社会需要以理论的满足,这与儒学自身的性质和特点、理论指向或理论重心密切相关。儒学是一种经世致用之学,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解决现实的社会与人生问题当做从事学术的终极目的,把追求“内圣外王”作为最高的人生理想境界,而反对佛老的“空寂”和“虚无”,反对纯学理的思辨,反对“徒明不行”、“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只在知上讨分晓”(王阳明),主张“修己以治人”、“ 修己以安百姓”(孔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追求“明体达用”、“讲实理、育实才而求实用”(吕祖谦),“明道、稽政、志在天下”的“经世之学”(王廷相)。先秦儒者对名家的批评,汉代王充对“虚妄之言”的抨击,宋儒对佛老“空虚之学”的批判,明清儒者对理学与心学末流的讨伐,都是以 “崇实黜虚”、“救世济时”,希图“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为旨归的。所以,明儒王畿指出:“儒者之学,务为经世。学不足以经世,非儒也。吾人置此身于天地之间,本不容以退托。其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固儒者经世事也”(《龙溪王先生全集》卷十三)。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倾向和理论追求,儒家学者关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群与己、古与今、知与行、义与利、生与死、荣与辱、苦与乐、德与刑、善与恶、治与乱等这样一些人类所共同面对的问题,作 出了自己的理论回答,从而给社会需要以理论的满足,显现了自身持久的影响力和生命力。

儒学之所以具有超越性意义,说到底是因为“它包含着许多人生和社会常道,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为人性的改善和社会的改良所必需,也就是古语所说‘道不可须臾离,可离非道也’。从另一方面来说,它又能提供西方文化所缺乏的东方智慧,这些智慧恰恰是全人类克服种种社会危机、健康地迈向下一个世纪所十分需要的。”[3](88)儒家说,人们在处理相互关系时应该严格遵循“仁者爱人”的道德原则,应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应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处理民族关系、国家关系时,只有遵循“和而不同”的交往原则,才能共生、共荣。儒家一再告诫我们:在得到好处的时候,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时候,一定要想一想这些好处、利益是否合乎道义,万不可做那种“惟利是求”、损人利己的事。为什么呢?因为生活经验一再告诫人们:“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一味追求个人利益必然引起各种社会问题,激化社会矛盾,与人、与己不仅无益而且十分有害。这是人生和社会的常理、常道,是孔子、儒家所给予我们的人生智慧。在儒学中,这样的常理、常道比比皆是,可以说,儒学是人生智慧的宝库。它的许多理论、原则,对 于我们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对于处理不同群体、不同民族、不同国家间的关系,对于现代社会的健康发展,对于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建构,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3.儒学与东亚文化的关系问题,是国内外学术界近20年来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20世纪70、80年代以来,随着东亚(包括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特别是80年代 以来中国实施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摘要:人类社会发展具有不可忽略的共同性和一致性,儒学与东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更是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总体上说,大家对历史上儒学在东亚文化及东亚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没有多大分歧,而对于儒学与现代东亚文化的关系问题意见、分歧则尤大,这主要表现在如何认识儒学在东亚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上。一种肯定性的意见认为,儒家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对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经济腾飞起到了巨大促进作用,是东亚现代化的原动力;相反的意见则认为,东亚经济的发展、东亚的现代化与儒学无关。

