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加强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思想道德修养

刘少奇：加强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思想道德修养

1939年７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就加强党员修养问题作演讲，并形成了光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篇报告就如何加强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思想道德修养作了全面而深刻的论述刘少奇：加强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思想道德修养，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光芒的重要文献。《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全面阐述了共产党人在理想信念、思想理论、道德品质、组织观念、工作作风等方面的修养方法，强调共产党人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共产主义世界观。文中指出，每个共产党人都应该加强各个方面的修养。其中，“思想意识上的修养”是“一切其他修养的基础”。因此，刘少奇特别指出，共产党人要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修养智慧提高自我修养水平。毋庸讳言，这篇报告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自身建设的重要文献儒家人生哲学与教师修养，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对儒家修养价值的肯定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指出：“我们应该把自己看作是需要而且可能改造的。不要把自己看作是不变的、完美的、神圣的儒家人生哲学与教师修养，不需要改造的、不可能改造的。”即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说明人们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同时，也需要不断地改造自身。而作为先进的革命者，共产党人更是自觉改造自身的行动者。要完成革命的任务，共产党人必须要加强修养。

刘少奇说：“《孟子》上有这样一句话‘人皆可以为尧舜’，我看这句话说得不错。”我们知道，尧、舜是儒家理想道德人格的典型代表。孟子认为，通过坚持不懈的修养功夫，普通人也可以成为尧、舜这般的圣人。同样，由此渐进的学习修养，共产党人不但能迈越古人，而且还能成为成熟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刘少奇又引孔子的“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金句儒家人生哲学与教师修养，意在强调共产党人要想成为成熟的、能够“运用自如”掌握革命规律的革命家，就必然经过革命的锻炼和自我修养的艰苦过程。借用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名言刘少奇：加强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思想道德修养，刘少奇鼓励共产党人要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党性修养。他指出共产党人是要担负起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改造世界的“大任”的，所以必须注意在革命斗争中磨砺锻炼，在革命运动中努力学习、实事求是、脚踏实地，提高自己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正是看到修养对个人、群体、革命事业发展的重要性，所以刘少奇肯定了儒家修养智慧的意义和价值。

实现党性修养与儒家修养方法的融合

内省与外省互补。刘少奇说：“在中国古代时，曾子说过‘吾日三省吾身’，这是说自我反省的问题。”《论语》有言：“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即是说，每天必须用三件事来反省自己：替人出谋划策有没有不尽心尽力的地方？与朋友交往有没有不诚信之处？老师传授的知识有没有复习？每天不断地内省，以期达到道德修养的要求。借鉴儒家的道德内省修养方法，刘少奇认为在革命斗争中同样需要这种方法。同时，他还引用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以说明同志间互相帮助、互相批评的重要意义。《诗经》讲：“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意思是说君子的人格的修养过程就像加工骨器，切过之后要不断地“磋”；就像加工玉器，琢了之后还要“磨”。刘少奇认为，这是修养的外省方法，即同志之间的相互学习与改造。共产党人不仅要内省，也要外省，才能达到自身全面的进步，才能有资格去改造客观世界。

知与行合一。刘少奇说：“国民党反动派尽管熟读‘三民主义’，背诵孙中山的‘总理遗嘱’，然而实际上却横征暴敛，贪污杀戮，压迫民众。”即以国民党的反面例子来告诫全党，要警惕这种知行不一的修养。即“必须坚决反对和彻底肃清旧社会在教育和学习中遗留给我们的最大祸害之一——理论和实际的脱离”。正如《论语》所讲：“始吾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毫无疑问，一个有修养的人不仅要有高尚的意识，而且要把这种意识化为行动，做“躬行君子”。朱熹主张“格物穷理”，反映在知行修养上就是强调要在各种人事活动特别是人伦中践理，做到真知真行。即所谓：“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愈明”。儒家倡导的知行合一的修养方法，与刘少奇主张的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性修养不谋而合，且后者更是突破了个人修为的局限而扩展至政党团体的范围。

“慎独”与监督相结合。刘少奇认为，真正的共产党人“事无不可对人言”。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也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刘少奇指出共产党人在独处时也要表现出革命的坚定性和气节。作为一种自觉进行道德修养的方法，“慎独”其实是自我约束与自我的监督。儒家非常强调这种方法，认为它是道德修养主体自觉性和彻底性的标尺，决定着道德修养活动能否成功。基于性善论而言，每个人都应该将良善的道德本性发扬光大，严格遵守行为规范和道德原则，自觉进行自我修养。特别是在别人看不见、听不到的情况下，更需如此，即所谓“慎其独”。刘少奇很认同儒家“慎独”的修养方法，批判吸收了这种心性修养观，并赋予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理论的诠释。他强调，“慎独”要在革命实践过程中来进行，并不是个人所谓的“独居”。从而使“慎独”修养建立在科学实践的基础之上，并与真正的党性监督结合起来形成合力。

古今人生观的有机融合。共产主义人生观和道德观是共产主义信仰的一些具体形式。《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把共产党人应有的人生追求、革命气节和奉献精神统一起来，并且有机融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刘少奇认为，宋代名儒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所反映的忧患意识，也是共产党人应有“很好的共产主义的道德”标准之一。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刘少奇要求共产党人应学习传统的人生观思想，自觉汲取儒家哲学以天下百姓为重的民本思想，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指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代表一切革命阶级的利益，代表自己民族的利益”。他还用孟子所推崇的高尚气节和坚贞不屈的精神教育党员，认为“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业”。真正的共产党人，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革命品质和气节。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期成果之一。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大地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比，“外貌”上差异极大，如何能将二者结合起来，是中国共产党人时时考虑的重大问题之一。找到二者在内容上的通融性和文化契合点，非常必要。刘少奇以其深湛的传统文化“底子”（少年时在私塾上学，熟读儒家“四书、五经”，有“刘九书柜”的雅号）与其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格义”，某种程度上恰切地实现了二者在修养上的自然融合，实为在理论向度与实践向度同时展开二者结合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