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为人“温良”，弟子有夫子恭俭让

孔子为人“温良”，弟子有夫子恭俭让

孔子为人“温良”，弟子有夫子“温良恭俭让”的深切印象；与此谦和敦厚气象相应，《论语》所见，孔子的思想也深蕴一种厌骄狂、喜谦逊的礼让精神，如：孔子偏爱“木讷”，反感“巧言令色”；倡导“君子泰而不骄孔子为人“温良”，弟子有夫子恭俭让，小人骄而不泰”（《论语·子路》），又如“子曰：君子无所争”(《论语·八佾》)；欣赏“无伐善，无施劳”；赞赏谦退忍让，“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论语·泰伯》）。有关孔子的谦让之论，笔者已有专文论述，有兴趣者可参阅①。本文想探究的是，孔子为什么如此喜欢谦和与谦让，如此推崇“不伐善”呢？其原因当然是复杂和多重的，我们着重从人文因素方面，即孔子所景仰和追慕的先贤、先祖和圣王三个侧面，试勾勒孔子谦德思想的历史渊源。

一、先贤“上善若水”的风范

孔子“不伐善”之论，从切近的思想资源来说，当与其所“严事”即其所尊敬的师友密切相关。《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称：“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数称臧文仲、柳下惠、铜鞮伯华、介山子然，孔子皆后之，不并世。”文中的“严事”，意特别恭敬地对待和问学于这些先生。固然他们来自不同诸侯国、身份也不同，性情也各异，但他们大多数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低调谦虚。

如老子，史称“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汉书·艺文志》）。确实，《老子》中充满了此类思想。在其哲学中，道是世界的本源和主宰，而道却是极其低调的，即“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老子》第10章）；老子最为推崇的美德，是柔顺不争的水性，“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老子》第8章），“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老子》第78章）。老子最为推崇的智慧是不争而常胜：“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孔子为人“温良”，弟子有夫子恭俭让，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第22章）正因为老子心仪“不自伐”“不自矜”，故当孔子前来问学时，他劝勉孔子要谦虚：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文中孔子盛赞老子为龙云云，或许有后人修饰，但老子贵弱的价值取向，警惕骄傲的忧患意识，对孔子影响深远，在孔子言论中留下了明显的烙印。如孔子鄙弃“巧言令色”，反感“巧佞”，就深契老子的去“骄气、态色”之戒；孔子去争尚让的谦抑思想，与老子贵弱、贵水之论，精神上也是完全合拍的。又如晏子、子产，既是春秋时期的著名贤相，又是低调立身的楷模。先说晏子，他出身名门，曾出仕齐灵公、庄公、景公三朝，虽然位高权重，但“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他克己守礼，曾拒绝齐景公给他换房。原来他住的地方靠近市场，“湫隘嚣尘”，齐景公要给他调换房子，他婉谢了：“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于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烦里旅？”后来，齐景公乘他出使晋国，“公更其宅。反，则成矣。既拜，乃毁之，而为里室，皆如其旧，则使宅人反之，曰：谚曰：非宅是卜，唯邻是卜”（《左传·昭公三年》）。晏子再次拒绝齐晏公的好意，生动地说明晏子持身谨严的力行朴实之风。

下面这个故事更为生动地诠释了晏子的谦抑自持。“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闲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史记·管晏列传》）文中“志念深矣”，显然与“意气扬扬甚自得”相反，是一种自持、不张扬的谦抑气象，显示晏子为人的沉稳内敛，即自我“抑损”。后人以为晏子所以能历任三朝元老，正在此品格：“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对儒家思想礼 仁 孝悌 忠恕 中庸做阐述对儒家思想礼 仁 孝悌 忠恕 中庸做阐述，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史记·管晏列传》）晏子之所以如此立身处世，与其对谦让的认知是密切相关的。在他看来，让是一种美德，是道德的根本。晏子谓桓子曰：“必致诸公，让，德之主也，让之谓懿德。凡有血气，皆有争心，故利不可强，思义为愈义，利之本也，蕴利生孽，姑使无蕴乎？可以滋长。”（《左传·昭公十年》）可见，晏子之所以“志念深矣”，其来有自。

再看子产。他是春秋时郑国著名的贤相。《左传》中记载他的事迹很多，其间有一点甚为突出的，就是他居功不傲，谦让有礼。“郑伯赏入陈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赐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赐子产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产辞邑，曰：自上以下，降杀以两，礼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赏礼，请辞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孙挥曰：子产其将知政矣！让不失礼。”（《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文意是说子产辞谢郑伯赏赐的六个城邑，并强调征服陈国的功劳是子展的，自己居位第四，不应受此厚赏，最后只接受了三个城邑。所以，当时另一位贤相公孙挥夸他“让不失礼”，他还推测子产因此谦虚的品性，很快就会“知政”，即执掌郑国的国政。后来，子产果然位居公卿。

