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称“北魏毁佛”与中原本土文化相互影响的交锋

史称“北魏毁佛”与中原本土文化相互影响的交锋

太武灭佛

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

东汉明帝以来，自西域传入的佛教渐渐兴盛，开始了它与中原本土文化相互影响的历程，与此同时，道教在先秦老庄和汉初黄老之学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中国的一个本土宗教，与当时式微的儒家一同受到贵族和读书人的追捧。当然，这种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必然会遇到阻力，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是在儒释道的“相爱相杀”中愈发丰富多彩起来。

正统的儒家且不论，中国主流的宗教势力，只有佛道。而它们两者第一次大的交锋，大概在南北朝时期，这一次大事件，史称“北魏毁佛”，佛家也叫“太武法难”。

一 、北魏毁佛始末及其影响

（太平真君五年）戊申，诏自王公已下至于庶人，私养沙门、巫及金银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 诣官曹，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儒家道家佛家智慧，巫、沙门身死，主人门诛。

历时六年的太武灭佛，于是开始了。

事实上，北魏太武帝初崇佛教，然而，是什么使他改变了呢？这就要说到两个人——崔浩、寇谦之。

崔浩出身于著名世族，博览经史，善于阴阳五行及术数之学，历仕北魏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三朝，官至司徒，经常参与军政机要，深受重用； 寇谦之早年就热衷仙道，修五斗米道，四处云游，广泛了解道教典籍。这样的两个人结识之后，每每谈天说地，相见恨晚。于是，崔浩上书建议太武帝改信道教，寇谦之则吸收佛、儒的长处，将五斗米教改造得更适合统治者使用。

太武帝……择善而从：三年春正月甲申，帝至道坛，亲受符箓，备法驾，旗帜尽青。祭嵩山，建道场，祀真君，改年号……

北魏太武帝

出于佛道天然的对立，灭佛运动在两年后开始，然而，真正的高潮还在两年后：（太平真君六年）九月，卢水胡盖吴聚众反于杏城。这次平叛，皇帝御驾亲征。由于在寺庙发现了兵器，震怒的皇帝认为反贼与寺庙勾结，于是施行了更为严苛的政策：（七年）三月，诏诸州坑沙门，毁诸佛像， 徙长安城内工巧二千家于京师。夏四月甲申，车驾至自长安。戊子，毁鄴城五层佛图。

这场灭佛运动一直到太武帝身死才宣告结束。此后，重臣崔浩被害，崇尚佛教的皇太子即位，余波渐渐淡去。

虽然这一次“法难”对佛教造成了一定打击，但我们也应看到，佛教在整个北魏社会的群众基础是广泛而顽固的，所谓低谷，只在太武帝一朝有所压制，但无论是大臣还是后妃、命妇都喜好佛教，佛教的复起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除此之外，太武帝失败的原因，恐怕还在于他对大臣的严苛。要知道，对佛教的打击虽然客观上对国家的财政和管理有所帮助，但广大的官员士大夫群体并没有明显受益，相反这种过于严苛的律令只会让大臣在人心惶惶中反感，滋生不满情绪。

对于挟北伐之威的皇帝当然不会过分显露，一旦山陵崩，人亡政息，寻常事尔。

二 、汉魏以来的佛道地位消长

乃有巨人名曰佛,自西来入我中国；有庞眉名曰聃，自胡来入我中国，各以其人易中国之人，以其道易中国之道。

1.汉代到晋代

汉魏以来，佛道积极向统治阶层靠拢，历朝历代的宗教政策也充满时代性、阶段性。

首先是东汉时期。在外，公元前后传入的佛教在汉明帝时期逐渐兴盛起来，在内，张天师创立的道教脱胎于先秦老庄以及汉初黄老，从一个民间宗教开始儒家道家佛家智慧，扩大影响力，跻身上层社会。这一时期，主流仍然是儒家，佛道作为士大夫修身养性的爱好，和平共处，官方也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将黄帝、老子和佛陀同祀。佛道地位相差不大。