在学术界,曾有关于新加坡究竟是“提倡儒学导致经济发展”还是“经济发展后需要提倡儒学”的讨论,实际上这不只是一个新加坡的问题,而是儒教文化圈里许多国家和地区共有的问题。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儒学作为一种主流思想,在东亚地区的近现代之间有一个断裂期。我们可以说儒学是现代东亚文明发展的重要历史文化基础,但能否说儒学是现代东亚文明发展的动力就需要认真思量;这就如同我们说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华文化是中国近30 年社会发展的重要历史文化基础,但能否说它就是中国近30年社会发展的动力一样值得思量。因为,正如人们已经指出的那样:中国儒学在20世纪衰落了,进入了沉寂时期,它的因子(不只是优秀的成分)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种国民精神和民俗传统在自发地起作用,而在自觉的层面上,儒学已不再是主流文化;只是到了20世纪后期它才从长期的沉睡中慢慢苏醒过来,开始了它复兴的进程。但它仍然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和文化。所以,当我们回溯中国近30年社会发展历史进程时,可能谁都不会认为提倡儒学致使中国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当然也就不会有谁认为儒学是中国近30年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相反地,正是中国经济、中国社会在不断发展中产生了重新审视儒学的文化诉求,人们渴望通过汲取儒学的思想资源来化解当今社会发展中的诸多问题,由此才有了我们对儒学现代意义的重视,才有了关于儒学与现代社会、现代文明的讨论,才有了儒学复兴问题的激辩。

因此,在中国“经济发展后需要提倡儒学”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情形又是如何呢?我比较赞同这样的意见:第一,东亚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与一定的 历史背景有关外,更重要的是由于它们利用了特定的国际环境和国际资本的支持,发挥了有利的地理条件优势,实行了适合本地情况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第二,就经济发展的文化环境来说,这些地区除受儒家文化影响外,还有本土文化传统,近代以后则更多地受西方文化影响。如果一定要从这些地区现代化的结局反溯现代化的原因或内在动力,仅仅归结于儒学传统是不公正的。第三,二战后日本等国的知识分子和决策阶层大多接受的是欧美新式教育 ,这些国家的制度主要是从欧美移植过去的。第四,20世纪70年代后,一些国家之所以重视儒 家伦理教育,是为了克服现代化造成的物质危机。如果硬要把这些地区的现代化与儒学联系在一起,与其说是儒学促成了现代化,不如说是现代化给儒学以新的发展机遇。[4]

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后需要提倡儒学”?我想,这一方面是由于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诸多新的社会问题,如个人 主义膨胀、金钱至上、人情淡泊、人际关系紧张、社会冲突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等等,“总而 言之,物质革命使现代人类失去了平衡。现代人类对正确使用新的权力不够成熟和严谨,缺乏智慧和良智”,“失去平衡就意味着大难临头,滥用权力就意味着自判死刑。”[5](30)“物质革命”不仅使西方人“失去了平衡”、“缺乏智慧和良智”,也使东方人“失去了平衡”、“缺乏智慧和良智”,现代社会的健康发展需要“智慧和良智”。然而,我们需要的又是什么样的“智慧和良智”呢?“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二千五百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孔子的智慧 、儒家的良智能够弥补我们缺乏的智慧和良智,儒学这一世界上最具原创性的古老文化能够给现代化进程中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需要以一定的理论满足。儒家的仁爱理论、和谐思想、道德理念、价值追求等具有超越性、普适性的思想,对于化解现代化所产生的种种社会弊端,重新找回我们精神的家园,充分凸显东亚文化的特质等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当然,儒学的现代价值是有限度的。在我们谈到儒学现代意义、普适价值的时候,并不是说它对于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所有问题,对于现代社会的各种弊端具有包医百病的疗效,世界上没有也不可能有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我们不能夸大儒学的当代意义。儒学是人类走向未来的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但不是唯一的资源;泛化儒学的现代意义可能会使儒学不堪重负而无益于儒学现代意义的实现、儒学的复兴与发展。在这一方面,我们恐怕还是要去汲取儒家的中庸之智,用适度的原则来关照为宜。总之,儒学之超时空意义不能忽视,可是,儒学的现代价值也是有限度的;充分汲取儒学的智慧,将有益于现代社会的健康发展和人类的文明进步。

参考文献:

[1]洪谦.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全增嘏.西方哲学史(下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3]牟钟鉴.走进中国精神[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9.

[4]何显明.儒家文化与东亚工业化关系辨析[J].哲学研究,1998(8).

[5][意]奥尔利欧•佩奇.世界的未来――关于未来为题一百页[M].王肖萍等译.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