再如蘧伯玉。在孔子“严事”的诸位中，他可谓是最特别的，因为他和孔子交往最为持久与密切。蘧伯玉也是一位低调持身的典型，他出身世家，父亲蘧无咎是卫国名大夫。蘧伯玉曾历仕卫献公、殇公、灵公三代国君。在卫国他有很高的威望，以至史鱼决然要用“尸谏”的极端方式，吁请卫灵公重用蘧伯玉（《韩诗外传》卷七）。史称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是一位常三省其身、自律严而善于改过的人。《论语·宪问》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文意是说蘧伯玉派人问候孔子，孔子问使者：蘧伯玉老先生在忙什么呢？使者答：老人家整天想减少错误，但未能完全做到。孔子听过很感动，也夸赞使者回答得好。孔子之所以很感慨，因为“寡过”不仅体现出了一种“止于善”的道德追求，而且也显示了一种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隐括”品格，此恰为孔子所极为赞赏的：“外宽而内正，自极于隐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汲汲於仁，以善自终，盖蘧伯玉之行也。”（《孔子家语·弟子行》）

历史上还留传有蘧伯玉“不以冥冥堕行”的慎独故事。“灵公与夫人南子夜坐，闻车声辚辚，至阙而止。南子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南子曰:礼，下公门，式路马，所以广敬也。君子不以冥冥堕行。伯玉，贤大夫也，敬以事上，此其人必不以暗昧废礼。公使问之，果伯玉也。”（《淮南子·原道训》）文意是表扬伯玉夜里车过公门，依然守礼静行，即所谓“下公门，式路马”，南子深深嘉许他“不以暗昧废礼”的慎独修养。《淮南子》还表扬这种修养是一种纯粹的内圣精神：“夫忠臣孝子，不以昭昭伸节，不以冥冥堕行。盖其礼根于心，形诸外，悉出于至性至情，而非矫揉造作为之也。伯玉之不以暗昧废礼，且能见信于深宫，而南子之智，实能及之，则加卫灵公一等矣。”（《淮南子·原道训》）蘧伯玉如此“不以暗昧废礼”，既生动诠释了其“志念深矣”的自持，也显示了“自极于隐括”的自律与克己复礼。

上述孔子所“严事”的春秋智者，大多与孔子同时或略早，孔子与他们有过直接或间接的交往。如孔子曾问礼于老子，孔子熟悉子产的故事，曾盛赞他为“仁者”，子产辞世时，“孔子闻之为泣曰：古之遗爱也！”晏子曾劝阻齐景公重用孔子，想孔子对晏子也不陌生。当然，诸位“严事”者中间，蘧伯玉和孔子交往是最深的。虽然伯玉长孔子30多岁，又是卫国人，但俩人交往密切，感情深厚。孔子周游列国14年，其中10年在卫国，9年居蘧伯玉家；伯玉还曾派使者问候孔子（如前引），孔子对伯玉的品格有很深的体认。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没有密切的交往，是难以产生这种体悟的。

众所周知，孔子一生好学，倡“三人行，必有我师”，而且主张“择友胜己”，他对当时的智者以及早于他的许多先贤，都抱有虚心求学的态度；而如此切近的交往和问学，孔子对所“严事”的贤哲们之低调的立身行事以及思想主张，从逻辑上说不能不有所体察和了解。客观上与贤者近，主观上孔子又“严事”，所以说孔子汲取上述贤者的低调思想是合情又合理的。事实上，子产的让功，就是孔子不伐善思想与生动人格的范例，晏子的自持与谦让为美德，与孔子夸赞让为至德是如出一辙的，而伯玉的自觉寡过，则直接启发了孔子的忠恕之道以及宽厚待人的谦逊精神。