三国时期，佛教徒积极传教，在东吴受到极大的尊重。相比之下，道教经过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颇有点后力不济的意思。另外儒家道家佛家智慧，各地军阀忙于割据混战，招徕人才，对于宗教也就不那么热情，这一时期，佛道主要在民间发展。

晋代尚清谈，玄学发展得好，道教借此得到大发展，此时佛教虽有支道林这样的高僧，也总棋差一着。佛道的学问，统一归结为玄之又玄的“道”，谈玄成了士林风气，成了上层社会的敲门砖，成了社会地位上升的捷径。

2.南北朝到宋代

南北朝时期的宗教政策则多有反复，主要取决于当时统治者的喜好和朝野的风气。总的来说，都更偏向佛教。南朝梁武帝舍身伺佛自不必说，北朝虽有太武法难和建德毁佛，但我们也要看到这样的灭佛运动都无疾而终、人亡政息，常常是皇帝在与社会风气作对。我们看到的云冈、龙门石窟都在此时建成。

毕竟这样兵连祸结、战乱频仍的年岁，宗教成为了人们重要的精神寄托，一时间，散香火钱、修佛像、寺庙成为风尚。——正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到隋唐以后，佛道又迎来了发展的另一个高峰。大一统王朝稳定、繁荣的社会氛围大大便利了三教的交流互鉴，佛道都发展出更多的流派，展示出更多的学说。这以后，统治者也越来越重视宗教因素对维护统治所起的作用史称“北魏毁佛”与中原本土文化相互影响的交锋，逐渐加强了对佛道的控制与引导，宗教与政权的相处更为“融洽”了。

具体来讲，隋朝崇佛，隋承北周之后，佛教在朝野的接受度更高，皇帝也不例外。唐代选择“老子”作为祖宗，道教也成为国教。但除此之外，或许因为李唐统治者看到佛教耗费太多，侵夺民财，于是加以压制。

真武大帝

宋代，真武信仰在官方和民间发展壮大，真武大帝成为宋朝的护国神，史书编纂了很多皇帝与道教的祥瑞。宋代之所以没有因为反对唐代而压制佛教，恐怕跟它没有直接继承唐代的江山有关。而五代时期与南北朝类似，也是佛教发展的黄金时期。同样为了假托一个祖宗，源于本土的道教自然成为不错的选择。

3.元明清时期

元代皇帝与汉族的关系紧张，接受藏传佛教的影响时间也更早，更加不会推崇道教了。

明代，嘉靖皇帝复尊道教，可是也因此引起朝野的反感，反而对之后道教的发展起了反作用。

清代，为巩固与蒙古族的关系，佛教地位上升，通过加封西藏、蒙古的活佛，政府加强了对当地的控制。宗教方式也是对中国传统羁縻政策的创新和补充。

三 、宗教势力变化的影响因素

宗教的实力变化，主要在两个方面。一者在朝堂，一者在民间。当然，朝廷的态度往往关系着佛道较长一段时间内的“生死存亡”。在朝廷方面，影响宗教势力变化的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1.政权更替

以隋唐为例。

隋代，文帝本人崇佛，北周的社会风气本来也是佛教的群众基础更雄厚。为消除前朝的影响，加快建立新朝的权威，隋文帝恢复佛、道，在放任道教发展的基础上，鼓励佛教的发展。

唐代，为神化皇权，李唐统治者以老子（李耳）为祖，以道教为国教。女主武氏代唐后，尊奉周公，大力扶持佛教的发展，与李唐的道教相抗衡。至于之后唐朝的皇帝竟然闹出“迎佛骨”这样的笑话，大概只是本人的喜好罢了。

2.农民起义

宗教似乎都有点蛊惑人心的作用，虽然皇帝常常打压或者拉踩宗教，但是宗教同样也不是“手无缚鸡之力”。以宗教号召的农民起义向来不少，最著名的有两个。

黄巾起义

道教的黄巾起义。黄巾起义使“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乱世终于到来。虽然说我们并不能把社会多种矛盾的集中爆发简单粗暴地归结到一群忍无可忍的农民身上，但不可否认，正是黄巾起义的爆发，搅动天下风云，将汉朝的遮羞布一把掀开。

佛教是白莲教起义。

淤泥源自混沌启，白莲一现盛世举。这个历史也算源远流长的一个流派让人糊涂。它几乎是以造反为事业。元明之际，反元，清代反清复明，但这并不表示它对汉人的朝代就有多友善。南宋造反，明朝时也是“有活力的社会组织”

3.经济纷争

经济上的矛盾就更好解释了。出家之人不承担世俗赋税，寺庙也有很多无地的农民供养，甚至由此出现了寺庙经济。

简单来讲，佛寺、道观的繁荣发展，使朝廷的主要赋税承担者——自耕农减少，勋贵之家的奴仆也减少了。佛道的发展，占用了大量膏腴之地，大量壮年劳动力，更由于贵族的供养，占有巨大的财富。这些是皇帝和贵族不能容忍的。

我想，这就是支持三武一宗灭佛的动力，也是贵族没有跟皇帝唱反调的最大原因。

4.个人喜好

北宋有道君皇帝宋徽宗，明代有一心求仙问道的嘉靖皇帝，南朝有忠实的信徒梁武帝，这些都可算作出于个人喜好的政策引导。

当然，唯辟作福，具体来讲，梁武帝有社会风气的影响，嘉靖帝有想要长生的“传统”观念作祟。至于宋徽宗，一方面，道教是宋朝的国教，真武大帝是护国之神，另一方面，无力的军队、外交也使无心政事的宋徽宗更乐于在宗教中麻痹自己。

5.宗教

相比较而言，佛教深入民间，道教居于庙堂；佛教高僧辈出，道教默默无闻；佛教典籍众多，道教散乱，不成体系；佛教历史深远，传自域外，道教源自中国，历史较短……

四、 佛道文化对中华文化的相互影响

说到王权与教权，不由让人想到国外的状况。古埃及、波斯、英国、德国都曾有多次宗教改革，总的来说，目的在于压制教权，加强王权，或者哪怕仅仅平衡一下教权与王权的关系。然而，结果并不让人满意。在埃及，阿蒙祭司集团控制政局，欧洲也有丕平献土、特诺莎之辱这样的事。

相对来说，中国简直就是特例。

在中国，桀骜不驯的宗教成为君主教导、管理人民的利器，成为丰富本土文化的养料。

哲学上，佛道的观念使中国哲学得到迅速发展，因果论、辩证法都是佛道的精华所在。而以士大夫为例，从王维“隐于朝堂”开始，儒道兼济的思想就成为读书人回避政治黑暗的现实，获取心灵的安宁的最佳方式。

生活中，佛、道的用语也无处不在。一刹那、一须臾原来都不是本土词语，然而我们有几人还记得它们曾出于异域一棵菩提树下的顿悟呢。

用舍由时史称“北魏毁佛”与中原本土文化相互影响的交锋，行藏在我的旷达心胸，虽然也曾在四书五经里出现过只言片语，可是正是宗教的发展，才使这样的观念大行，为积极入世的儒家提供了适当的润滑剂。

五 、小结

看汉魏以来佛道的此消彼长，跟当时的社会风气、朝廷风向息息相关，两者地位变化的过程，也就是佛教不断中国化，道教不断官方化来适应统治者需要的过程。佛道的“斗法”，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成为中国历代政局变化的侧写。

更进一步说，佛教、道教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和儒家理学的成长做出重要贡献。它们之间的地位变化虽然精彩，但都可以归结为中国境内的宗教“内战”，理越辩越明。

参考文献

1.《中国论》

2.《原道》

3.《北史》