二、先祖“三命兹益共”的家风

孔子思想中的不伐善思想，还与其先人的谦抑守弱，有着某种血缘家族上的内在联系。据文献记载，孔子为“圣人之后”，是殷遗民后人。其先祖可上溯至微子启，启的后人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宋父周生世子胜，世子胜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孔父嘉之曾孙孔防叔避乱于鲁，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生孔子。上述孔子的先人中多有了不起的人物，且富有谦逊退让的品性。如微子启，史称商纣王的庶兄，为人明智而果毅，在屡次进谏商纣王不果后，他选择了离开纣王。“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义属。故父有过，子三谏不听，则随而号之；人臣三谏不听，则其义可以去矣。于是太师﹑少师乃劝微子去，遂行。”（《史记·宋微子世家》）微子启不仅明智，而且能忍辱负重。“周武王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于是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史记·宋微子世家》）文中的“肉袒面缚”“膝行而前”等，描述的都是一种极度的谦屈之状，这固然是历史上亡国之君向战胜者表示顺从的惯常之举，但它也显示了微子启卑以自守的谦抑精神。

其后人弗父何，历史上也以谦退礼让闻名。据《左传·昭公七年》，弗父何本为宋国嗣君，但他主动将权位让于其弟弟宋厉公，史称“礼让为国”。其后嗣正考父，更是谦逊的典型。史称他佐宋戴公、宋武公、宋宣公，是位三朝元老。但他位越高，为人却越低调：“三命兹益共。三命，也。言位高益共。故其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左传·昭公七年》）文中的“三命”意指官拜上卿，“共”意指恭敬；而偻、伛、俯均为弯腰曲身之意，只是程度渐趋厉害；所谓“循墙而走”，旧注为“不敢安行”，即行路更加小心翼翼了；“ ，鬻”是指或稠或稀的粥，意生活至俭，不敢钟鸣鼎食。整个文意是说正考父之为人，久居高位，但为人谨严谦抑，而且官职越高，不是趾高气扬，反而是更加诚惶诚恐。故而他在家庙的鼎上刻文自警：初官即要放下身段（偻），升职则需倍加谦己下人（伛），再晋升则更要尊人卑己（俯）。所以古人感叹：“其共也如是。”

在盛行宗法血缘的传统社会，由于血脉上的一系，祖上的荣光也是后人的骄傲，更是后人理应光大的神圣职责。注重孝悌的孔子更是注重这一点。他强调孝的基义是继承并弘扬先人之志，用他的话说是“无违”，即“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是“不改父道”，“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在《孝经》（第一章）中，孔子则更明确地强调，孝的关键在于光大先人的美德与美名：“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大雅》云：‘无念尔祖，聿脩厥德’。”祖先有如此恭敬谦逊的美德，孔子是必然会仿效和学习的，而且也有愿望和动力作理论上的阐发与宣扬。所谓“慎终追远”，将祖上的谦让美德传承光大。

其实，早在春秋时期，鲁国名臣臧孙纥，既对孔子先人的此类品德非常推崇，也认为孔子完全继承并具备了这一品德。“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今其将在孔丘乎？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左传·昭公七年》）确实，孔子之所以主张“君子矜而不争”，鄙弃张狂的“巧言令色”，倡导“和”与“让”，与其祖上的“偻、伛、俯”之“共”，是有着低调守弱的内在一致性的；孔子之所以主张有若无，之所以赞赏太伯三让，与其祖上的让国，在价值取向上也是一致的。可以说，孔子先人的言行，为其“不伐善”的谦让思想，奠定了可资“追远”的人格典范和深厚的门风渊源。

三、圣王“三以天下让”的至德

中国古代盛行圣王崇拜，除了神圣的光环和极致的智慧外，圣王的德性也都堪称至善的，而其间的一大美德就是厚德载物的谦让。舜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据史书记载，“舜年二十以孝闻”，是个大孝子；“盲者子。父顽，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舜之所以以孝名，因其所处的家庭非常特别：

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舜避逃；及有小过，则受罪。顺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解。瞽叟尚复欲杀之，使舜上涂廪，瞽叟从下纵火焚廪。舜乃以两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后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与象共下土实井，舜从匿空出，去。瞽叟、象喜，以舜为已死。象曰：“本谋者象。”象与其父母分，于是曰：“舜妻尧二女，与琴，象取之。牛羊仓廪予父母。”象乃止舜宫居，鼓其琴。舜往见之。象鄂不怿，曰：“我思舜正郁陶！”舜曰：“然，尔其庶矣！”舜复事瞽叟爱弟弥谨。于是尧乃试舜五典百官，皆治。（《史记·五帝本纪》）

在这样一个家庭中，舜忍让长辈，包容同父异母之弟，忍受极端的不公平，甚至有意的加害。史书中这类匪夷所思的描述，显然是为了突出和强化舜超常的承受一切苦难的殉道精神，以及包容一切的无以复加的忍受力和宽容精神，这或许也是上古时代“罪在朕躬”的圣王应有品性。文献中还描述，舜所到之处，皆谦让成风：

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尧乃赐舜衣，与琴，为筑仓廪，予牛羊。（《史记·五帝本纪》）

从上述史料来看，舜既让家人，也让乡邻，其谦抑之德是很深厚的，也正因此，他深受帝尧嘉许，而让其承续王位。继殷而起的周王朝，也有好几位秉德谦逊的圣王。如古公亶父，为人民的安危与福祉，也为光大后稷之业，他断然退让戎狄：

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於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德。（《史记·周本纪》）

又如吴国始祖周太伯，为周朝的长远和整体利益，为避免因权位而滋生的争夺，主动放弃王位继承，远走他乡：

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史记·吴太伯世家》）

历史上还有种说法，说太伯是三让王位。如《史记》“正义”引江熙语称：“太王薨而季历立，一让也。季历薨而文王立，二让也；文王薨而武王立，三让也。”（《史记·吴太伯世家》）孔子感叹“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则揭示早有“三让”之说了。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则从更宏阔的历史视角界说了“三让”，隐喻其意义深远：“则泰伯之时，周日以强大矣。乃讬之采药，往而不反。当其时，以国让也。而自后日言之，则以天下让也。当其时，让王季也。而自后日言之，则让于文王武王也。有天下者在三世之后而让之者，在三世之前，宗祧不记其功，彝鼎不铭其迹，此所谓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者也。《路史》曰，方太王时，以与王季，而王季以与文王，文王以与武王，皆泰伯启之也，故曰三让。”（《日知录集释》卷三）

太伯所礼让的周文王，也是一位德性深厚的圣王，且富有谦德。史称：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史记·周本纪》）。

周文王的谦让之德，也是化风成俗，“耕者皆让畔”：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史记·周本纪》）周文王的德让之风，与虞舜颇为相似，这或许也是他们获得“诸侯”拥戴的重要因素。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也是圣王之为圣王的德性要义。在中国古代史传文化中，圣王固然不乏建构的想象成分，但作为文明的积淀和象征，圣王又常常是止善与至德的符号，喻示着希望与未来，“帝者，谛也，象可承也；王者，往也，天下所归往”（《白虎通义》卷一）。所以，中国古代一直涌动着“法先王”的深厚传统。这一传统其实蕴含着对进步的强烈期待，正是在此期待中，人们对圣王无比向往，也真诚膜拜。圣王的一切，都是学习的榜样。

孔子晚年倾心于文献整理，是非常熟悉历史的。史称:“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史记·孔子世家》）能言夏礼、殷礼，可见孔子对上古历史文献是了然于心的对儒家思想礼 仁 孝悌 忠恕 中庸做阐述，揆诸文献，孔子还细心研撰过圣王的故事，史称：“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史记·伯夷列传》）其实不仅熟知，孔子对远古圣王尤其是周王美德，是很崇敬的：“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论语·泰伯》）旧注“巍巍，高大之称”，可见尧、舜、禹在孔子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孔子还无限向往地说过：“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当然，孔子尊崇远古圣王有着多重原因，如他们的“则天”“成功”“有文章”等，但除此之外，圣王的谦德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上面引文中“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就包含了功成而不居的谦退意思；而孔子所盛赞的周德，其实就是谦抑的美德：“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文意是说殷纣之际，周文王为西伯而有圣德，天下归周者三分有二。但是，周文王仍然以谦卑自持而“服事殷”。这里固有“小不忍则乱大谋”的智慧，但更有谦忍的远大之念。而对于周太伯让王位的故事，孔子更是热情赞叹：“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圣王本就是学习的榜样，而孔子又如此熟悉古代圣王的事迹，上述的“魏魏乎”以及“至德”云云，更显示孔子无比仰慕圣王的谦让之德，孔子受其浸染和激发，自是情理之中的。

孔子曾说过：“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这里的“畏”是敬畏，是崇敬中的追随，其间包含着对往圣先贤观念与言论的谨守与遵循，也包含着对往圣先贤所创造和传承文化传统的尊重与珍视。在历史的意义上，不论是先贤、先祖还是先圣，他们的谦让之德都汇聚成了一种人文化成的传统，即“允恭克让”，而怀有“三畏”情怀的孔子，必然会受到这一传统的熏染，也必然会自觉弘扬往圣先贤所缔造的“克让”传统，因为这一传统结蒂于往圣先贤的创造，所以它是普遍真理，也是绝对的正义。换句话说，这一传统先在的合理性，使孔子自觉而主动地接受了它，并使其融入自己的“不伐善”理论主张中。

注释

①具体内容参见《孔子不伐善》，刊《光明日报》2017年9月2日国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